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天气》｜先锋作家苏童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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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7.9/1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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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穴推荐值：⭐️⭐️⭐️

短评：2025年面世的《好天气》，本被寄望为苏童的“王者归来”，但这场耗费十一年筹备的文学盛宴，暴露了更深的创作危机。

关键词：先锋作家 主题先行 黄昏

*以上数据截止发稿日，文穴推荐值源于内部票选

咸水塘上空的彩色油彩越涂越厚，底下的骨架却日渐单薄

“咸水鬼在彻底告别咸水塘之前，特意编织了一条银玉带赠予塘西村，以此留念”——这段《好天气》中“拟鬼化”的描写，恰成苏童文学生涯的隐喻。

当这位先锋文学旗手耗费十一年心血交出47万字的《好天气》，我们看到的不是凤凰涅槃，而是一个先锋作家在重复性母题与形式实验的困局中左冲右突的身影。

苏童的短篇向来胜于长篇，但是问题是从《米》《我的帝王生涯》再到《黄雀记》和《好天气》，读者会发现在寓言化的香椿树街叙事与咸水塘上空的“彩色天空”中，自己找到是相对于当代书写重复且老旧的韵调。

这看似是先锋作家的“美人迟暮”，实际上映射的是当代华语文坛令人扼腕的混沌和自我重复。

唱起文坛的“怀旧”悲歌或显得俗套，由此本文更希望基于苏童的新作来谈谈这位先锋作家书写的困顿与彷徨。

从惊雷到闷响

《妻妾成群》的横空出世曾如一道撕裂传统文坛的闪电。26岁的苏童用四万字的精悍篇幅，在颂莲的悲剧里灌注了令人窒息的生存隐喻。封建宅院中的女性群像不仅是文学符号，更成为文化批判的尖刀——这种将人性困境嵌入历史结构的叙事力量，在张艺谋的改编《大红灯笼高高挂》及其中诸位影视名将的演绎层层渲染下，最终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时代经典。

《妻妾成群》的叙事强度在于其惊人的文学密度。每一场景都如被梅雨浸泡的绸缎，沉重却闪耀着危险光泽。苏童用“人际关系之盒”装载历史批判的创作法，在此达到巅峰。套用余华写《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时的说法，苏童在早期的写作中同样以一种“收”的姿态将表达的情绪切口收得很窄，由此完整的叙事紧密地包裹着丰富且颇具张力的人物关系促成了阅读体验本身紧张有序且跌宕起伏。

抛开2000年后《我的帝王生涯》这类相对荒诞的悲喜剧式作品不谈，最早于1995年出版的《米》则很好地承继其短篇中的优势而不至于崩坏，不过或是为了“突破”而写作，或是为了抵达更“当下”的现实，时间推进到《黄雀记》后，苏童长篇作品的阅读体验像是“碎在天际的满天星”，满是可供摘取的学术“亮点”却毫无系统思绪。

纵使茅盾文学奖的光环难掩文本的裂痕。小说中保润、柳生、仙女三人的命运纠葛，被强行嵌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象征框架，显出浓重的匠气。人物的行动轨迹被象征结构绑架，角色的心理逻辑让位于寓言预设。更糟糕的是《黄雀记》后半部分的书写，就像《兄弟》（下）一样。当时间被拉长，本想捕捉时代性的同时刻画人物性格的机巧思绪反而使得人物与叙事超越了作者本人的驾驭能力，这也使得曾经轻盈锐利的苏童式叙事，在此变得拖沓而散漫。

对于这部作品的遗憾以及其获奖的诧异，大多数熟悉苏童作品的读者应该或有共鸣。

浓墨重彩下的概念板结

2025年面世的《好天气》，本被寄望为苏童的“王者归来”，但这场耗费十一年筹备的文学盛宴，暴露了更深的创作危机。

小说以江南城郊“咸水塘”为舞台，塘东象征工业文明，塘西代表农耕传统。两个同叫“招娣”的女人在同天生子，祖母对棺材的病态迷恋驱动情节——如此设定本有史诗潜能。苏童却陷入自我指涉的循环：“祖母”对土葬的执念延续《妻妾成群》的生死焦虑；“弟弟”的梦游症复刻《黄雀记》保润的非常规行为；“童年视角”的叙述更是从《桑园留念》沿用至今的招牌技法。

魔幻元素的堆砌更显刻意。鬼魂游荡、白蝴蝶事件、蛇行症患者，尤其“由鹅引领的梦游者”，想必大多数读者也都能从中辨析出“魔幻现实主义”等滥俗的文学术语，这些超现实意象本应指向历史荒诞性，却因过度使用沦为装饰性噱头，先锋作家们的招数反倒成了自我重复的“昏招”，这是作者走入黄昏的典型表征。

或许错不在苏童，只是年少时成名的锋芒过盛，以至于到了如今失却了进一步凝练叙事和打磨故事的心境，转而追求更具个人色彩和当下时代性的书写，于个人而言是一场有趣的创作实验和文学探险，但对于只关注文本的“冷血”读者来说，实属灾难。

换句话说，当祖母死后化作鬼魂搅动咸水塘安宁，读者看到的不是令人觉察不出“文学概念”本身的魔幻现实故事，而是作家想象力的气喘吁吁。

最令人失望的是还是人物的工具化。评论家曾盛赞《妻妾成群》中“女性在绝境中的生命力”，颂莲在大宅院里的挣扎与屈服着实令人遗憾且唏嘘，而《好天气》里好英、好芳姐妹虽被称为“最早觉醒的女性主义者”，其行为逻辑却充满矛盾。她们策划悬疑结局反抗重男轻女，手段被形容为“比成人思维更成熟”，实际表现却单薄如纸片人，更像是主题的传声筒。

主题则更是如此，苏童的创作始终缠绕着几个核心母题：南方记忆、童年视角、罪与救赎。这些曾造就其文学标识的元素，在早期由故事包裹着凝成一股风味注入小说之中，而当被划入“广阔”的长篇后，则“各自为阵”，成了批评家们景点般的存在，在“批评学术”的僵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好天气》的叙述者“我”仍延续童年视角，却失去早期短篇的灵动。在《白雪猪头》中，一句“我母亲买不到猪头肉”即掀开时代帷幕；而《好天气》里“我”对祖母棺材的观察、对弟弟梦游的记录，却像程式化的怀旧表演，滞重且与现实严重脱节，苏童在这里更像是在用不着边际的幻想替代现实的书写。

生死母题的演变更耐人寻味。相较于《三盏灯》中“铁皮油桶”象征的生命韧性，《好天气》提出“赖活不如好死”的命题。祖母将生命意义寄托于刻“福”字的柏木棺材，结果遭遇土葬骗局死不瞑目——这一设定看似深刻，实则是苏童在炒早期死亡书写的概念化冷饭，关键是这冷饭没炒热，还板结。

失衡的意义承载与形式实验

苏童的形式实验值得理解，但是他过往的文学经验并不能确保他当下的成功，这也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在《好天气》中，苏童采用双重叙事编码：咸水塘既是地理空间又是文明分野的象征；硫酸厂的“彩色烟雾”既是污染实况又是人性异化隐喻。这种象征不可谓不经心，而且在小说中也不少见，但问题就在于苏童没能完整地将他所描绘的故事塞入自身的叙事中，由此不能将这些意象和隐喻凝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反而使其突兀而生涩，在文本中常常给读者带来阻塞感。

小说结构同样暴露问题。以弟弟邓东升的“梦游”为叙事动力轴，本可创造动态视角，实际却导致情节散漫。当他被“鬼鹅”引领寻找失鞋，在塘东塘西游荡，这些场景消耗大量篇幅，稀释了核心冲突。

苏童还自述初稿达百万字，“有人说这篇幅至少能拆成3部长篇”，可实际上如此多字数加上实验性的表达本身就是埋下了“自我感动”的隐患。

苏童曾犀利指出作家老龄化的危机：“上了年纪后，作品可能没什么错，但也没什么光芒”。这样的论述遗憾地成为了《好天气》的注脚。

年轻时的苏童拥有“泥沙俱下、喷薄而出”的创造力。《米》中五龙将米塞入女人体内的惊悚场景，展现对超越性的迷恋和野蛮的生命力；而《好天气》中“我弟弟”被鹅引路的魔幻设计，却像精致却无体温的提线木偶。

苏童的早期作品通过人物、家族变迁折射国族命运，不拟概念却处处点睛，由此文本故事举重若轻；而《好天气》意图“记录江南郊区消逝的岁月”，却陷入主题先行。当“城乡差异被金钱世界销蚀”的结论被直接抛出，文学应有的暧昧性与多重阐释空间反被削弱，使得作品像极了一篇一本正经的命题作文。

童年记忆的帽子戏法在这里似乎失灵了，当其从灵感源泉变为安全地带，反复回望导致创作视野的窄化。那些潮湿的南方意象——梅雨、雾气、池塘——从鲜活的地域符号，或有退化为“苏童品牌”商标的危险。

这也不仅仅是苏童所要面对的危险，实际上所有成名作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放在当代文学史的维度上，苏童的困境恰是中国当代先锋派命运的缩影。当“香椿树街”从精神故乡退化为文学的旅游景点，当“南方叙事”从美学突破变成舒适区，甚至成为为文旅经济带路的口号，苏童的挣扎实则映照着整个代际的创造力焦虑。

《好天气》结尾处，“咸水鬼”赠予塘西村的“银玉带”如一声叹息。苏童用半世纪编织的文学锦缎固然华美，却难掩新丝的匮乏。或许真如他所悟：“在艺术领域，平庸是尤其乏味无能的。”

无论是否创作新的小说作品，先锋作家给人遗憾似乎是必然的，但这种遗憾中也夹杂着读者永恒的期待和希望，仿佛只要不断创作，或许好天气便可以降临，即使是到了黄昏。

也正是如此，写到这里，笔者也依旧期待着苏童的下一部小说。

编辑：Jen

校对：文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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