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敌军中将送给粟裕一包香烟，粟裕看后大怒：处决电报科长

香烟盒送来那天，粟裕没说话，他打开盖子，看了一眼，又合上，身边几个参谋都没看出异常。

二十分钟后，全军进入无线电静默，骑兵出发，去追回一队已经出发的高级干部，再迟半天，整个指挥系统可能被一锅端。

施亚夫的身份与任务

1942年，苏中南通，一个穿着汪伪军服的中将走进日军司令部，脸上带着讨好式的微笑。

他姓施，叫施亚夫，1915年出生，江苏南通人，三年前，他在上海地下党接到一个任务：化名，伪装，投靠敌人。

当时的情报战极度残酷，失败就是死，施亚夫知道，他是党员，也曾在上海英租界被日本宪兵拷打过。

牙掉了几颗，手骨裂过，那年秋天，地下党换了一批人，他没走，留了下来。

1941年，他以“施中将”身份进入汪伪军第七师，被任命为师长。

三个月后，他第一次与新四军苏中军分区联系上，递过去一份南通港口兵力布置图，写在油纸上，塞在一包烟里，烟递出去了，他在日军眼皮底下活了下来。

日军没有怀疑，施亚夫每次都把真话藏在“忠诚”里，他主动提建议，带部队“剿匪”，还亲自写报告送给日军南通司令官小林信男。

小林信男，1937年就在上海作战，是个老牌陆军少将，狡猾、谨慎、手段凶狠，他对施亚夫还算信任。

直到1942年11月，一场“清乡”会议上，他说漏了一句话，施亚夫听见了。

“新四军的行动图我们已掌握，有几名高级干部正往回走。”

一句话，戳穿了假象。

日军的“清乡”计划

这年冬天冷得早，11月上旬，南通沿江已封冻，草丛积雪，一切准备就绪。

会议在伪军师部召开，施亚夫到场时，屋里已有两个日本军官和三个汪伪头目，小林信男坐在最中间，语气冷静，他讲了十分钟，强调一个重点：

“这次清乡，目标不是士兵，是指挥系统。”

他用日语说，施亚夫听得清楚，小林信男挥手，翻开一张地图，用木棒点住上面几条红线，每一条，都是一队新四军高层返程路线。

其中一条写着：叶飞——靖江南渡——海安——江都。

没人能解释这些信息怎么来的，新四军没有泄密记录，没有审讯失口，敌人直接绕过外围，打算端核心。

施亚夫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日军看似草率，其实极其注重情报准备，能掌握这些信息，内部出了问题。

散会后，他没有回驻地，去了自己留在南通的旧宅，地板下藏着一只锡盒，里面有三样东西：党组织交代任务的信，几张空白画纸，一只耳机模型。

他把耳机画下来，裁成小纸条，塞进香烟盒。

香烟盒的传递

这盒烟，在1942年11月12日清晨，被一个少年送到了苏中军分区的联络点。

孩子十四岁，穿灰布棉衣，夹着麻绳背带，他只说一句话：“施先生的烟。”

接头人把烟带到黄桥，再由骑兵昼夜兼程送至粟裕所在的司令部，那是盐城南郊一处小镇，叫八滩，地势平，荒草密。

粟裕那天正在调兵。

他接过香烟盒，打开一看，里面烟没动，盒盖内侧有铅笔画的线条，一副耳机模型，带一段电台线，他明白了。

电台，是新四军命脉，泄密八成出在电报科。

粟裕没开会，没动声色，他叫来作战参谋，一句话：“关闭所有电台，所有频道进入静默。”

参谋愣了一下：“全面？”

“全面。”

随后他下达第二道命令：“拦住叶飞和管文蔚，马上调路线，不要走靖江，原路折返。”

那支小队刚刚从后方开完会，准备返程，全是军分区主官，包括叶飞、管文蔚、邓子恢、傅秋涛。

他们原路线是沿运河东岸返回，路过三座村镇，正是日军重点设伏区。

骑兵连在夜里出发，三十里一个接一个地追，凌晨四点，终于在江都东郊把人追上。

几名干部被紧急带离，换线走盐城北线，回程多绕了三天，但安全。

粟裕没睡，他叫来保卫干事，让人搜查电报科。

这科负责密码编发、电文传递和电台维护，科长张文昌是红军出身，从赣南上来，跟过陈毅，是个老资格。

粟裕只说一句：“电台有问题，翻。”

搜了一夜，屋角夹层里发现一块破旧皮革，内衬有一张日军军用密码本，印有“陆军第五通信队”编号，还有几页乱码。

粟裕看完，把书一合：“交军法处。”张文昌被带走，一句话没说。

电报科长的覆灭

第二天下午，部队集合，没有公开宣判，没枪决仪式。

张文昌在营区后林子里被执行，枪声不响，只有一声，子弹穿透后脑，他倒在松针上。

部队没有散，电报科由副科长接手，电台恢复前，粟裕亲自审定每一条电文。

清点密电记录，确实有多次通联内容在错误时间泄露，包括叶飞返程路径、盐城兵力调动和物资仓储坐标。

有两次，日军伏击精确至十米范围，最早一次发生在8月，这不是猜测，是渗透，现在真相清楚了。

张文昌的供词后来被记录于档案中，承认收受物资，暗通敌军，他不是被策反，是主动，理由写得简单：“怕死。”

香烟盒里的耳机图案

那副耳机图，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

粟裕不是第一次收到情报，但这是第一次，他看到施亚夫用图画传递警告，没有字，没有数字，只有一副耳机和电线，画得极细。

“太像了。”粟裕手下的无线电参谋看了一眼，说得很轻。

“这是我们电台用的B-2型耳机，原装苏联的，南线电报科才配发。”

粟裕把烟盒举在灯下，反复看，他认得这种画法，施亚夫用过，在1941年的一次兵力通报里，曾用手绘表示武器类型，那次他画的是迫击炮。

“说明不是误画。他要我们查电报科。”粟裕说完，直接吩咐：“电报科名单，调我桌上来。”

名单是副官抄的，当时电报科总共28人，其中4名老兵，14名新调，10人从苏北抽调支援，轮岗密集，粟裕只看了一分钟，指住一个名字：“张文昌。”

他没多说理由，张文昌出身红军，技术强，最早参加长征，背景干净，就是太干净了。

几次密电错误，出现在张文昌值班期间，日军伏击叶飞的路段，正是他发出返程路线的那晚。

可惜，当时没人怀疑，事后复查电文记录，才发现，那几条内容根本不该通过主频发出。

电报内容经常分层处理，真正核心的调动命令，一般通过密写加密码本加限级权限。

但电台操作员能看头几句格式，张文昌就是科室里唯一一个能修改发报内容的人员。

他懂密码，也懂人性。

情报背后的较量

“你为什么要干这事？” 这是审讯记录里的第一句。

张文昌起初不说话，脸僵着，后来只回一句：“怕死。”

他说，他的妹妹在南昌当护士，1940年被抓进日本宪兵队，活不见人，他托关系求了人，最后日军开条件：提供无线电频率样本。

他拒绝了，对方威胁他，说他妹妹还活着，给他看了一根断了的手指，张文昌信了。

从1941年起，他开始在电报中夹带信息，不是明文，而是通过频率微调、呼号偏移、电文格式漏洞。

都是极其细小的变化，普通监听无法分辨，专业监听可以判断出发报点。

这是职业级间谍的手法，不是普通士兵干得出来的。

他承认的只是一部分，更多内容，是从缴获的那本日军密码本中反推出来的。

那本密码本后来被送至新四军军部，转交中共中央华中局，上面编号为“第5通信中队备用密码簿”，使用日期为1942年8月—12月，部分电文已核实与新四军被监听电台一致。

其中两页有记录：“X点发报点，与Y点通联，疑似目标为军分区。”

这是对新四军内部的精准定位。

而张文昌，在这期间值班43次，每次发报时间，都与监听记录匹配。

他没交代施亚夫，他不知道这个中将正在替他向粟裕传递死亡信号。

施亚夫没法知道密码是谁泄露的，他只能画耳机，提醒上级自查。

施亚夫的背后

1942年冬，苏中游击区被日军分割三段，海安、如皋、江都成了断点，大部队难以行动，只有情报员还在穿梭。

施亚夫在如皋被围困三天，借“扫荡协防”借口脱身。

他藏在伪军运输队中，每天带三十名士兵“协助日军清查”，晚上却把队伍拉出镇子，在野地里住，理由是“防止共产党夜袭”，日军信了。

他趁夜把第二批情报用旧报纸包好，交给运输车司机，让其送到如东县，他知道烟盒不安全了，日军已经开始清点私人物品。

这批情报后来送至盐城，是苏中根据地四十天内唯一一次获取敌人真实布防图。

包括海安以南第13师团兵力调配、南通港武器补给流向、靖江港工事建设图纸。

施亚夫写在纸上的话只有一句：“电报泄密继续，日军判断新四军兵力来源靠监听。”

这句话，是他在一次喝酒后从一个日军少佐口中套出来的，对方酒后失口，说：“共产党部队很准时，他们调人我们提前就知道。”

这话句句要命。

军法执行后的变化

张文昌死后，电报科重组，粟裕亲自定下三条：

1、每条电文不准单人审发，须经双人核定；
2、密码本由主官专管，不得复印，不得拍照；
3、每月调整一次密钥格式，由总部统一发放。

原电报科28人，调离22人，留下6人重新轮训。

粟裕后来总结：“电报科比前线还危险。”

施亚夫的身份，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公开，他从未暴露过，他的上级联络员在1944年牺牲，他孤身一人继续活动。

1945年，苏中战役前夕，他以“协防部队”为名，引导新四军避开日军埋伏口袋。

他从未拿过报酬，只留下一句话：

“我那年收了第一封电报，就知道迟早要有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