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河文化地标｜《孙子兵法》何以风靡全球2500年

文｜张向阳

春秋时期，一部饱经战火洗礼的旷世兵书诞生，穿越两千余年烽烟，至今仍被奉为博弈智慧的圭臬。《孙子兵法》不仅是冷兵器时代的制胜法典，更成为现代政治、经济乃至全球战略破局的哲理密钥。时隔2500年，它何以历久弥新？答案就藏在其超越时空限制的哲学内核中，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终极目标，阐述“有限暴力＋无限智慧”的底层逻辑，以“唯人是保”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底线关怀，为解决冲突与合作的抉择问题，提供古而不老的东方答案。

已超越军事范围

孙武，字长卿，春秋时期齐国人，出身军事世家，年幼时就受到军事技能和兵家思维的熏陶，后来潜心研究兵学，着手《孙子兵法》这部旷世巨著的写作。齐景公时“四族谋为乱”，孙武被迫带着兵书离开齐国，避往千里之外的吴国。“言之于齐，明之吴越”，也就是说，《孙子兵法》六千言是在齐国写成的，孙武投奔到吴国之后进献给吴王。

对于“兵圣故里”的探究，史学界产生了广饶说、惠民说、乐安说等观点，虽然历史上地域划分存在争议，但这些地方都处于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诞生了尚武精神、兵学智慧并非偶然。3000年前的周师齐祖姜太公，是齐文化兵学传统的开创者，姜太公辅佐周武王伐纣时，以“文伐”策略分化瓦解商朝势力，奠定了齐国“尚谋略、重奇袭”的兵学基调，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姜太公采用三种奇袭战术以少胜多，被《诗经》赞为“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齐国贤相管仲不但是政治家、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文韬武略的军事家，《管子》中提出“义战慎战，至善不战”，其军事改革理念成为齐兵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齐国还有一位早于孙子的军事家司马穰苴，强调“以战止战”，提出“攻心为上”的战争法则，成为齐兵学的重要源头。植根于“尚武强兵”的齐文化土壤中，《孙子兵法》集前人之大成，形成完整的战略思维体系，将齐国的兵学思想推向巅峰。从姜太公的“文伐”到孙武的“伐谋伐交”，到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到孙膑的《孙膑兵法》传承并发展了齐兵学，齐国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成就了历史辉煌，更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跨越千年的战略智慧。

孙子核心理念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安国全军”等思想，相比单纯的“以力取胜”，孙子更注重“知彼知己”的信息意识、“以智取胜”的谋略意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意识，《孙子兵法》善于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强调只有具备宏观战略思维才能掌控战争的全局。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都对孙武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在战争中的应用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现代战争新技术、新理念层出不穷，战争形式更加多样，与古代冷兵器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战争的基本原理上仍有相通之处，孙子提出的军事原则仍有普遍价值，例如，“知己知彼”的理念在现代信息战中仍是核心要素，“兵无常势”“避实击虚”“以迂为直”等战术原则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得到了广泛应用。今天《孙子兵法》的思想影响，已超越军事范围，在政治、经济、商业等领域为人们的思维方法与行为模式提供了久远的文化启迪。

有学者认为，当代战争呈现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交织的特点，突破了传统军事对抗的单一模式，具有混合性与多维性，涵盖经济对抗、网络攻防、舆论战和心理战等混合领域。孙子提出的“伐谋伐交”思想强调通过谋略与外交手段瓦解敌方意志，与大国博弈的“混合战争”的形态高度契合。现代战争的规模、烈度与目标更趋精准化，追求以最小代价实现政治目的。这与《孙子兵法》“全胜”思想一脉相承——通过威慑、遏制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终极目标，避免直接军事冲突造成的全面破坏。《孙子兵法》中的慎战观、全胜观对现代战争有着指导意义，强调“兵者，国之大事”的敬畏意识，蕴含着“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辩证关系，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通过综合国力竞争、国际规则塑造等非武力手段实现战略目标，降低战争风险。当代战争虽已迈入智能化时代，但《孙子兵法》中敬畏战争、追求全胜、重视谋略等思想仍具有普适性，这种“有限暴力＋无限智慧”的古代东方战争哲学，正在重构全球战略博弈的底层逻辑。

更加重视“软实力”

2500年前的孙子重视谋略，更重视实力。他不但注重战争中的硬实力，还注重战争中的软实力作用。《孙子兵法》超越军事著作的范畴，涉及更广泛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软实力方面。

孙子对软实力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战略思维和谋略的运用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作战原则，强调通过智谋和外交手段来达到目的，最好的战略是通过谋略使敌人不战而降，而非单纯的冲突与对抗。

孙子认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把政治、自然、地形、人事、制度纳入整体的运筹框架，对各个因素进行敌我对比分析，打破了单纯以兵马武器等硬实力论胜负的局限认识，量化胜负概率，形成早期的战略评估体系。

《孙子兵法》中的软实力主要以“道”为首，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讲究“以德服人”。有道就是儒家的王道，道义是价值认同，能产生巨大号召力、凝聚力。“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取得人民的共识和拥护，强调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软实力还包括通过合理的分配和奖励机制，“赏罚孰明”激发民众和士兵的积极性和忠诚度，从而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孙武指挥养城之战，面对强敌楚国，吴军分编成三支劲旅，运用疲敌之计，肆楚疲楚。夺取和掌握战争主动权，是作战中永远不变的真理，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楚军被拖到疲惫不堪、丧失战斗力之时，吴军养精蓄锐，士气正盛，在孙武指挥下一举击败楚军。在柏举之战中，三国联军先按孙武“以迂为直”“攻其必救”的战略，表面去救蔡国，实则出其不意攻楚都郢城。进抵淮汭后，兵贵神速，孙武决定不用吴军擅长的水战，而是舍舟登陆，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击，出奇制胜。

“唯人是保”的人道精神

《孙子兵法》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闪耀着传统哲学的智慧，孙子对“奇正”“虚实”“常变”“义利”“迂直”等方面进行了辩证阐述，指出这些辩证关系的相互转化性，“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战术。这些阴阳之道、对立统一的观念，与易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阴阳转化达到动态平衡的思想一脉相承，与道家的阴阳思想也不谋而合。

“自古知兵非好战”，战争是残酷的，然而作为东方兵学代表的《孙子兵法》中却蕴含着仁慈道义之心，与主张仁爱的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他主张为道义而战，主张控制战争，控制暴力，尽可能降低战争危害；他关注战争伦理，具有“唯人是保”的人道精神。传统兵学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战争的最高原则，而非完全消灭对手，孙子的战争思想在二战后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认为他树立了“反战先贤”形象，彰显了在道义层面对战争的深刻思考，是中国传统兵学“以仁为本”的体现，体现了人类终极关怀的情怀。

在孙子的思想中还闪耀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尚和”精神，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正相契合。

大家熟知的成语“同舟共济”就出自《孙子兵法》。孙子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春秋时，吴国和越国经常打仗，敌视甚深。有一次吴国人和越国人坐同一条船渡河，遇到大风大浪，相互救助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默契，共同渡过险境。这告诉我们，面对共同挑战、共同威胁，相互竞争的对手也应该放弃成见，共渡难关。作为军事家，孙子不是一味强调竞争和碰撞，而是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合作，蕴藏着解决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战争和对抗并非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以和平、对话与合作的方式携手共进、同舟共济，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黄河三角洲地处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之地，大河的滔滔气势，海纳百川的胸怀，共同激荡出创新而包容的文化气质，孕育出博大精深、刚健雄奇的兵家文化。“经天纬地曰文，威强睿德曰武”，在黄河滋润的齐鲁大地上，文圣孔子、武圣孙子秉承“天人合一”“济世安国”的精神，共同编织出了中华文明的经纬线，他们如同推动文明航船的两只巨桨，劈波斩浪；亦如两座巍峨耸立的山峰，仰之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