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志坚：民国大师柳诒徵痛斥“只搞考据不问世事”的史学

柳诒徵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疏通知远”“史学求得实用”。所谓“疏通”，就是知道史事前后贯通的关系；“知远”就是指知道若干事后，人们便可以鉴往察来，利用史书所载的事情，从而提出一套治国方策，故史学又成为“资治”的工具。同时，他又认为史学就是一种“持身应世”及“求致用”的工具，人们借历史知识，自能推测未来的发展，发挥史学的“资治”作用；为求史学上发挥“资治”的作用，故史学研究“不要专在一局部用功，而忽略了全部，所以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一方面更能用考据方法来治历史，那便是最好的了”；而“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都是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

柳氏另一本历史教科书，名为《东亚各国史》，此书在书扉上列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字样，可知此应是柳氏执教南高时所编的课本，也是上课时运用的讲义之一。此书分为十三章，主要介绍日本、朝鲜、印度及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的关系及各地史事。前文已指出，柳氏在1915年至1923年刊行的《东亚各国史》的《序》中，认为教科书不独要灌输学生中国历史的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对祖国产生爱国心。他说：“历史教科书只能算是教育的一种工具”，也是“人的教育里面的一种工具”。“人的教育”有两种意思：第一，成就“一国的人”；第二，成就“世界的人”。而“一国的人”，不独要“晓得一国的历史”，也要“明一国文化的要道”。要使人们借了解本国文化及历史，产生“民族爱国心”，知民族昔日的史事，产生民族骄傲感，也借过去历史得见“民族成败存亡之厄”，“遂渐使他们晓得人类伦理进化及吾民族的状貌”，“吾民族睹吾国历史，爱国爱种之情，循渐而生，强敌临边，勇而不惧”。成为“世界的人”，也就是要多了解国际史事，借了解中外历史知识，知“以吾民族处世界，知去取，定方向”，明白其时中华民族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知道中国不及外国的地方，也能知道中国胜于他国的地方，从而“融通中西，广求知识”，以西方史地知识，使国人知道国际大势。所以，柳氏在此书中也表示出历史教科书唤醒民众注意抗敌的心意。

在《东亚各国史》一书中，柳氏还运用他擅长的文献考证方法，力证日本早年臣服于中国，如今在20世纪初，却“狡焉欲与吾国抗衡，不复如三韩之恭顺，盖其天性有独殊也”。柳诒徵检索日本历史的发展时，发现日本早年称臣于中国，但近代的日本学者却极力否认此说。柳氏欲借撰述历史教科书，表示日本“狡焉欲与吾国抗衡”的野心。柳氏在论及中、日、韩三国关系时，尤注意指出日本与中国的宗主藩属关系。

《东亚各国史》中的《日本史》一章，从中国古代的史籍如《汉书》《后汉书》《新唐书》中引证，述及日本古代的历史主要是“隋以前无日本之名，其见于吾国史籍者，皆曰倭”，日本在隋唐以前，不是一个国家，只是“其种族不详所自始或曰吴太伯后，或云夏少康后，徐福之后，其言多怪诞不经”，相反日本却“自称其出于天日之神”，根本与史实不符，也是“其言多怪诞不经”，故“日本原不为独立之国”。接着，柳氏更详细介绍了日本经历神武天皇后，才有建国的规模，但其时日本各地土豪林立，“史称其时有若干国者，大抵土豪，小部不可谓国也”。为了进一步指出日本早年称臣于中国的史实，书中又引用了正史《三国志·魏志》中的记载：“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可见早在魏晋时期，日本已遣使向中国朝贡，然而在日本史籍上却是“讳之谓为熊袭之事”。此外，柳氏又从文化上的承传关系，分析了日本早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柳氏引用《日本历史》《日本国志》及《南史》的资料，指出汉、魏之际，倭(日本)与三韩(高丽、新罗、百济)交通日盛，“因与吾国使命往还，遂得吾国之文化，则固无可疑也”，随着中国与东亚诸国交往日多，也随着中国使臣出使国外，中国文化逐渐传往这些地方，儒教、佛教相继传往日本，但在日本史籍上也不谈这些史事，“日人则置而弗道”。乃至隋唐年间，倭国更派遣唐使来华，随着中日的僧侣相交往还，中国的《大唐律》“东传倭国，行效唐制律历”，而且“日本诸史，均以此为中古史之始，盖家族政治至是始革而模仿华风，亦以此期为最盛也”，唐代文化由是促进日本进行大化革新，定朝仪及官制，所以“倭国皆取法隋唐而参以本国习尚而定者也，史籍所载，不可改易”，“其国近世普及教育之基，其食唐之赐大矣”。日本取法中国根本就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在大化革新之前，没有文字，乃自唐代僧人鉴真等传入汉文，又使“及（倭国）留学中国者，归始自立学校，仿行唐制”，及至日本德川家康主政，以欲维持太平，便兴儒家人伦之说，又鼓励纲纪修身的儒学，由是可知“日本中世之事，见于吾国元、明史书者，率不详其政俗”。还有，依据《日本国志》、正史《元史》所记，日本改革之初，“其钱币，则多用吾国钱，间亦自制金银货，前后改革非一”。

总之，柳诒徵在《东亚各国史》中，引用了日本学者编撰的《日本历史》，更主要是引用了汉文《日本国志》及正史的资料，力求证明日本在文化、政制方面均是源自中国，而且其在历史上与中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如今“狡焉欲与吾国抗衡”，实为不当。

还有，柳氏针对其时日本学者认为琉球及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论点，在书中“琉球与台湾”一节内，认为虽然“琉球古无可考说者，谓即殷之仇州，其见于史自《隋书》始”，据《隋书·四裔传》《中山见闻录》及周煌《琉球国志》，在隋大业二年(606)，炀帝已遣使臣出使琉球，虽未能实时降服，终经派兵征伐，使琉球向隋室称臣，但“日本史籍讳言史事，则谓舜天为源氏之裔，又谓日本血统与琉球同族，盖以其同于日本也”。日本学者的说法，其一，全不理会在《隋书》及《中山见闻录》所载琉球向隋室称臣的史实；其二，以明人黄景福撰写的《中山传信录》所载，琉球土人居下乡的，不自称琉球国，只自呼其地曰“屋其惹，盖其旧土也”，琉球民族本非与日本民族同源，其早有本土民族家居，这个民族日渐繁衍，遂成一个较大的民族。又依《朝鲜国志》所载，元代其国分为三部，归三位王管理，分别为山南王、山北王及中山王，至明初统一在中山王之下。同时依《中山传信录》所记：“久米三十六姓，皆洪(洪武，1368—1398)永(永乐，1403—1424)两朝所赐闽人，至万历(1573—1620)中，存者止蔡、郑、梁、金、林五姓。”明太祖因琉球国人遭水灾，后便赐三十六姓的闽人，善操舟的居琉球；而琉球人程顺则的《圣庙记》也介绍中国曾遣三十六姓于琉球，并以闽中三十六姓的居民的长者，均授大夫长吏，其后的三十六姓居民，又日渐繁衍，每年均派使臣入贡明室，而琉球户口的充实，乃始自明三十六姓居其地以后。并且据前二书所述，琉球国早于康熙年间，因受中国使节宣扬孔子思想所影响，广建孔子庙，并仿中国科考制度，终于在同治初年，受清封贡，故“琉球之为吾国属国固无疑也”。反之，日本与琉球最早产生关系，则始自唐中叶，因为在《日本史》上所载，日本文德天皇仁寿三年(853)，日本使臣才登临琉球，乃至近代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更认为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从而模糊了琉球为中国藩属的地位，致琉球“脱离中国而不惧”；可惜“吾国当时执政者，亦不知公法及保护属邦之例，放弃不问及，日本维新遂借故收琉球为属土”。由是可见琉球本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只是清政府不善应付日本，致使丧失琉球及引起日人攻台。

至于台湾，自甲午战争后，柳氏依据汉人郁永河的《稗海纪游》及台湾本地居民六十七所撰写的《番社采风图考》二书，已指出“宋元时吾民亦多徙居其地(台湾)”，元代更设巡检司于澎湖。明代已列名为台湾，至郑成功驱逐走占其地的荷兰人，直接管治台湾，这些数据均有见记载于《台湾志》。又依《台湾小志》等资料指出，康熙二十三年(1684)更立台湾县，为“清政府管治台湾之始”，由此可证明台湾自清代已列入中国版图。据这些文献所见，日本于甲午战争中侵占台湾的行为，就是“日本之图台湾既始于琉球与生番之衅”，“甲午之战降我海军遂夺取澎湖而议割台湾”，《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更在台湾设立台湾总督府，尽力辟其地利，近年岁入至六七千万，“台湾始为日本之藩属国矣”。自此可见，柳氏虽然不多利用日本人所撰写的数据，未能全面探讨日人对华侵略的计划，但《东亚各国史》为一本教科书，自可使学生增加对近代中日关系的知识，并明白日本侵华的野心。柳氏在教科书上更广泛利用中国正史及笔记的史料，引证日本早年称臣于中国，却先服后叛，而琉球、台湾二地，也先后是中国领土，却又为日本人所控制，由是发出“呜呼！中国之积弱，不可殚述。倭奴则以亲善为词，吾民逾深朘削之怨。每念前史，顿生悲苦。……考其详实，奴之侵华，其来有由”的感叹，柳诒徵要借书中引用文献的考证方法，力证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是，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国人得悉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侵华的野心。由此可见，柳诒徵借考证文献以见史学致用的目的；又因《东亚各国史》为历史教科书，其对象是一般的学生，这样可使历史知识广传给南高学生。

此外，柳诒徵也要求史学应以致用为目的，读古书应通大义、辨真理，为帮助人们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历史，而不是只从文献考据的角度治史。他指出：“清朝的考据的风气，是因为经过许多文字的大狱，吓得许多聪明人，不敢讲有用的学问，只好专门做考据的工夫，说我们是考古，与今日的政治没有关系，免得清朝的满洲人猜忌他们，这是一种不可告人之隐。我们在今日要原谅那些老先生的。我们既然将清朝推翻，应该将历史和政治连合起来，发见史学的功效了。”要知他不是反对考证文献，而是以为治史学者，不应只注意考证，而忽视研究历史的“全貌”，只有观察历史的“全貌”，才能明白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因，这样提出的治国政策，才能切合时势及发挥史学致用的特色。柳诒徵把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历史和政治联结了起来。

他在《学衡》第1期发表的论文，就是借考证文献的方法，讽刺20世纪20年代中国议会制度的情况。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推行“联省自治”政策，并宣传“还政于民”。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柳诒徵发表《汉官议史》，考证汉朝官员的议事过程。他引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资料，说明“吾国自古即有议官”，“至汉则国之政事无一不付之公议……政事公开当无过于汉矣”，汉代早已公开给官员议政。而这种议事方式，甚合西方的上下议院制度，“以执行者之经验，参言论者之理想，而事无不举，此各国设立两院之原则也”。他接着指出汉代会议制度的五个特点：寡不屈于众，下不屈于上，外不屈于内，民不屈于官，广求民意。总观汉代会议之事迹，任人而不任法，议者无定员，会员者无定期，随事召集，不立权限，人主有裁断的权力；反观20世纪初的中国议会制度，却是“今世法治国会之性质，大相径庭”，“国会议员拘牵党议，不敢一背党魁之命令，或承望行政官、资本家及新闻记者之意旨，明知其非义，而不能不放弃良心之主张，以徇其义者，何如乎？……汉代虽以专制，而言论之自由，乃大过于号为共和之时代”。汉代议事，尚可集思广益，中央及地方士子均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但后世的议员，只知服从政纲，按行政长官、党魁及资本家的意旨，趋炎附会，议员终不能提出改善政策的良方。议会的形式亦已非汉代会议“正言谠论乃得自由发挥”，议员也“不能不放弃良心之主张，以徇其义者”。由此可见，柳氏借论汉官会议制度的发展，及论“吾国议会高尚纯洁之历史”，以讽刺20世纪初中国议会制度的弊点。

此外，柳诒徵于1932年写成《江苏明代倭寇事辑》，也是借研究明中叶倭寇侵略中国的史事，以阐明“倭寇之患，与明相终始”。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次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欲占上海。《江苏明代倭寇事辑》一文，就是成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夏天，可见作者是有感于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而撰成此文。柳氏利用《明史》《明太祖实录》《松江府志》《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等史料，详细叙述倭寇入侵江苏的始末，他首先指出：

倭寇之患，与明相终始。洪武初，数侵掠苏州、崇明。永乐中，亦时入犯，要不敢大为寇。至世庙朝，倭寇猖獗，东南半壁，几无宁土。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多、日向、摄摩、津州、纪伊、种岛，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亦间有之。

日本侵华早在明代洪武初年便已开始，至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侵华大为猖獗，东南地方大受倭患的影响。接着，柳氏按年叙述倭寇攻略江苏各县乡，烧杀抢掠，以及江苏乡兵抗倭入侵的情况。他又叙述了南京陈忠、丹徒陈瑶的抗倭战绩，借此说明“吾乡抗倭之捷，称战功第一”。柳氏认为，用“史料来教学生，那是复兴民族很紧要的一件事”，故详述明代倭寇入侵江苏的史事，就是要勉励20世纪的国民继续抗击日本入侵，“前贤名虽不传，亦荦荦着战绩，今则倭性益炽，吾民果行捣巢之策，破军杀将，复有海洋之捷”。

总而言之，柳氏治史的目的在于“历记人类活动的经历与成败，足供吾人参考应用之处”；他又在《中国文化史》的《绪论》中指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史学不独是将过去事情记载下来的文字，更是治世的参考材料。柳氏所言的“史学”，是“持身处世之术”，是“知虑通达”、可作为“鉴戒之资”的应世技巧。

也因为柳氏重礼教文化，所以在1925年时，他已认为“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礼学与史学未有二也”，史学成为宣扬“人类伦叙”、道德教化的工具。“史家守礼衡事，以正义为鹄”，史家评事的标准全依于礼，而礼出于人类伦理，所以史家往往出于维护名教的职任，借著史以“持名义，拨乱世而反之正，国统之屡绝，屡续者恃此也”。史家被赋予推动道德伦理教化的责任。史家直接推动道德教化的工作，莫如直接参与历史教育的活动，如编写历史教科书，故柳氏先后完成《东亚各国史》及《中国文化史》等历史教科书，以为“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这种“应用”，就是不独使人们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更要使人们借历史作品，以修养个人的德性，达到“明道正谊”的目的。

为求史学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柳氏强调博览历代治乱因素、人事变化，探求人类伦序及人群发展的原理，极力提倡研究通史，“历记成败，知所兴替，辨于物，析于事，慎于文，辨于物名故”。“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注意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吾人治中国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同时，他又要求历史研究应“明吾民族独造之真际”。又因柳氏认为史学是弘扬“人类伦叙”的工具，而孔子就是借史著以传褒贬精神，又借史著以树立人类伦纪的关系，所以孔子就是“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也因尊崇孔子的地位，并认为一切古史均为圣贤载道的工具，所以他反对疑古史学，也反对批判孔子的言论。

而柳氏更认为研究地方史的目的是观地方民风，“地方志乘，道德团体历代之史”，地方志历记地方的历史、民风及道德文化的发展，人们利用这些记载，便可以观察历代人事进退、地方治绩的好坏，所以研究地方史，就是“博览志乘，鉴戒之资”，研究地方文化，就可以“观一特成道德团体状貌”。又因为历史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为求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柳氏又提倡史地学研究。柳氏曾担任南高史学部学生组织的史地研究会及中国史学会的指导员，又协助学生创办《史地学报》及《史学杂志》等刊物，并为这些刊物撰写序或发刊词，积极推动史地学研究。也因为柳氏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所以他认为史学不独是文献的考据，也是“疏通知远”“求得实用”的工具，要求人们进行史学研究时，不应集中于对个别史事的考证，而要注意历史发展的整体。“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都是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而他更借考证文献以讽喻时世，又或借考史以为“复兴民族精神”的工具。

本文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问 授权，文摘自 区志坚著《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