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贡献

作者：[英]彼得·伯克 译者：周兵

来源：《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新移民可资贡献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情报信息，而是思维方式，是与其所移居国家原本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某种心态或习惯。

俗话说，黑云也有银镶边，本书着重关注的，是流亡后的一些积极的后果，如荷兰人类学家安东·布洛克(Anton Blok)所说的“逆境之福”。

布洛克认为，有创新成就的知名人物，通常都曾在人生和事业中遭遇过不同寻常的困难，方能以创造性的方式应对挑战。但我并不认同皆大欢喜的美好结局。

本书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流亡者和客居者对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积极的方面自然是功德无量的。

但即便如此，流亡造成了事业的中辍，如果没有流亡，他们创作的论著和对知识的贡献可能更多，虽然具体的损失永远无法估算了。就连正面的收获也常常“无法衡量”，以20世纪30年代的德裔难民历史学家为例，他们在英美两国产生的“主要影响”，通常被认为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教学和个人交往等方面，而不是所出版的论著。

如同为流亡者的律师弗朗茨·诺伊曼(FranzNeumann)在20世纪50年代所指出的，许多流亡者之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扎根立足，主要采取了如下三种策略之一:融入新国家的文化，对其文化加以抵制，或者是采取第三种最为有效的办法，即整合或综合两种文化中的元素。

其中流亡者们的第二种策略，是通过自我隔离来抵制，他们试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重建自己原有的社区，流亡的同胞们比邻而居，讲母语，上自己的学校，读他们自己的报纸，在自己的教堂、犹太会堂或清真寺里祭祷拜神，于是建立起了具有各自独立社交模式的小意大利、小德国或小俄罗斯。尼娜·鲁宾斯坦关于法国大革命难民的研究论文指出，他们希望相互守望，而不是去适应寄居国的文化。

但正如诺伊曼所说的，采取某种折中的办法也不无可能。

本书研究表明，对于知识的贡献，主要来自那些立身于这两个极端做法之间的学者。

流亡的经历也随着代际的不同而变化。对于第一代成年移民来说，他们通常很难适应寄居国的文化。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同化则更为容易，因此有时会发生角色的易位，子女成为父母的“监护人和家庭的支柱”，如出版家乔治·韦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的例子，他是1938年随家人来到伦敦的。”至于第三代孙辈，尽管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带有外国家庭的痕迹，但他们可能完全不再将自己视为流亡者了。

这三代人，在知识的传播和创造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流亡者的思想在新国家的被接受程度，也因其寄居国居民的代际而异。

新移民可资贡献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情报信息，而是思维方式，是与其所移居国家原本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某种心态或习惯。

因此，难民在其寄居国的同一代人或更年长的成员中，常常得不到充分的理解或欣赏。反而在下一代人中，包括流亡者所教授的学生们，通常对他们的思想更为开放。

尽管很多人在有生之年未能亲见，但从长期来看，流亡者的到来为其寄居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节选自《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一书“导论”，本节原名“银镶边”。图片源自网络。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英]彼得·伯克 著

周兵 译

商务印书馆

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