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院用判决否定告密文化，干得漂亮！

（本图片系AI生成，与内容无关）

作者 | 邹成效

最近看到湖南省高院的公众号上有这样一篇文章：

5月28日，湖南高院召开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案例。

宋某所在的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宋某在发现同班同学周某在上课时玩手机后，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老师为此奖励宋某一瓶牛奶。周某发现后将宋某头、手等部位打伤。

经鉴定，宋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因周某在案发时系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未追究周某的刑事责任。宋某遂起诉要求周某、周某的监护人付某及所在中学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因宋某擅自将自己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而将宋某打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宋某虽系为了遵守学校规定而将周某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但其擅自拿走他人平板电脑的行为亦有不妥，据此可依法减轻周某的民事责任。学校在事发后虽然及时将宋某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但学校老师在明知宋某拿走周某平板电脑上交的情况下，未正确引导宋某在发现其他同学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时应如何处理，未指出宋某擅自拿走他人物品的行为不当，亦未及时与周某进行有效沟通，且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也会引发学生间矛盾，故学校也应对宋某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法院依法认定由打人者周某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30%的责任，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判决中还指出，涉案学校为落实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校规，通过物质奖励鼓励学生相互监督举报，其初衷在于维护教学秩序，但客观上形成了“以举报代管理”的治理效果。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不得不说，湖南省高院的判决是对未成年人告密文化的迎头痛击。

干得漂亮。

我来聊几个未成年人告密的事情。

先说最近的。

男教授爱上男学生，为他小心翼翼的剥过柚子，在冰天雪地雪地里等过他几小时，为他写过多封真心情书，为他规划未来，为他小心翼翼，为他送上自己的科研成果，为他整夜失眠，为他保研，给他买ipad和护肤品，请他吃几千块钱一顿的大餐，为他安排出国留学，愿意给他一个月2万，千方百计愿意为他完成心愿，为他多坐几百公里的动车转火车，只为了和他呆4小时。

结果呢？

这位同学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教授立刻身败名裂。

直到最后关头，教授还恳请上级部门保留学生的学位，不要因为处分自己而连累学生学位不保。

再说下一个。

2023年5月22日，兰州大学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授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评价时，以网络观点为例，指出这些观点“错误”，其中包括“朝鲜战争已过去六十多年，至今中国官方不愿对这场战争作出客观的评价......”等等。相关图片被学生发到网上，举报老师抹黑抗美援朝。

兰州大学调查后发布声明，指出举报不实。

再说一个最惨烈的。

1970年2月13日晚饭后，十六岁的张红兵听到母亲方忠谋说了几句对当时政策不满的牢骚话，便写了一封检举信，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举报自己的母亲是“现行反革命”。

1970 年 4 月 11 日，在安徽固镇县召开了一场万人宣判大会，方忠谋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后被拉上汽车，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013年，张红兵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个文革“逆子”的忏悔》的文章。在文中详细描述了1970年，那个残酷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唯有一声叹息。

所以，我认为湖南省高院的判决，体现出对告密文化的否定，是一种正确价值观的传递，值得赞赏。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法律的维护，依靠的是专业的执法人员，很少会依赖于鼓励人们互相举报的文化。

如果鼓励人们互相举报，看似可以使法律执行得更彻底，使社会无死角。貌似让执法者获得轻松，但却往往会败坏社会风气，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应该鼓励举报文化的。举报文化会导致普遍的对社会信赖机制的摧毁，社会的良性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与互信。而举报文化，则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揭发，会激发人性的卑劣，摧毁人们之间基本的信任。

在举报文化盛行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自由、宽容和良善的社会。

有一段时间，我们用那些“大词”来包装举报文化，鼓励互相举报，甚至还鼓励“大义灭亲”式的亲属之间的举报，这是极其可悲的事情。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未来，不要用那些“大词”去荼毒他们来，给他们一点正确的思想土壤吧。

湖南省高院，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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