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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20, No.3, May-June 2025
Title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脉络、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作者简介
干春晖1 贾文星*2
1上海社会科学院
2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邮箱:jwx2024@sass.org.cn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新形势、新时期下的新要求、新举措。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脉络、内涵特征以及战略路径,为推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优化与升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科学化。通过梳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文概述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协调性、市场化体系改革的标准性、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备性、高水平内外开放的广泛性四大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统筹财税金融改革、深化对外开放、强化风险防控体系,共同构成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战略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内涵特征;战略路径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探索实践,中国已实现了从单一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并逐步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创造性地回答了“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问题(任保平、李培伟,2024)。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新形势、新时期下的新要求、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出现新的结构性冲突与对抗,“半全球化”“慢全球化”“逆全球化”等声音甚嚣尘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经济已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社会经济转型仍然是一个时期内的重要任务,赋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要求。在此背景下,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同社会发展相适应,不仅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脉络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构建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主脉络看,通过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科学化,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型,并逐步形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体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建设内容分脉络看,通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以及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最终实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脉络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于1979年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塑,也是对西方传统主流思想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尖锐对立的突破(胡家勇,2016)。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也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层逻辑(蔡昉等,202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成长且面临风险的关键时期,“南方谈话”为进一步推动改革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得到长足发展。
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作出创新性界定。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擘画了宏伟蓝图。在构建目标和基本框架明确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历了渐进式的发展历程。经过近十年的摸索,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前提和支撑,明确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压舱石”的作用。党的十七大后,各项改革不断细化,积极破除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梗阻,围绕统筹处理政府与市场、国企和民营经济、国内和国外市场等关系,以及完善市场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国家宏观治理能力、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
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这一制度刚性规定的方式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模式变革的深刻认可,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表明了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内在一致性(林志友、李子忻,2021),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具备相对成熟条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期限,即“到二零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契合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期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脉络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演变。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就提出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经历了动态博弈、制度合作和功能协调的过程(任保平、李培伟,2024),在政府宏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从十四大开始就被明确赋予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基础性”作用调整为“决定性”作用,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性、渐进式的完善,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总体来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调节资源的分配,使得各种要素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生产决策,竞争促使企业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吸引顾客,市场上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消费者则根据价格选择商品和服务,从而优化整个经济体系中的资源配置。
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8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分别占77.6%和22.4%,只存在零散个体工商户。党的十二大赋予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的地位,党的十三大则首次承认和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学术争论,坚定了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申始占、杨春学,2024)。此外,1992年前后,国企改革也由初步探索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并逐步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截至1997年底,国家确定了分类指导方案,集中抓千家重点企业,民营经济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盘活了大量国有资产。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党的十六大则进一步形成了“两个毫不动摇”重要论述。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不断对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等作出新的部署,国企、民企、外企多元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其中,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使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是相辅相成的,早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指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党的十六大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新要求,赋予了市场体系“现代”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被提出并逐步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包括高标准的市场基础制度、高质量的市场发展环境、高效率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制度、高效能的市场监管机制等方面(马建堂,2021;任保平,202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联系起来,并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具体内容和方向。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及特征
(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
社会主义特色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推动构建更加完善、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认识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机结合,形成独特的体制优势。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邓力平,2022),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始终服务于人民利益,旨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相结合(陈龙,2022),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
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创新措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和完善。但作为一项复杂而系统精密的任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发育仍不充分、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痛点难点。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特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互补共存,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政策工具,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强化制度型开放,确保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一是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协调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调优势,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逄锦聚、荆克迪,2020)。“有效市场”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和激励机制推动要素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有为政府”则通过政策引导、法规制定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协同发展。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协调性不仅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活力,还确保了政府在关键领域的有效调控,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
二是市场化体系改革的规范性。市场化改革需遵循一套明确、统一且高效的规则体系,以确保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开放共享和自由流动。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统一的市场基本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为要素市场的顺畅运行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有效破除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壁垒,确保监管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旨在形成要素流动畅通、价格反应灵活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刘戒骄、刘冰冰,2023),推动要素根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实现有效配置,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奠定基础。
三是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备性。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备性直接关系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加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推动市场规则和监管的公平统一。构建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产权保护司法体制,能够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通过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简化市场准入流程,降低事前成本,增强要素自由流动,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反垄断力度、创新反垄断行为监管模式,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积极性,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四是高水平内外开放的广泛性。深化高水平内外开放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向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必然趋势(简新华,202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开放型经济,其内在机制要求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高水平内外开放的广泛性,意味着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交流等多个领域,减少或取消保护主义限制和措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通过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的自由流动和高效利用。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原则,确保在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安全。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一)处理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
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这要求处理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整体实力,也要积极推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形成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的所有制经济体系。这决定了要充分激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在要素使用、市场竞争和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公平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内生强劲的发展韧性(申始占、杨春学,2024)。
从分配方式来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健全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要求根植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基础,并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按劳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为市场经济趋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其反对平均主义的特点与市场经济发展动力相契合,实现了市场经济与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和谐统一。同时,按生产要素分配作为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赋予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最终生产成果分配的权利,有效激发生产要素流入市场,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增强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
(二)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义。政府与市场作为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体,“有为政府”的角色在于通过政策扶持、监管国有资产、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等手段,解决市场失灵、贫富分化、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而“有效市场”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促进经济效益最大化。但从现实维度来看,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发展存在机制仍不健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在关键要素领域,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尚待进一步提升;出于局部利益考虑,部分地区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整体效能。
为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政府与市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复杂系统。只有推进政府和市场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力,才能构建更可持续、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林志友、李子忻,2021)。这要求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职能边界,优化政府职能配置,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的补充与引导作用,从而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三)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表现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着既竞争又合作、相互补充的紧密关系。国有企业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层面的深刻变革,通过“制度嵌入-体制改革”的渐进式路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任保平、李培伟,2024),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为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投资领域,不仅有助于增强国资国企的核心功能与竞争力,同时能够有效避免对民营经济的市场挤出效应,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竞争行为主体(刘伟,2024)。民营企业的壮大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水平,还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更好地完善和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内外环境严峻、市场盈利下滑、企业循环不畅等严峻挑战。为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保障民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参与者的公平地位,以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效能互补,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四)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着力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协同推进深化对内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在新发展格局下,依托国内大循环,畅通国际循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还能促进国内外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从早期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向“一个市场、一种资源”转变,独立自主参与全球化进程,避免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附庸。国内市场方面,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刘志彪,2022),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支撑,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市场功能完善与强大,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平衡国内与国际市场双循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市场方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征客观上要求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刘志彪,2023)。通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嵌入国际市场,推动规则变革和优化制度设计,形成与国际经贸活动中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规则和制度体系,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种内外市场的有机衔接,不仅促进了国内外资源、技术、市场的有效整合,还提升了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路径
(一)发挥制度优势,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一是建设“有效市场”。充分利用价格机制,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指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资源的科学有效配置。强化竞争机制,打破市场分割,激励企业科技创新和管理提质,促进优胜劣汰。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有效的产权激励,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决策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市场经济提供强大动力。二是打造“有为政府”。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协同实施,确保政策执行的一致性与前瞻性。同时,完善社会信用与监管体系,强化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市场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府服务效率,营造公平、健康、法治的市场环境。
(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效能互补
以优质服务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推进国企民企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立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通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积极推动相关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源重组,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大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布局力度,增强其在新兴产业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二是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国家层面制定并不断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法规体系,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提高法律执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政府服务数字化与智能化,提升政策执行协同性,消除不同领域、部门和层级之间的障碍,提高政策的连贯性、一致性和协同性。
(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核心在于打破地域壁垒,促进区域市场的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一是强化市场治理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通过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及优化产权制度,为市场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同时,深化政府规制改革,通过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鼓励企业间的正当竞争,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产品与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升级。二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网络等关键设施的建设与升级,打破行业与地域的固有壁垒,有效降低商品与要素的流动成本,促进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市场一体化提供有力支撑。三是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机制。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促进全国市场的统一与深度融合。加强市场监管的公平统一,建立健全跨地区、跨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能,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
(四)深化市场机制改革,激活市场发展潜能
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细化与优化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是完善价格机制,确保市场价格能够精准反映供需动态,从而有效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具体而言,加强对价格形成过程的监管,坚决打击市场垄断和价格操纵行为,以确保价格信号的真实性和透明度,为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提供坚实基础。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健全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知识产权等要素市场的交易平台,拓展要素交易平台的功能,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以提供公开、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促进要素的合理定价和有效流通。另一方面,积极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和标准,打破地区和行业的市场壁垒,实现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公平配置。三是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一方面,加快构建绿色能源、数字产品等领域的准入政策体系,通过明确准入标准、优化审批流程等措施,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和服务体系,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加快应用、迭代升级,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完善企业退出制度。明确企业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企业退出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建立高效、便捷的破产清算程序,降低企业破产成本,提高破产案件的审理效率。
(五)坚持法治先行,强化法治基础保障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战略路径。一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化,规范统一产权纠纷案件的执法司法体系和法律适用标准,强化执法司法部门的工作协同,提升涉产权执法领域的决策和执行水平,确保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产权。二是完善公平竞争机制。一方面,健全公平竞争政策体系,丰富竞争监管执法工具,加大典型违法案件查处力度,持续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进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加强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帮助经营者识别、评估和管控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律风险。
(六)统筹财税金融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健全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通过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透明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二是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创新及促进公平竞争,进一步增强市场经济主体活力。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减免,增强其再投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现代化金融体系,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金流动,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需求,推动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同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鼓励金融机构设立创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为初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七)深化对外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一是推进贸易便利化。通过数字技术,进一步简化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丰富贸易支付结算的渠道和工具,积极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升外汇业务办理和资金结算的效率。二是健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通过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外资准入,构建外资服务生态体系,推动高水平开放和全面依法治国。三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组织的紧密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同时,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扩大自主开放领域,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八)强化风险防控体系,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
强化风险防控是确保经济长期稳定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形成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稳定环境,推动市场活力的持续释放。一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与响应机制。通过整合宏观经济数据、金融市场信息、企业运营状况等多维度数据,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风险监控和评估工作。同时,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通过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实施行业监管措施,有效遏制风险扩散,维护市场稳定。二是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流动性管理和信贷质量符合监管要求。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并纠正市场违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扩散。三是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贯彻落实,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水平。
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新发展阶段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上升为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系统性的战略部署与深入的实践探索。在此过程中,深化市场机制变革、完善法治环境体系、促进市场深度融合、实施全面开放战略、强化创新驱动引擎以及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共同构成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未来方向。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更加灵敏、高效的市场反应机制;不断完善法治环境体系,确保市场公平透明,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将市场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作为重要方向,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深化区域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深入实施全面开放战略,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同时,持续加强创新驱动能力,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以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系列举措将共同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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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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