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仇敌》：“娇妻觉醒斗渣男”是如何失效的

女性情谊成为当下女性题材影视创作的新趋势。近期，两部双女主电视剧《以美之名》《亲爱的仇敌》先后在优酷和腾讯上线，便不约而同地将女性情谊打造成了剧情的宣传点。

若对女性互助的新叙事进行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两条不同的创作路线。

路线之一更强调女性复仇，姐妹们团结起来并肩作战，打败施害者。

复仇路线通常与悬疑犯罪类型叙事相结合，如前两年大热的《黑暗荣耀》，女主人公文东恩与保姆大婶姜贤南的关系比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更加打动观众的心。

另一种路线则更强调日常的女性互助，多与都市、职业、家庭等类型相结合，讲述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予彼此的温暖和支持。

去年的《影后》，围绕两位影后彼此竞争又彼此依靠的微妙关系，展开了演艺圈老中青三代女性群像。

以此为参照，《以美之名》显然是互助路线，姚晨和贾静雯饰演的两位整形外科医生虽然在行事风格上南辕北辙，但始终在手术台上互相支持，也在手术台下分享生活。

剧集播出后虽未引起任何波澜，但整体仍不失为一部水准线之上的作品。

相较之下，《亲爱的仇敌》则更像是一盘使用濒临过期的食材加工而成的预制菜。

女性觉醒是为了手撕渣男吗？

在播出平台的官方界面上，《亲爱的仇敌》海报上标有“复仇爽剧”的字样，似乎剧集应该被归入女性复仇的路线。但该剧并非犯罪悬疑题材，而是都市情感剧。

都市情感剧如何呈现复仇？

平台首页一句话介绍倒是概括得十分精炼准确：“娇妻觉醒斗渣男”。

在故事的后半段，全职富太太陈凯西发现自己曾经共患难的丈夫陈勉已经在暗中转移财产，又发现陈勉与助理有婚外情且助理已怀孕，于是决定离婚。

由于全职太太在离婚诉讼中通常会陷入极端不利的处境，陈凯西与两位女性好友——编剧罗曼、演员钟倾城一起实施了“离婚作战计划”：钟倾城重新接近原本就对自己有好感的陈勉以掌握其行踪，拿到陈勉出轨不同女性的证据；罗曼也重新接近陈勉的投资人周慕孙加以商业上的牵制；陈凯西则继续扮演柔弱无害的妻子让陈勉降低防备。

最终在两位好友的帮助下，陈凯西在陈勉公司上市前夜迫使对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她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以及陈勉的一半财产。

且不说这一套“上流社会”加演艺圈的组合拳对于普通人是否适用，从平台首页滚动推荐的同期12部剧中倒数第二的评分来看，显然观众并不觉得这种复仇有多爽。

观众并非不爱看“手撕渣男”，《消失的她》（2023）虽然被众多专业观众诟病为“吃女性主义红利”，但破33亿的票房依然显示了创作团队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正确把握——犯罪悬疑与女性复仇在目前尚是可以进行复制的成功。

问题在于，当《亲爱的仇敌》选择用都市情感剧的叙事框架来讲述女性复仇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的目标观众：

不在乎性别议题的悬疑爱好者通常不会选择都市情感剧，而在今天仍然会选择都市情感剧的观众，却早已厌倦了女人围着男人打转，不管打转的动力是爱还是恨。

除了目标观众的失焦之外，正如“手撕鬼子”并不会被视作对战争问题的讨论，惩罚“渣男”同样只是对性别议题的扭曲和误解。

在“女性复仇”的路线里，复仇的对象从来都不应是某个具体的施害者，而是施害者所代表的系统性暴力。

2016年的日剧《直美与加奈子》，直美和加奈子这对好友在做偷渡生意女老板的帮助下，杀死了加奈子的家暴丈夫，复仇指向的是法律制度对于家庭暴力的习惯性漠视。

从2017年的美剧《大小谎言》到2022年的韩剧《黑暗荣耀》，女性的集体复仇一直与阶级、家庭、种族等结构性问题相互纠缠：

何以就广义而言，各个阶层的女性都处在暴力的威胁之下？而受害者或者母亲的共同身份，又是否足以让女性跨越地域、阶级、种族的差异而凝聚在一起？

相比之下，在同题材作品已然到达的深度和广度面前，《亲爱的仇敌》试图用几句感慨性别不公的台词、一点女性互助的剧情把“娇妻斗渣男”包装成女性觉醒，这不仅仅是叙事的懒惰，也是把握现实之能力的丧失，其意义或许不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交平台出现的“PPT文学”。

而同样是围绕着对婚姻和爱情的背叛展开的叙事，“PPT文学”尚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公共与私人、举报与监督、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

闺蜜可以变身霸总吗？

女性情谊成为新的叙事热潮，当然是对“雌竞”的普遍厌倦的应激性反应。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受到的支持和鼓励，往往更多地来自女性友人、女性前辈和女性同行。

然而从《小时代》（2013）开始一直到《玫瑰的故事》（2024），女性到底如何建立关系、建立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在离开青春与校园，进入成年与社会之后，一直是都市女性题材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的问题。

《亲爱的仇敌》从剧名来看，显然对于呈现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有自己的野心，试图描摹出既彼此竞争又彼此呵护的矛盾状态。

这种竞争与“雌竞”的区别，首先在于女性竞争的不再是男性的青睐或注意力，而是双方对彼此的认可与重视。

剧集在这方面的叙事是取得了一定成功的。

当罗曼因为陈凯西将周慕孙介绍给钟倾城而生气的时候，她在意并不是周慕孙本人，而是自己与陈凯西多年的友谊是否不如认识了没几天的钟倾城，自己在陈凯西的眼中又是否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女人。

相应的，陈凯西对罗曼的愤怒，往往来自“独立女性”对于全职主妇的隐秘轻视，以及她作为全职主妇的自尊与自证。

相较之下，剧集对于彼此呵护的刻画则落入了某种窠臼。

当陈凯西开始做美食博主，罗曼帮助她做策划、写脚本、找摄像，后期加上审核采访稿，处理公关危机，一个人承担了经纪团队的全部工作。故事的后半段，罗曼与钟倾城在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也都投入到了陈凯西的离婚作战之中。

一言以蔽之，在这里能够大包大揽解决问题的，不再是霸道总裁，而是霸道闺蜜。

这样的叙事在近年来的姐妹情谊中十分常见。

比如《流金岁月》（2020）中，蒋南孙家遇到危机，朱锁锁找人买下蒋家的房子以解燃眉之急；又如《我的前半生》（2017）中，唐晶通过男友给罗子君安排工作。

当观众发出“没钱就不配拥有闺蜜”“这是闺蜜还是爹”的调侃时，批评的不仅仅是剧情上的悬浮失真，更是对于关系本身的质疑。

在当代社会的生活逻辑里，当两个人的关系涉及到房产和工作机会这样的“大宗商品”，也就距离平等自由的友谊更远，距离工具理性维系的资源交换更近了。

同样的事情，由霸道总裁来做是以保护为名的控制，由女性闺蜜来做便是真挚深沉的支持了么？

至于《亲爱的仇敌》中“离婚大作战”的关键步骤，需要小演员小编剧对掌握资源、财富和权力的男性进行情感哄骗，往轻了说是一种玩闹式的撒娇，往严重了说又何尝不是“贵妇”陈凯西对于闺蜜的情感劳动的无偿占有。

在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姐妹”之所以区别于“兄弟”，不仅仅在于性别身份的改变，也在于它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既区别于梁山兄弟排座次象征的等级秩序，也区别于维系各种兄弟会的严密组织纪律。

在理想的状态下，女性情谊实际上是关于更为平等和流动的关系的想象与愿景。2024年的《好东西》与《山花烂漫时》，已经成功地勾勒了女性情谊在日常生活和伟大事业中的多种面貌，我们理应期待更多有趣、有温度、有创造力的女性群像。

原标题：《《亲爱的仇敌》：“娇妻觉醒斗渣男”是如何失效的》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徐璐明

来源：作者：姜瑀（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