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伍国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得以进入中国内地，接触中国国内逐渐开放的档案资料，以及直接到中国村落和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口述史访谈和田野调查。这对美国包括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具体学科在内的“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中心史观”的理论反思，也促进了以华南为主要基地的西方“汉学人类学”同中国本土 “华南学派”（基于特定地域和理论方法）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然而，这些“发现”长久以来大多是单方面的，即美国对中国的“（再）发现”，而中国对美国的认知较多集中在中美关系领域。近几年，这种不对等的认知结构正在逐渐被逆转。
在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历史上，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19世纪末以来赴华传教士写作为主的美国汉学转变为学术体制内的严格社会科学研究，并强调相关社科理论的应用。他还把以中国古典哲学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欧洲汉学转变为极具现实关怀、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甚至直接服务于美国冷战时期对外政策的当代美国中国学，并使其成为二战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全方位和跨学科区域研究的一部分。此外，由于费正清本人的最初研究路径是晚清中英贸易关系，延伸到“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其门人弟子中的多数人（如保罗·柯文、孔飞力、周锡瑞、徐中约等）最初都以晚清对外关系和中外交往为切入点，但正是保罗·柯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中国中心史学” 理论路径反叛了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 范式。
由于在范式转换、学术组织、丛书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难以替代的开拓之功，费正清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由于他对晚清中外交往的关注和对美国上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认同，费正清一直特别强调传教士对现代中国的积极作用，暗示中国必须通过“回应”西方而走上一条美式“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思维定式在上世纪70年代就遭到周锡瑞教授的质疑。周锡瑞等当时的年轻一辈汉学家在越战背景下对美国对外政策多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应该更加正面地看待中国，并从内部理解中国。
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当年挑战费正清，积极从内部了解中国的一代美国汉学家大多已经离世或者退休，“汉学人类学”的高峰也已经过去， 以费正清第三代传人为积极参与者的“新清史”论争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另一方面，美国大众的对华认知被主流商业媒体关注的一些固定 “热点话题”左右，即便在媒体以外，受过一定教育的美国大众对中国的了解，时至今日仍常常被框定在“赛珍珠小说”之类的中国叙事中。因此，美国的中国认知仍然片面、主观、滞后。而随着中美交流的热度和力度减弱，美国学术界中国学研究的理论走向和范式建设似乎也进入了一个停滞期。
与此同时，今日美国还在不断削减对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语言、文化、历史的研究。笔者在和一些旅美华裔学者交流的时候，常一同感慨美国高校对地理距离遥远的“亚洲文化”持一种居高临下、可有可无、仅供点缀的态度，因而需要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不停地呼吁不要裁撤相关教学项目。笔者认为，这和美国近年来日益内转、保守、故步自封有密切关系。
但随着到访美国以及获取关于美国的资料更加便利，中国国内学者对美国的研究开始出现和美国中国学研究当年类似的积极转向，即由偏向关注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研究当代美国的内部问题。就笔者阅读所及，一些中青年国内学者研究地方因素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有的梳理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起源和发展，有的细致揭示被美国新自由主义掩盖的微妙且隐蔽的种族主义。在笔者看来，这些对美国内部进行扎实研究的论文中的洞见，常常超过很多长期生活和工作在美国，却似乎对美国本身失去感受力的华裔学者。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它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有助于国内学界摆脱过往对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对美国历史大事件的偏好，推动更多人关注当代美国社会基层及心态，并据此更加深入地认识美国。
总而言之，目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似乎逐渐陷入停滞，而中国的美国研究则在不断向纵深推进，当然，它在理论和著述分量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信随着更多的中国学者、留学生、媒体人以学术或非学术的方式持续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美国政治与社会，中国社会对美国的认知将更多地取得主动，中美双方认知和阐释的关系终将逆转。（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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