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是如何从史著“变成”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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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传统的理解，书籍的文本性质是稳定的，但近年来书籍史的研究提示我们这一认识需要加以修正。书籍的性质实际受到文本意义的规定，而文本意义时常经历流动与迭代。需要承认的是文本意义的生成或许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作者赋予书籍的初始意义，时常因流传过程中文本形态及阅读者的变化受到冲击。文本的变动与物质形态的更替，以及阅读形式、诠释方式的新变，会造成文本意义的偏转甚至重构，从而造成书籍在不同时代的分类中出现游动。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干宝的《搜神记》就经历了从“史著”到“小说”的性质变化，引入书籍史的视角，借以理解书籍如何被历史创造，观察文本、阅读与意义之间如何互动，进而寻绎书籍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

干宝像

一

《搜神记》是东晋著名史家干宝的著述，他在建武元年经王导举荐任著作郎。两晋制度规定著作郎掌管国史修撰，此时干宝一面修《晋纪》，总结西晋一朝兴衰教训，一面着手撰述《搜神记》。干宝在《搜神记》的序言中自明心迹道：“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有所感起”是就撰述动机而言，作为史家的干宝有感于永嘉之乱的现实，生发出对西晋兴亡治乱的思考。“发愤”借用司马迁“圣贤发愤之所为也”的语典，这暗示了干宝与司马迁比肩的雄心，表明撰述态度之庄重神圣，寄予了他将《搜神记》作为不朽事业的期待。《搜神记》成书后得到时人赞誉颇多，何法盛言干宝赖此著述足以“流声于后”，刘惔以“鬼之董狐”的排调之语表彰其史家直笔之风。

干宝的《搜神记》内容丰富，宇宙观念、地理知识、天文星象、神仙传说、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其中多载录神异之事，这是引起后世误读的重要原因。但《搜神记》在东晋至唐皆被目为史著，这是没有疑问的。干宝所记神异之事并非荒诞不经，而是自觉赓续《春秋》至《史记》《汉书》的史家“记异”传统。我们通过几个例证来勾勒“记异”的思想脉络。《春秋》哀公十四年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麟”非中国之兽，乃是神异之象，孔子认为灵兽之死预示国家衰亡。司马迁视天地异象为人事变迁的预兆，《史记》载诸吕作乱前就有“日蚀”“昼晦”的异象，这就是他“究天人之际”的思想理路。《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文帝十二年“有马生角于吴”，班固认为此异象预示兵祸，是上天对吴王刘濞起兵反叛的示警。这些异象都与现实呼应，史家以“象-应”的思维模式揭示天人关系。干宝正是在这一传统中撰述《搜神记》，他借助异象书写意在揭示现实社会，这一表达方式也是《春秋》以来“微言大义”的言说传统。例如《搜神记》记载晋元帝建武元年晋陵东门有牛犊一体二头的异象，干宝以此指向王敦意图废立的政治现实，寄寓他对君臣伦理失序的贬斥。

《搜神记》的史著性质还可以史源的角度得到确证。首先，书中部分神异内容实际采自前代史书，如“犬豕交”“赵邑蛇斗”诸则就本于班固《汉书·五行志》。其次，书中一些神异内容也被后世史书采录，如“郭璞活马”被房玄龄《晋书》袭用，“应妪”之异被范晔《后汉书》采录。有唐至五代的目录皆将《搜神记》著录在“史部”，《册府元龟》将它收在“国史部”，《隋志》将其归入“杂传类”，《旧唐书》又沿袭了《隋志》的分类。可以说《搜神记》的史著性质是唐人的共识，然而这一认识在宋代发生了巨大转向。

二

《搜神记》的阅读在宋代发生了转折，宋人普遍以“小说”视之，这与宋代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关。宋代书籍的物质形态从抄本变为刻本，从卷轴变为册页，文本经历了增删与修改而后逐渐稳定，并出现了图像的新形态。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宋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娱乐性为代表的平民化趣味成为潮流，在此背景下一批新的阅读群体形成了，他们的阅读形式、诠释方式都迥异于中古。

自宋代始，《搜神记》被冠上“小说”的名目。《新唐书·艺文志》首次将《搜神记》从“史部”移出，改隶“子部”小说类，郑樵《通志》在此基础上以题材为标准将其分到小说类“冥异”子目下，这一变化折射出宋代阅读的新情况。洪迈视《搜神记》为志怪小说典范，评价道“不能无寓言于其间”。洪迈认为干宝作《搜神记》出于嗜奇爱博的偏好，其中无所寄托，这显然与干宝郑重庄严的写作初衷相背。《太平广记》收录《搜神记》时对文本进行删改，其逻辑与洪迈等人一致。例如在“董永”条中将结尾天女自叙受天使所遣之语删去，这样的文本处理缘于宋人的误解，干宝的意图是通过董永孝行感动上天从而证明天人相应，而宋人将这一故事与佛家报应思想联系起来，出于对晚唐以来佞佛思想的警惕，径直裁剪了故事的结尾。宋代的戏曲在题材、情节上受到了《搜神记》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宋代南戏《祝英台》借鉴了“韩凭夫妇”的故事，将“化蝶”的情节嫁接、缀合在梁祝故事的结尾，使得情节更具传奇效果，这也是宋代市民趣味的表征。概括而言，干宝以“记异”来进行价值评判的意图被宋代阅读群体解构了，文本中庄严与神圣的意义被消解，代之以世俗的趣味。

到了明代，《搜神记》的“小说”性质得到了进一步固化，表现之一就是《搜神记》成为小说创作的资源，其中一些故事被《醒世恒言》《二刻拍案惊奇》改写加工成为新的白话小说。再者就是《搜神记》的文本形态逐渐与戏曲、小说趋同，更适合普通市民阅读的文字加图像的形态成为主流，这是市民阶层崛起与出版业兴盛共同作用的结果。至此，《搜神记》的史著性质被彻底遗忘，而小说性质得到凝固。

三

回顾《搜神记》的书籍史变迁，我们发现文本、物质形态和阅读三个要素都发生了变化。文本是意义的载体，当《搜神记》被创作出来，它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作者的意图及其赋予的文本意义只能依赖文本言说。干宝意在通过神异叙事引导阅读者进入天人关系的论题中，进而思索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宋人对神异文本的删改，致使文本意义系统缺失，破坏了作者微言大义的言说方式。这阻碍了读者以作者期待的方式进入文本系统，迫使读者改换阅读形式，导致了对作者真正意图的偏离。同时，一些故事的情节又被有意增强了，加之明人窜入不少其他书籍的鬼神之谈，造成了《搜神记》与小说文本界限的消弭，造成了误读的可能。

《搜神记》文本性质变化的关键在于阅读群体的更替。从东晋至唐五代，《搜神记》即使受到一些批评，但其史著性质始终没有被质疑。究其原因，乃是沈约、范晔等史家与干宝同属于一个知识群体，他们具备相近的知识系统，共享同样的阅读形式，遵从共同的诠释方法，有学者称之为“诠释的共同体”。向上追溯，干宝与他效法的对象司马迁、班固等人也属于这一共同体。正因如此，干宝微言大义的言说方式、沟通天人的主旨以及神异的叙事才得以被理解，阅读群体才能够以作者期待的方式阅读，并能够遵从共同的诠释方式探索文本意义。到了宋代以降，新的阅读群体不再与干宝从属于一个共同体，知识趣味的差异、阅读方式的变形、阐释路径的隔膜必然走向理解的殊途。

由于社会性质的差异以及书籍生产方式的不同，知识的生产与接受在中古时期局限在少数精英层，到了宋代才下移到市民阶层。这一变化无疑提高了整个宋代社会的阅读水平，刺激了书籍的印刷出版，但与此同时中古时代精英阅读的严肃性被宋代市民阶层的趣味性替代，中古时代思想主题的神圣性褪去，知识的浓度被稀释。相较于中古知识精英对天道人事的庄严思索，宋代市民更关注日常主题与奇诡谐趣，在此背景之下，干宝《搜神记》通过“记异”寄寓的深刻思考不再成为宋人关心的问题，反而干宝作为表达手段的神异之事吸引了新的阅读群体。

文本系统的破坏与改造最终造成了作者意图的变形，阅读群体在知识背景、阅读形式与诠释方法上的差异重构了文本的意义，最终导致干宝《搜神记》由“记异”的史著蜕变为志怪的小说。《搜神记》的书籍史流动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它提示我们中国古代书籍的丰富与复杂，也展示了书籍史研究富有的魅力与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