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第一涉外抢劫大案，其中内幕让人意外（一）

1950年2月10日，星期五，腊月二十四，上海，晚上七点。

上海已经解放半年多，此时的上海一片繁荣，南京路、淮海路、外滩、北站、十六铺码头等地还是还灯火辉煌，虽然春节的脚步已悄然临近，但毕竟是寒冷的冬夜，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在家歇息，夜色中的上海是一片静谧。

在位于市区南侧的卢家湾区高雄路上，疾步走来三个男子，三人都穿着米黄色的军用羊毛风衣，戴着同样颜色的绒线帽，而且都戴着白色大口罩，这种装扮在当时并不稀奇，在上海滩街头这种装束的行人已经成为马路一景，因为这些都是二战结束后，美军的剩余军用物资交由联合国驻华救济部门作为战后救济物资处理了。因此在民间此类东西甚多，马路上巡逻执勤的警察虽然看到，但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三个人疾步来到高雄路213号，这是一幢平房民居，正中一间，两侧前后两间，前面有一个由竹子编成的篱笆院墙，而213号民居的主人可不是一般人，男主是来自瑞典的亨利克·本格森，他在上海开着一家制造车床、刨床、钻床、电焊等设备齐全的小工厂。妻子是来自加拿大的爱莉，二人生了两个女儿，当时两个孩子正在上小学，因为当时正在放寒假，一家四口都在家里。

这三人停下脚步后四下观望发现无人的时候，站在中间的男人敲了敲门，这时里面传出女主人爱莉的声音，说的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谁啊？”

敲门者答：“我是邻居老曹，我闺女出嫁了，我来送喜糖。”

本格森一家虽然在高雄路上住了十年有余，但跟中国邻居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不过他们也曾遇到过邻里们分发结婚喜糖、生子红蛋的事情，对此爱莉并不感到意外，虽然她并不记得自己家附近有个邻居姓曹。

于是，她连想都没有想，就走出屋子打开了院门，就这样亲自把从三个强盗“请”进了家门，此时正在内宅的本格森突然听见妻子爱莉发出一声尖叫，但随后就没有声了，本格森不由得吃了一惊，急忙从内宅书房疾步来到客厅，不由得大吃一惊，与三个挟持妻子的强盗面对面。还没等他讲话，已被对方的手枪逼住：“不许动！”

接着本格森全家四口被集中在客厅里，夫妇俩在交出身上的钱包、首饰、手表、眼镜、钢笔后，被要求挤坐在对着墙壁的长沙发上。那个自称站在本格森的背后，枪口对着本格森的后脑勺上顶了一下，口气阴森地道：“本格森先生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对你的财产感兴趣，只要交出全部的财产，我保证你们全家四口毫发无损！”本格森用点头加“唔唔”表示愿意配合。此时是那两个人在本格森的家里四处翻腾，又找到一些皮衣、皮鞋，金表等等，都是世界名牌。

但就找到这么点东西显然并没有让三人满意，老曹于是又用了左轮手枪顶了一下本格森的后脑勺后又道：“本格森先生，你在上海滩混了二十来年，就这么点东西，你莫非真的是要钱不要命，我都打听清楚了，你的那家五金工厂已经盘给他人了，你准备拿着银子带着家小回瑞典去了？人家支付给你的钱呢”。

本格森这才知道，自己这是被盯上了，是有的放矢，于是道：“五金行确实转让给别人了，至于款子是直接通过银行划到瑞典那边的银行账户去了。”

老曹这时又道：“那好我权且相信你，不过，丑话说在头里，若是此言不实，我绝不会放过你全家！到那时，上海滩的规矩你比我清楚”，说完之后，老曹带着几个人匆匆而去。

很快，上海公安局卢家湾分局接到报案，值班副局长刘煜随即派刑侦队派员出警，由于该案受害人是瑞典侨民，属于涉外案件，刘煜当即向市局值班室打电话报告了情况。卢家湾分局的五名警察赶到本格森家，勘查现场并向本格森夫妇询问了被劫的一应情况。那时上海的侦破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警方先提取指纹、脚印，检查撬痕，查找案犯遗留物之类。

本格森夫妇向警方通报了损失：女式两克拉钻戒一枚、18K金项链两条、24K金项链两条、24K金戒指一枚、男女手表四块、怀表三块、男式18K金眼镜框架一副、男女皮装四件、人民币三百四十二万元(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四十二元)。

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治安形势甚为严峻，刑事案件特别是抢劫案件频发，但经过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刑案发生率迅速下降。但谁也没有想到，在上海解放八个月之后，忽然发生了这样一起涉外持枪抢劫案，此案引起市局领导的重视，为此，案发次日上午十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下达命令：由市局、卢家湾分局组成精干刑警组成专案组对“2·10”抢劫案进行侦破。

当天中午十二点，以市局黄明山为首八人专案组正式成立。下午两点，专案组在卢家湾分局驻地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之前，卢家湾分局已经给全市分局发布消息，要求各分局在各自的辖区内协助进行销赃布控。

在案情分析会上，众人话题渐渐集中到案犯在实施抢劫时对本格森的逼问上，那个自称老曹的强盗头居然知道本格森转让五金行所获得的款子问题，这说明案犯是有目的而来，而且是知根知底，警方在向本格森问及过过五金行转让的价格，但被本格森拒绝，就此推断那笔转让款不会是小数目。案犯也肯定是冲着本格森的这笔钱来的，那么他们事先肯定知晓本格森将北京路上的五金行盘给他人准备回国之事，于是就准备干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长黄明山让两人值守当班，其余六人分为两队，一队去找本格森了解转让五金行之事，但绝对不能勉强，另—队去工商局，去调查接盘的那个下家的姓名、地址进行调查，本格森面对警方的问询自然拒绝回答，说这是商业机密。

另一路刑警老费、老解和诸葛嘉三人先去了工商局，根据工商局登记查到，盘下本格森转五金行的那人叫蒋佩纯，现在居住在住新成区重庆南路如福里。转让金额是人民币七千六百八十万元（折合现在七万多）。在当时能但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的，绝对是巨富，于是警方开始调查这个“大款”。

蒋佩纯是浙江宁波人氏，十三岁开始就在上海法租界“大福字五金行”做学徒，后来又跟一个法国老板开的贸易洋行当业务员，由于脑子活络，口舌伶俐，很受法国老板的器重。七年后，蒋佩纯用多年的积蓄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五金店铺。不过二十年，蒋佩纯已经在上海滩拥有三家五金行和一家五金工具制造厂，抗战时期，蒋佩纯曾为新四军提供过被日军严令禁销禁运的物资。

警方就此认为这个蒋佩纯是一位进步人士，在2月12日上午，老费、老解、诸葛嘉三人来到蒋佩纯家里拜访，蒋佩纯面对警方的问询，将盘下本格森铺子的情况向警方如实作了陈述，并于2月7日将款子打进本格森的账户，蒋佩纯还表示，出于商业保密，具体知道这项交易的人不多，除了财务部门的人员之外，还包括二是五金行业公会，工商局以及中国银行。最后蒋佩纯让公司财务张宗德，让他把能知道此事 所有人员一一写下来。

张宗德，曾留学日本学习财政，先后在松沪护军使衙门、法租界洋行、公共租界工部局、日伪政权和国民党警察局干过财务工作，解放后经朋友介绍到蒋佩纯这里做了总账房。张宗德此时还对警方 表示，不知三位警官先生此行是不是来调查与什么案子相关的线索的？如果无须保密，是否可以说明一二，或许能够提供一丝半点儿线索也说不定。”

刑警老费于是就告诉了本格森家里被抢劫一事，张宗德听后就说出了这个嫌疑人的姓名：张镜大。张镜大是张宗德嫡亲的侄子，二十八岁，最初在客运小火轮上做了五年的轮机员，因为沾染了赌博恶习，晚上经常通宵达旦赌博，睡眠不足，白天上班时就时不时瞌睡一会儿。不想因为他的疏忽导致了一次大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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