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季,萧克来到平西,出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统一领导平西、平北和冀东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萧克离开120师来平西上任的时候,并没有带部队,跟随他的只有已经被任命为挺进军参谋长的程世才和100多名抗大学员。
此时在平西的三支部队主要是宋时轮支队、邓华支队和高志远率领的冀东抗联支队。这三支队伍当中,邓华和高志远,与萧克并没有多少交集。宋时轮在八路军成立初期担任了120师716团的团长,当时萧克是副师长,从这一点来说,宋时轮算是萧克的部下。
但宋时轮很快就离开了120师,被贺龙派到雁北独当一面,因此他并没有在萧克的直接指挥下战斗过。萧克空降到平西后,为了做到令行禁止,开始整军。此时冀东抗联支队已经在平西整训了好几个月,官兵们思乡心切,纷纷要求高志远带着他们返回老家抗日。
而且当初从冀东撤往平西的时候,宋时轮就答应过高志远,抗联武装在平西完成整训后就可以返回冀东。现在萧克成了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高志远要想返回冀东,就需要他的同意。按理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高志远就算返回冀东了,也还是萧克的部下。
高志远
但萧克认为,自己刚上任,高志远就要带着一个支队离开,自己直辖的兵力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这多少有点拆台的意味,因此就没有同意。不久后高志远的秘书陈飞,“揭发”了高志远,说他“勾结吴佩孚,准备叛变投敌”。
萧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高志远对平西八路军的领导人心怀不满,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为达到目的,他正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又与北伐时期被国民革命军消灭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络(此时吴氏正准备出山组织伪军),阴谋叛变投敌。”
“我一到平西,就接到在高部的我地下党员陈飞的报告,我们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当时的军事形势很紧张,挺进军刚建立,如果高志远投靠吴佩孚的阴谋得逞,对挺进军和平西抗战根据地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就把他逮捕,召开公审大会,由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地下党员陈飞等人提供证据,高志远供认不讳。审理完毕,根据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以汉奸罪论处,执行死刑。”
尽管宋时轮和邓华都不同意,但最终高志远还是被以“阴谋叛变投敌”的罪名给处决了。高志远被处决后,冀东抗联支队的官兵跑了一大半,剩下的数百人被萧克派到了平北。不久后宋时轮和邓华也离开了平西,冀热察挺进军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1942年春节期间,番号被撤销。萧克来到晋察冀,给聂荣臻当副手。
到了1975年的时候,功德林中的国民党战犯都已经被特赦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手中都沾有共产党人的鲜血。而从未伤害过一个共产党人且在冀东大起义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高志远,还戴着“叛变投敌”的帽子。
当年陈飞揭发高志远“勾结吴佩孚,阴谋叛变投敌”的时候,并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萧克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吴佩孚“正准备出山组织伪军”,这也是不准确的。从1938年开始,由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控制的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就多次威逼吴佩孚,让他出山,均遭到拒绝。
吴佩孚
1939年1月31日,土肥原贤二在吴宅召开记者招待会,逼迫吴佩孚按照日方拟好的发言稿讲话,企图逼其就范。但吴佩孚并没有屈服,他没有念日方拟好的发言稿,而是发表了即席讲话,作了三点声明。
“第一,中华民国应是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的国家;第二,必须作为和谈日本军队必须退回事变前的驻地,把华北的政权交给绥靖委员会;第三,绥靖委员会在建立了政权和军队之后,始可在日本和重庆政府之间进行和平或武力调停。余在国内战争中已有数次调停经验,所以对此是充分自信的。这三点条件日方若不答应,余出山任职之事断难从命!”
日本人被吴佩孚此举搞得狼狈不堪,《大公报》更是发表社评说:“根据最近两天我们所得平津方面的确报,可以证实吴佩孚决不肯作日本的傀儡,日阀们虽然做尽了丑态,替吴氏发通电,造谈话,结果经英美驻平记者出来证明,纯是日本人的一套把戏”。
董必武也撰文肯定了吴佩孚拒绝日本特务的引诱,不做汉奸的言行,他说:“吴佩孚虽然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平生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关(云长)、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表现了他不愿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个省的地盘,带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有田产,有廉洁名……难能可贵!”
经过长达一年的威逼利诱,吴佩孚就是不肯当汉奸,日本人恼羞成怒,对他起了杀心。1939年12月4日,66岁的吴佩孚的因为牙疼,经日本医生治疗后猝死。出殡当天,许多北平的老百姓自发前来送殡,如海一般的人潮,绵延了数公里,途中还搭有许多席棚进行路祭,这说明吴佩孚的气节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同。
吴佩孚至死都没有当汉奸,是不是就可以说陈飞揭发高志远“勾结吴佩孚,准备叛变投敌”的罪名站不住脚呢?而且这数十年来,关于高志远“正与日本人秘密谈判”的证据却始终拿不出来。
1994年7月24日,专门研究冀东抗联历史的陈发等人整理出了一份《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寄给萧克,希望萧克能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给出更为客观的观点和态度。这封信发出后7个月后,萧克回信了。
在回信中,萧克谈到,他找到了当年担任审判大会检察长的杨春甫,杨春甫也认为,处决高志远时,高志远本人是“认罪服法”的。因此萧克坚持自己之前的观点,认为高志远是“叛变分子”,对他的处理是正确的。
之后高志远的事情,就再没有了下文。2014年7月,冀东大起义76周年,高志远的老家滦南县多余屯村,为这位曾经的冀东抗联总司令竖立了一座纪念碑。当年领导和参加过冀东起义的不少老抗联和当地党史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揭碑仪式。宋时轮和邓华的后人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对高志远来说,也算是一个安慰了。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陈发《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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