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不该指责隋炀帝建东都，修运河？-细品《资治通鉴》之南北风云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

杨广在坐稳帝位之后就开始大兴土木，一方面开工建设东都洛阳，一方面开始修建大运河。

关于隋炀帝大兴土木，在媒体上批评的声音比较多，认为隋炀帝都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来做的这个事情，导致老百姓负担过重，最终才导致隋朝的灭亡。

到底该不该指责隋炀帝修建东都和开凿运河呢？隋炀帝的这些举动到底是为个人享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杨广修建东都洛阳以及大兴土木开凿运河的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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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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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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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关于杨广，历史上批评的声音比较多，而这种批评的声音其实是源于唐，因为唐是关陇勋贵推翻了杨广的统治才建立起来的，为了衬托自己革命的正当性，指责杨广是昏君，暴君就是政治正确的事情。

所以后世历史在写隋朝尤其是杨广执政期间时，客观性是受到制约的。

比如说杨广修建东都洛阳以及开凿运河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就认为这是隋炀帝追求个人享受，不顾民生而采取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读南北朝历史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隋炀帝修建东都和开凿运河的背后，其实主要还是基于国家的需要和管理的需要，而且比如开凿运河这件事情绝对是让后世上千年享受其红利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要从隋建国时候的环境说起。

我们知道隋是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南北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分裂，割据，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势力。

比如南朝实际上就是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的士族南渡和南方当地豪族携手共治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也造成皇权的削弱和政权的不稳定性，所以南北朝南朝经历宋齐梁陈，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而北方从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到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虽然都是鲜卑人的政权，但是执政的基础就变得差异很大，西魏以关陇勋贵为主形成关陇集团，而东魏汉人豪族和鲜卑贵族的融合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后来都是采用胡汉分治，在关东地区，还是以汉人为主体。

而后来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原来北齐故地的汉人豪族势力和北周的关陇勋贵之间就是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分裂倾向的。

而后来杨坚篡位建立大隋，灭掉南陈统一华夏，经过多年分裂的华夏名义上是统一了，但实际上在不同的区域，地方上的势力依然有强烈的分裂倾向。

其实比如南方的分裂和独立倾向从南梁灭亡就开始了，当年陈霸先和陈顼在位时，就没少为各地的地方势力割据独立头疼。

所以当南陈被灭后，很快南方就爆发了大面积的叛乱，后来杨坚是派出了杨素采用暴力镇压的方式，才平定了南方的叛乱。这之后杨坚才派杨广驻扎扬州，甚至与南方士族通婚，目标就是稳定南方局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就能理解杨坚当年为什么要平掉建康，就是因为建康在就会成为南方的中心，南方一个强大的中心的出现，就会加剧其独立的趋势。

而当年的北齐故地也是如此，当年三总管之乱，杨坚在平定了尉迟迥叛乱之后，就毁掉了邺城，其实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有这样一个中心在，关东豪族势力就会扶持新的势力对抗中央政权。

而后来杨谅叛乱，其实原因也是如此，不过是南方的士人和关东的士人是不想服从关陇勋贵的管理的，所以他们独立的意向依然明显。

而当时隋朝建都长安，问题就在于太靠西部了，那么对于关东和东南的管理上就有点太远了，比如当杨谅叛乱之际，杨广要出兵平叛，就要颇费周折。

所以在农业社会时代，长安作为一个西部政权的中心，管理西部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如果想要管理全国，就存在致命的缺陷。

此外，我们之前在讲魏孝文帝迁都的时候就谈到过为什么虽然迁都的代价和成本都非常高，为什么有些政治人物还要推动迁都？原因就是还有很多政治的考量。

比如当年魏孝文帝迁都，实际上就是要摆脱鲜卑勋贵对新政权的制约，只有迁到洛阳，融入中原势力，才能边缘化鲜卑势力，才能推进改革。

其实杨广面临的局面依然如此。

长安作为关陇勋贵经营多年的都城，其上上下下已经完全被关陇勋贵所把持，这也就意味着杨广如果想要推动不利于关陇勋贵的改革措施，就会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当一个政权想要推动改革的时候，就要对政权内部进行洗牌，清洗掉一些既得利益者，才有可能出台削弱既得势力集团的措施。而这种清洗的行为，是可以通过迁都来完成的。在迁都的过程中，可以选择谁跟随谁不跟随，从而完成一些权力机构内部的重新整合。

其实当年北齐高欢在山西建立副都采用胡汉分治也是一个道理，邺城重用汉人势力，晋阳用鲜卑勋贵，各自都给与相对应的好处，使得矛盾不至于激化道理是类似的。

而杨广要选择在洛阳建立东都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关中虽然也产粮食，但是跟关东华北平原比就差得太远了。而建都在长安，当长安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关中的粮食不够就需要从东部地区调运，而当时水运不发达，尤其是走黄河到了三门峡这边水深浪急，行船已经不大可能了，而走陆路人吃马喂，运一斤粮食路上损耗就得超过多一半。这个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们读历史当年关中大饥荒，杨坚不得不带领百官东出洛阳，实际上就是因为关中的粮食不够吃，要从东部运粮食成本太高了，所以要到关东地区就食。而我们读历史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所以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在长安建都对于运输而言成本太高。而洛阳水运发达，在这方面就有天然的优势。

而洛阳水运的发达也就意味着如果遇到问题，调兵也会非常容易，拥有四通八达的网络和低成本的交通条件，才是最容易辐射全国的。

所以我们看杨广之所以要在洛阳建东都，不是因为自己要享受，这里面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新建立的隋朝的根基并不稳固，东部和南部的独立和分裂的趋势依然存在，所以就要选择一个离东部和南部更近的地区建立都城，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也有利于吸收东部和南部的士人，从而对政坛进行洗牌。

当然杨广建立东都出于政治需要是对的，但是其建设的洛阳宫殿和西苑过于奢华则是问题。当年杨广是派杨素来监督建造东京。而杨素这个人出身军旅，行军打仗就不把官兵当人看，用人很狠，负责工程也是如此，当年修建仁寿宫就气得杨坚够呛。而杨素这个人又崇尚奢华，所以其督造的洛阳和西苑都极尽奢华，用了大量的劳役，由于工期赶，所以造成了大量劳役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杨坚设立东京是对的，但是杨素督造的东京工程量过大，过于赶工期以至于给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这也是杨广执政中的污点所在。

而讲清楚了东京的建设，其实也就明白杨广为什么接下来要开凿运河了。因为对于一个统一的政权而言，修建基础道路交通，降低物流成本，并且在战争期间可以通过运河实现兵力投送是非常迫切的需求。

我们之前读南朝北伐的时候就讲过，古代出征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运输，十万大军出征，其要运送的重装备和粮草等就是非常可怕的数目。所以古代南朝北伐都是走水路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走陆路，重装备运输很难，而粮草运输的成本就更高。很难做到大军北上围困一个城市数月之久。

所以对于杨广而言，如果要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那么一方面各地粮食出现问题，使用漕运就是最经济和现实的选择。古代的交通条件如果粮食本身遇到危机的时候，走路上交通运输一百斤粮食，能到手十斤就不错了，这个成本太高了，而船运的损耗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运兵也是如此，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叛乱，那么用水运可以方便快捷的把大军和粮草都快速的运上去，而走陆路就不大现实了。

所以开凿运河，修建漕运就是作为一个执政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就跟现在要想富先修路是一个道理，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所以这些地区也意味着根本无法管理，而现在有了四通八达的高速，高铁网络，是加快了区域的融合的，就能极大的降低人和物的交流，而这种交流的增多，才能让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割据。

所以很多人揪着修运河征集了大量民工这个事情来证明杨广的暴戾其实是偏颇的，就跟我们之前说修长城其实反而是相对经济的方式。如果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不修长城，那么就意味着要征集更多人常年服兵役，就要加重百姓的税收来养活更多的士兵，老百姓的负担就更重，而修长城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一段长城能顶上千百士兵，这个成本对比是很悬殊的。

修运河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不修运河靠陆上交通运输，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是非常巨大的，真遇到事情也是需要征发大量的民工修路和运输的，劳动强渡依然不小。想一想如果在没有自动化机械的时代，我们靠推独轮车你能运多少粮食，从扬州运到西安要走多久？你自己就要吃掉多少粮食？这个数字算出来是惊人的。而一艘船可顶上万的农夫，而仅需要几名船工，中间的消耗差距就是巨大的。

当然为什么要修运河呢？一方面中国的江河都是自西向东走向，但是如果南北方的物资交流就不能走船运。所以其实古代一直在尝试修建人工运河连接南北的大江河，比如远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开凿了邗沟，将长江和淮河连在一起，解决运输的问题。魏国当年也修建了连接黄河和淮河的鸿沟。所以这种开凿运河是古往今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

所以杨广开凿运河其实也是在前人的运河开凿的基础上，利用了旧的运河加以改造，使得工程量已经大大降低了。

而杨广开凿运河的行为其实才是维持中国统一，有利于千秋后代的好事。只要有了便捷的交通和人和物的交流，中华就是一体而不会割裂，中国就不会变成印度，非洲这样的区域，因为相互割裂，产生文化的隔阂，甚至造成千年的仇杀的现象。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文化的融合，对于中国始终是大一统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所以读历史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要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问题，要站在长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任何脱离当时历史现实条件，用现在的经验去品评历史的都一定是有其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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