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选投票率已接近70%，新总统最快4日凌晨产生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6月3日6时，韩国第21届总统选举开始正式投票。投票时间将从6时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时，总共14个小时。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5时，投票率已达68.7%，投票总人数突破3000万人。

韩国总统候选人。央视新闻报道截图

为期一天的正式投票结束之后，包括提前投出的选票和今天正式投票日的选票将会同时进入计票阶段。

根据以往流程判断，在70%至80%的选票结果被统计之后，也就是最快在今天午夜到4日凌晨，大选的结果就将逐步清晰。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预计，最终计票结果在当地时间4日6时（北京时间4日5时）左右得出。

此次大选是在前总统尹锡悦遭到弹劾下台的背景下进行的提前大选，为了尽快填补政治空白，保障政府运行，将不设交接机构和过渡时间。在选举结果公布同时，新任总统任期随即开始。

新任总统将于4日上午在韩国国会进行简短宣誓就职仪式。

相关新闻

此前历届韩国大选，中国议题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

韩国总统大选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李在明、金文洙和李俊锡已形成“一人领跑二人追”的三强格局。尽管多家民调均显示李在明持续握有领先优势，但本次大选的悬念依然存在。

无论如何，这场由尹锡悦戒严令引发的政治闹剧，伴随着最后一场“互揭黑料”的电视辩论的结束，终将落下帷幕，动荡半年之久的韩国政坛也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然而，三重撕裂的选战博弈、消失的政策辩论、武器化的中国议题、愈难弥合的社会鸿沟——这四重危机如同绞索般缠绕着韩国社会——可见，这届韩国大选早已超越了政治竞争的范畴。

而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韩国的政治精英们一面高喊“团结”，一面将裂痕锻造成夺权武器，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社会弥合的困难......

三重撕裂的选举博弈

本次韩国大选的博弈格局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且呈现出鲜明的时间差和阵营策略差异。

首先是“内乱审判”——这也是李在明阵营贯穿始终的核心策略。从推动控诉非法戒严、弹劾尹锡悦，到炮轰金文洙为“内乱从犯”，民主党将尹锡悦政府定性为民主之敌，以此牵制中间选民对国民力量候选人金文洙的支持。

其次是各执一词的“政权交替论”和“政权延续论”。民主党这边复制了2017年弹劾朴槿惠后的“审判执政党”剧本，高呼“恢复民主主义”以期促成政权更迭。另一边的国民力量党则汲取了历史教训：尽管党内曾因弹劾尹锡悦与否而出现立场分歧，但最终仍以“延续政权”的口号维系保守派团结。与2017年新国家党分裂为“自由韩国党”和“正党”的崩盘局面不同，此次保守阵营虽内耗严重，却未彻底分裂。

最后，“反对李在明”成为保守阵营的主要发力点。面对“内乱审判”与“政权交替”的舆论劣势，保守阵营将火力集中在李在明复杂的司法纠纷、妻子涉嫌信用卡腐败案、激进政策立场等个人风险上。金文洙与李俊锡虽未能实现“倒李联盟”，但却默契地将电视辩论变为对李在明的“围剿战场”，导致政策辩论几乎沦为“骂战”。

这是《江原日报》和韩国地方报纸协会委托Ace Research进行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结果。2025年5月24日至25日，对全国3,028名18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进行调查（回应率9.0%）的结果。

消失的政策辩论

总统选举本应是解决经济寒流、破解安全困局的关键转折点，却因政策辩论的集体缺席，沦为一场缺乏治国蓝图的“无纲领混战”。

一方面，本次大选因尹锡悦遭弹劾而被迫仓促启动，各党的政策制定周期被严重压缩。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保守阵营内部爆发“临阵换将”风波（韩德洙替代金文洙）及候选人单一化争议，使得系统性政策研讨几乎失去可能。这直接造成了三重后果：

一是候选人的“十大公约”脱离现实。即便各候选人在5月12日拉票启动日抛出了核心承诺，但也被专家指责脱离实际。例如，三位候选人均提出多项经济发展举措，却普遍缺乏清晰的财政来源说明，引发民众对政策可行性的深度忧虑。但在具体财政来源方面却缺乏明确计划，引发民众对政策可行性的担忧。特别是有政策评估认为，金文洙提出的“放宽对企业限制，降低税款，增加补贴”的做法存在财源缺口。

与此同时，各大政党的政策发布出现严重迟滞的情况。如国民力量党和改革新党于5月26日发布执政公约，共同民主党则拖到提前投票的前一天（5月28日）才公开执政公约，而民主劳动党的执政公约甚至未能赶在提前选举日前出炉。

此外，多数社会智库与公民团体被迫放弃对各候选人竞选承诺的实质性评估，认为选举中最为核心的政策反而沦为了象征性的“装饰品”。

另一方面，本应作为政策宣示核心舞台的电视辩论，却彻底沦为候选人们相互攻讦的“揭丑竞技场”。

5月27日，在首尔麻浦区上岩洞的MBC电视台演播室，韩国第21届总统选举的四名总统候选人在进行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前合影留念。左起依次为共同民主党李在明、民主劳动党权英国、国民力量金文洙、改革新党李俊锡。韩联社

毫不夸张地说，此次辩论预设的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宏观议题几乎都被弃置一旁，治国方略完全让位于琐碎的口水战，导致辩论议题严重失焦。

比如在经济专题辩论中，金文洙耗费大量时间纠缠于李在明所谓“一杯咖啡成本120韩元”的旧论，指责其“不懂小商户生存困境”；李在明则反击对方断章取义、转移焦点。面对老龄化社会危机，李俊锡未提出建设性方案，仅以攻击李在明的“酒店经济学”，主张对方“不符逻辑”。而民众普遍关注的青年失业率、两性平等、房价以及外交安全议题等几乎都未得到实质性的政策讨论。

更糟糕的是，在此次电视辩论中，对候选人的人身攻击成为常态，司法丑闻取代了政见交锋。

据统计，辩论中超过半数以上的时间都被用于相互抹黑。金文洙紧盯李在明及其家人涉及的司法纠纷，称其为“司法逃犯”，并将发起弹劾的民主党污名化为“怪物政党”，攻击李在明是“怪物政治的独裁代言人”。李在明则猛攻金文洙“包庇尹锡悦”，指控其受到前总统的“影子操控”。李俊锡也不断质疑李在明因官司缠身而“缺乏国内合法性”，渲染其若当选将导致“外交被动”的负面后果。

武器化的中国议题

在此前的历届韩国总统选举中，中国议题可能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如果之前的选举中有“北风”刮过，那么这次可以说是“中风”渐起。

尹锡悦政府自戒严事件发生后就公开发表“中国间谍”言论，甚至将其作为戒严理由。不久后，韩国极右保守媒体就爆出“99名中国间谍在戒严令期间被拘留”等荒唐传言，后虽遭到驻韩美军否认，该谣言依然在保守派选民中不断扩散。

此外，保守派还不断炒作“中国介选”议题，将中国政务服务热线“12345”曲解为“选举服务器密码”，暗示中方黑客操控韩国投票系统，质疑选举公正。

另一方面，保守势力将中国议题锻造为政治斗争武器，借韩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攻击李在明。例如，国民力量党将李在明“不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实用主义立场，扭曲为“对华投降”；针对李在明不要介入台海问题对大陆和台湾岛均表示“谢谢”的发言，金文洙和李俊锡更是发起联合攻势，极力为其贴上“亲华”甚至“卖国”的标签。

李在明鼓掌画面。

2024年3月22日，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访问忠清南道唐津市唐津市场称：“为什么要招惹中国？”紧接着做出两手交握的姿势说道：“对中国大陆说‘谢谢’，对台湾地区也说‘谢谢’就可以了，干嘛总是到处惹事。”

中国议题在选战中陡然升温，既折射出中国对韩国影响力的客观提升，更暴露了韩国在中美博弈加剧下的深层战略焦虑。

然而，为何有人不断炒作中国议题，并将其推向争议漩涡的核心？笔者认为这其中存在“三大推手”：

一，“中国威胁”是尹锡悦内政溃败最好的“替罪羊”。尹锡悦弹劾案引发了保守阵营的合法性危机，继续鼓吹“中国威胁”、“中国阴谋”不仅能够成为保守派转移焦点的最佳工具，还能借“中国介选”、民主党“对外勾结”等叙事为尹锡悦发动戒严和延续保守派执政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

二，有的人依然想走尹锡悦对美“价值外交”的老路。尹锡悦政府以“价值同盟”之名推进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强化对美安全依赖。因此，坚持重视美韩同盟传统的国民力量党，希望借对李在明的“亲华”打压，强化自身在中美间“战略站队”的偏好宣示，同时巩固保守派的基本盘。

三，操纵“国民对华负面认知”这张牌仍然好用。自萨德事件以来，韩国国民对华认知呈现持续负面化倾向，所谓的“中国工程”问题极易引发民众情绪，而尹锡悦的涉华阴谋论主张更是加剧了民众的“厌华”情绪，在韩中国公民遭歧视事件屡屡被媒体报道。因此，国民力量党不仅“积极利用”这种既有认知，更是“主动参与”民众对华认知的塑造与极化——将民众的焦虑整合为排外（华）情绪，从而实现工具化“中国议题”来打击政敌。

愈难弥合的社会鸿沟

韩国社会的深层裂痕远非新鲜议题，学界普遍将其概括为地域对立（湖南VS岭南，这里的“湖南”指韩国西南部的全罗道地区，而“岭南”相当于庆尚道地区）、意识形态撕裂（进步VS保守）及代际冲突这三大传统断层。然而近年来，阶层矛盾激化（财阀垄断加剧贫富分化）、性别战争白热化（女权主义与“厌女”文化）、涉外议题民粹化（如“反华、反日情绪”的工具化）等新型冲突不断涌现，并与传统断层深度交织、共振叠加，持续加剧社会撕裂与对抗。

尹锡悦在2024年底颁布的“紧急戒严令”就如同一把利刃，将韩国社会本就深刻的裂痕进一步撕开。在戒严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弹劾风暴、司法调查与选举政治的叠加作用下，进步与保守阵营的对抗已从政策分歧升级为身份对立。

韩国宪法法院代理院长文炯培宣读弹劾案裁决书。

4月4日，韩国宪法法院代理院长文炯培宣读弹劾案裁决书——继2017年3月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之后，时隔8年时间，又一名代表韩国保守派政治势力的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下台。

政治精英们深知：煽动恐惧远比凝聚共识更易动员选民，撕裂社会比弥合裂痕更益收割选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面高呼“统合”，一面系统性利用社会分裂攫取权力。当候选人用“咖啡成本论战”替代经济改革方案，以“司法丑闻互怼”挤压政治极化解决方案讨论时，所谓的“社会弥合”就彻底沦为了空洞的选举话术。

其实，历史早已写下剧本：朴槿惠倒台后的文在寅曾誓言“终结仇恨”，最终却陷入“清算积弊”的漩涡；尹锡悦上台时高举“统合救国”，仅两年便用戒严令撕裂社会。韩国政治的悲剧性循环，恰如托克维尔预言的民主悖论——“多数人暴政的枷锁，常以人民之名锻造。”

新政府的上台，或许能为韩国政局按下短暂的休止符，但它亟需以制度革新（总统制修宪等）阻碍“复仇周期”的重演，以文化重建（国民对话、去意识形态化）来修复信任，否则这终将成为暴风雨再次来临前的虚假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