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定义演唱会的点歌“潜规则”？

纵然是文笔细腻的刘若英写下的致歉声明，也没能扭转大众对于“演唱会姐妹点歌事件”的不满。

前不久刘若英汕头演唱会的点歌环节，一位小粉丝被抽中，要求合唱《诚实》，身旁的妹妹抢过话筒要求合唱《后来》，之后刘若英为了弥补姐姐遗憾，表示与她合唱，但因为乐队理解有误，《后来》替代《诚实》再次响起。事件发生后，无论是粉丝还是路人都共情小粉丝，对于刘若英及其团队的不当处理，表示失望。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演唱会点歌环节争议。从薛之谦演唱会“眼镜哥事件”到周杰伦演唱会的“七里香惨案”，点歌环节这个拉近艺人与歌迷的互动环节，随着“点歌潜规则”盛行，以及大众传播渠道变化，使得一系列名场面和“冥场面”不断涌现，并成为了大众衡量演唱会真诚与否的一个重要切口。

对艺人及主办方的来说，压力也随之而来。在这十几分钟分钟到几十分钟的互动时间里，考验的不再仅仅是艺人的唱功，还有他们随机应变的表达能力。

当纯粹的情感交流规则不断被翻覆，艺人、粉丝、路人三方的互动需求也就出现了落差，而裂缝的出现，舆论的喧扰、黄牛的侵入等问题便有了滋生蔓延的空间，这让艺人劳心，粉丝灰心，更让路人伤心。

创造名场面

演唱会的点歌环节不是这一代的新事物。当年红极一时的邓丽君，就曾在演唱会，与粉丝频繁互动。

而当粉丝应援文化朝个性化方向发展，点歌环节的双向互动属性增强，如今的粉丝便不再只是淹没在应援牌和口号中面目模糊的集体面孔，而是具像为拥有独特情感经历的个体。

不少粉丝会在点歌环节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使得艺人的作品超越了广泛的流行意义，而是成为了粉丝人生某一阶段的BGM。周杰伦演唱会上，女生分享自己分手经历，点了一首《算什么男人》怒怼前男友；五月天演唱会上，为了纪念去世的弟弟，女生点了一首《happy.BIRTH.day》。这些瞬间让歌曲从公共符号转化为个人情感载体。

但点歌机会毕竟有限，为了能够赢得与艺人的互动机会，粉丝们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吸引艺人注意。这让很多演唱会的前排点歌区，堪比“百变大咖秀”。有的人戴上搞笑头套，有的人穿上定制衣服，更多粉丝会选择朴实地制作创意手工点歌牌，有的制作刮刮乐，有的制作转盘，现场变成了“艺术创想”成品验收区。

不少粉丝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总结自己的“点中经验”，比如，买第一排、穿得显眼、蹦得高、带海报、带小孩等等。这些“技巧”的核心都是让艺人看到更加丰富的“自己”。

另一边，对艺人来说，点歌环节既是面对面接触粉丝的契机，也是展现自我的窗口。毛不易、汪苏泷等艺人在这一环节，充分调动气氛，或是幽默化解混乱，或是搞笑调侃粉丝，用鲜活的互动行为更新了外界对艺人的形象认知。

正因为粉丝和艺人的双向奔赴，成就了这一环节的不少名场面。演唱会本身是一次性的线下消费体验，没有买票入场的更多乐迷没机会亲身得见现场的魅力，但是随着点歌环节越来越火，让它成为了外界管窥演唱会魅力的窗口。在相关短视频的评论中，许多外围观众通过粉丝的绵密情感感受到追星的积极意义，通过艺人暖心的细节举动对其产生好奇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点歌环节已经是演唱会宣传破圈的最佳利器。

一个流行巨星的国民认知度，不仅体现在粉丝的忠心，更在于路人的好感。点歌环节不仅保证了粉丝获得专属互动体验，路人捕捉到了趣味瞬间，更是延续了艺人的商业价值影响力，三方受益。不过，有多少赞美就会有多少诋毁，如果点歌环节处理不当，反倒还会伤害三方的感情。。

点歌矛盾火线慢燃

当点歌环节的热度不断攀升，各方膨胀的需求便暗暗捻成了矛盾的火线。

点歌环节的“点歌方”观众和“被点方”艺人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权力博弈。艺人需要得体且巧妙地照顾到观众的需求，任何细节疏忽，都可能对观众的期待造成破坏。

这种权力关系的脆弱性在“演唱会姐妹点歌”事件中暴露无疑。大众不满的核心在于，乐队失误、妹妹抢麦等情况下，刘若英未能想尽办法出声捍卫小粉丝合唱《诚实》的需求，而是妥协于再唱一遍《后来》，这意味着观众的主导权被忽视。

因为互动环节的不可控性，艺人及主办方往往需要拿出更高的职业素养，来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为冲突。许嵩在演唱会上三次“硬刚”导播，避免被点到的粉丝失望，既照顾到了粉丝情绪行为，也赢得了大众好感。

当更高的标准要求艺人需要更加小心谨慎时，另一边，坐落于“权力方”的观众也内部分裂为粉丝和路人，出于各自的身份属性，争夺话语权。

点歌环节逐渐被粉丝文化建构起一套潜规则，但普通路人对此并不知情，但凡路人“点错歌”就会引起粉丝不满。最有名的“七里香惨案”，就是因为有观众在点歌环节点了《七里香》——这首歌是周杰伦每场演唱会固定的散场曲目，而这件事被认为是周杰伦粉丝间的“常识”，重复点歌浪费了聆听小众金曲的宝贵机会，该路人旋即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部分网友的网暴。

而点歌点得好的场次，也会被粉丝发到社交媒体上“点名表扬”。如今许多头部艺人在一座大城市连开数场，由此也加剧了点歌环节中的攀比心理。越小众歌曲在鄙视链上的位置越高，大众金曲则成为了“万人嫌”的雷区。尽管不少歌手的粉丝会反复在小红书等渠道发布“点歌tips”，试图帮助演唱会经验有限的路人们在点歌时规避过于常规的曲目，但仍然难以避免“不做功课”的听众出现。

但过于小众的歌曲也会对艺人和乐队造成不小的麻烦，现场演唱毕竟需要提前报备和提前排练，对于有些著作等身的艺人来说，每一首都准备根本不现实。毒眸从资深演唱会行业从业者那里了解到，一般传唱度极高或者小部分粉丝粘性极强的艺人设置才会选择设置点歌环节，“这一环节对于乐队配合、时长控制、控场能力等条件要求较高，通常主办方及艺人团队对于点歌环节的歌单会有一个预案，便于提前准备排练。”

所以，有些艺人为了避免点歌环节“过度内卷”，会选择将预案摆在明面上。比如孙燕姿、周深等歌手都在演唱会的点歌环节，把可以点歌的曲目放置在大屏上，供观众进行有限选择，既缓解了观众区矛盾，也避免了意外状况。

不过，有时路人和粉丝也会为了点歌资源，达成“同盟”。当演唱会大屏投射到了网红群体时，粉丝和路人会产生“内部交易”的怀疑。此前薛之谦演唱会“一个人”事件，互动粉丝后来被网友扒出是某MCN公司的签约博主，而事件另一个男生也借助这一风波直播，获得了不少打赏礼物，被网友纷纷质疑剧本嫌疑，而前不久王力宏演唱会的网红母女点歌表现被指“尴尬”，又有网友释出现场提词器内容，使得点歌环节在真情实感的粉丝路人眼中逐渐祛魅。

此前有媒体报道演唱会大屏互动其中可能存在的“灰色产业链”，不过，从业者告诉毒眸，据她了解，主办方内部并不太存在一些借此机会，营造大屏曝光的黑箱操作，更多是一些黄牛借此机会骗钱，比如，告知粉丝多少钱可以确保自己被选中之类的，她也借此提醒粉丝们不要因此而上当受骗。

那些坐在前排的网红，主要取决于他们本身的财力，以及与艺人的私交。从业者表示，站在主办方的角度来看特定安排没太有必要，因为网红本身带来的宣传效果具有两面性，如果后续出现舆论问题会更加麻烦。

无论是路人的“不懂规矩”，还是网红们的“剧本嫌疑”，在这场“权力方”的争夺战中，粉丝群体始终保持较高的敏感度。这其中的矛盾核心在于越来越多非粉入场，使得他们与艺人的交流场域不断被缩窄，从而产生一定的“入侵”焦虑。

这其中既有着粉丝文化不断发展壮大而反映出的权力异化趋势，也折射出媒介变化下演唱会功能转型的必然阵痛。

“复杂化”的演唱会

时至如今，粉丝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落差，演唱会不再是特供明确的文化产品了。

粉丝文化的结构性变革，使得其生态圈层逐渐形成了金字塔结构，也渐渐养成了身份标签下的“权力意识”。部分粉丝希望建立与艺人的专属性空间，用更多的规则，来守护彼此感情的纯粹性。比如，一些粉丝会在演唱会的点歌牌上，写一些只有老粉和艺人才知道的细节过往，相当于脱口秀的“内部梗”，或者狼人杀游戏里的纷繁复杂的术语，本质都是建立起只有老粉丝才懂的话语门槛，将新粉和路人隔绝在外。

然而，演唱会正在成为主要的线下娱乐方式，再加上媒介传播范围的扩大，演唱会的受众早已从最初的标准粉丝，拓展为了有兴趣的路人，甚至，非核心观众正在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关键力量。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和调研测算，2024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为48.84万场，同比增加10.85%，票房收入为579.54亿，同比增长15.37%，观众人数为17618.16万人次，同比增加2.95%。

演唱会涌入大量的非粉观众，这些增量观众保证了演唱会经济的繁盛，却也搅扰了粉丝的“专属空间”，而点歌环节恰恰是粉丝近距离接触艺人的一次“限时约会”，这种“限时性”，使得粉丝不得不“内卷”争取被翻牌的机会，进而对点歌机会越来越“焦虑”。

理论上来说，歌手是所有艺人之中，与粉丝联系最为密切的群体，而歌手也是最需要粉丝的群体，但是媒介的变化，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看似很近，实则很远。

在千禧之初的唱片时代，唱片销量决定了歌手的流行体量，有限的传播方式，使得歌手们不得不参与歌友会、签售会、商演等一些线下活动，拉近与粉丝的距离。

当传播媒介多元化发展，粉丝可以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媒介看到歌手的更多侧面时，真实的情感连接变得逐渐稀薄。而歌手的线上活动占比变得更多，演唱会成为了仅存的现实深层互动场域。

当点歌环节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本质变化，意味着它的功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既是维系粉丝黏性的一个珍贵渠道，也是检验自身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可以说，在演唱会日益复杂的价值网络中，点歌环节愈发变成了一门权衡的学问，而这门学问中，真心的价值被凸显的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