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谷池里到沙鹅村: 明清时期贵阳府贵筑县“羊子窝”地名演变

地名沿革与历史脉络

明代贵阳府贵筑县谷池里五甲的地理归属，是理解云贵高原地名演变的关键锁钥。

据《友谅公宗谱》记载，陈氏家族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由赣入黔，定居贵阳府贵筑县谷池里五甲，开派祖陈友谅及其妻张氏殁后葬于谷池里五甲的“羊子窝”。这一地名在明末因战乱发生空间位移——崇祯元年（1628年），陈氏文字辈为避奢安之乱，从谷池里迁居清镇沙鹅乡羊场大小寨（今沙鹅村），而“羊子窝”的地理坐标自此在贵阳至沙鹅区域形成连续性投影。

清代行政区划调整进一步强化了地理关联。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贵州卫、前卫合并为贵筑县，与新贵县同为贵阳府治，此时“贵筑县”涵盖今贵阳西部及清镇部分地区，谷池里范围延伸至清镇市站街镇沙鹅村一带。这种政区变迁使“羊子窝”从单一地理标识演变为跨区域的文化符号：其原始位置在明代贵筑县谷池里，而清代沙鹅村的羊场大小寨成为陈氏后裔迁徙后的聚落新载体，两地直线距离不足30公里，形成“地名漂移”与族群扩散的双重轨迹。

地形命名与文化隐喻

“羊子窝”的得名逻辑需结合地貌特征与民俗意象双重解读。从地形学角度，该地因形似卧犀牛抬头望月而被赋予“犀牛望月形”的雅称，这种将动物形态与天象观测结合的命名方式，折射出明清时期贵州山地居民“以形赋名”的朴素地理认知。而“羊子”作为核心词素，可能源于两种文化路径：其一，与重庆羊子磏类似，因传说中羊群避祸于石磏的民间故事得名；其二，作为畜牧文化遗存，暗示当地曾存在以放牧为生的小型聚落。值得注意的是，沙鹅村现存“羊昌组”地名，或为“羊子窝”文化记忆的当代延续。

政区变迁下的空间重构

贵筑县的政區沿革构成理解“羊子窝”空间嬗变的重要框架。明代贵筑县与贵州卫、前卫并存，形成“一府两卫”格局；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两卫合并为贵筑县，辖区东起今贵阳市区，西达清镇市郊，谷池里正位于此过渡地带。这种政区整合使得谷池里从军事屯田区逐渐转型为民事管理区，原属卫所体系的“五甲”编制被融入州县体系，而陈氏家族从军户到民户的身份转换，恰与“羊子窝”从战场避祸地转向农耕聚落的功能转变同步发生。

族群迁徙与地名层积

陈氏家族的迁徙史为“羊子窝”注入动态维度。明末战乱迫使陈氏从谷池里迁往沙鹅村，这一位移并非简单的空间平移，而是伴随着地名元素的拆解与重组：原居地“羊子窝”作为祖茔所在地被神圣化，而新居地“羊场大小寨”则通过“羊场”这一牧业意象重构族群身份。至1913年贵筑县治移至息烽城并更名息烽县，原谷池里区域逐渐淡化行政色彩，但“羊子窝”作为文化符号却通过宗谱记载、墓葬习俗得以固化，形成“行政地名消亡-文化地名永生”的独特现象。

现代地理标识的文化解码

当今贵阳至清镇市站街镇沙鹅村的地理连线，可视为“羊子窝”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沙鹅村羊昌组作为陈氏后裔聚居地，其村寨布局仍保留明代“依山就势、组团而居”的特点，房屋朝向与祖先墓茔形成隐性的空间呼应。而“犀牛望月形”的地貌描述，经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实为喀斯特洼地与石灰岩山体的组合地貌，这种自然形态与文化想象的双重叠加，使“羊子窝”超越普通地名，成为兼具生态特征与人文记忆的复合型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