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徽省博两批元代金银器看元代社会的况味｜访古

作者 文博时空

作者 翟德芳

在寿县看完中国楚文化博物馆之后，我驱车继续南行130公里，到达合肥。到合肥的主要目的是看安徽省博物馆。新建不久的安徽省博物馆很是漂亮，对来访者也很贴心，甚至职工餐厅也对参观者开放。我在博物馆里看完了凌家滩以及同双墩、禹会村、明中都等有关的文物之后，发现博物馆的通史展厅里有两个展台陈列的是元代的金银器，仔细看去，发现其中一部分是在合肥孔庙大成殿附近发现的窖藏物，而另一部分则是范文虎墓的出土品。

范文虎我知道，他是南宋投降元朝之人，官至尚书右丞相。我前些时候刚完成《笔记中的元明微历史》一书，对元代的社会生活挺感兴趣。这个展品单元中，上世纪50年代出土的这些文物在说明元代社会生活方面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里就写一下它们。

合肥孔庙元代窖藏

1955年10月10日，安徽省一家建筑公司在合肥市区盖宿舍楼、挖墙基底槽时，将合肥市小南门内原孔庙大成殿西的一棵直径达0.45米的大槐树拔除后，在树根底部发現一个用铜盘覆盖着的大陶瓮。瓮已被挖破，露出里边的金属器。上报到博物馆后，文物干部到来进行了清理。从所存的碎片观察，大瓮为敞口，鼓腹，平底，口径40厘米。瓮内装着一些精美的、保存十分完好的元代金银器。瓮口用一个大铜盘覆盖，埋藏细致，陶瓮和大树树根紧密结合，判断是在埋藏后植树。

瓮内所装的金银器包括金杯、金碗、金碟、银果盒、银壶、银高足碗、银盏、银碟、银勺、银筷子等。这些金银器完全是用手工制成，器物上可看出捶揲后留下的细小痕迹。金银器物上有制作匠人的名称，明确了这批器物是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庐州丁铺所造，制造者是名为章仲英的匠师，推测应是当时蒙古贵族所用，甚至是进贡朝廷之物

出土金器中的金把杯，也称“海棠式金卮杯”， 口径7.5、底径4.8厘米。葵口，方唇，弧腹，平底，一侧有柄。杯内底一侧有“章仲英造”四字阴文楷书。出土时为一对，当是宴会中等级最高的人使用。铭文“章仲英造”位于杯底右侧，标识醒目。一件菱花形凤纹银果盒，表面錾刻了包括茶花、石竹花、春菊、凌霄花、梅花、牡丹、荷花、万寿菊、桃花、莲花、海棠等多达20种花卉图案，盖上有两只凤凰飞舞在花丛中，姿态生动飘逸。

合肥孔庙窖藏中的银匜

范文虎墓及其随葬品

范文虎墓是1956年4月12日安庆糖厂在安庆东郊棋盘山建筑厂房起土时发现、因而发掘的，根据出土碑文，可知此墓是范文虎与其妻陈氏的合葬墓。范文虎葬于大德五年(1301)，陈氏葬于大德九年。墓室为砖筑，券顶，长4.5米，宽5米，双室并列，中间有隔墙。范文虎殓以朱漆棺，棺底以大木垫托，四角置铁牛、铁猪。棺椁之间和椁外墓室中皆用松香灌实。椁前立石圹志一方，椁外木柜中随葬金银钱和饰物，棺内有玉带、玉印、玉圭、铜带头、木笏和小铜佛等。陈氏有棺无椁，棺下用桐油拌石灰铺底，棺四周用石灰米汁灌浆，极其坚固，棺内有金冠、金花、金饰和银钏等。

范文虎墓出土银饰

范文虎墓出土的火珠纹金发笄

陈氏棺内出土的缠枝花卉纹金发冠长13.7、宽9厘米，由五块金片扣合而成，顶部、底部两端共三块金片，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椭圆形金片相扣合，形成一个椭圆形腔体，用来套在发髻之上，底部两端的金片中央各有一圆形孔，用以固定发簪。顶部及左右两块金片均饰缠枝花卉纹，每个花卉中央花蕊处均有镶嵌宝石的痕迹。同出的一组金银饰品包括金花9件、金钱28件、金十字9件、银手钏2件、银饰6件。金花和银饰有树形、火焰形、牛角形等。此外还有一对玉环，作数股扭丝形，名绞丝玉环。

范文虎墓出土的缠枝花卉纹金发冠

范文虎墓出土的金十字

范文虎墓内出土的玉器，除了玉带外，一件贯耳玉瓶系仿古铜器造型，玉质晶莹温润，颜色白中闪青，为优质和田玉料制成。一件心形活环玉坠，上有活环，下为心形玉坠，环与坠可分可合，构思精巧。一件虎纽玉印，印体上端横卧一个匍伏虎形纽，玉料本有黄色沁，工匠巧妙的将沁置于虎背上，可谓“俏色巧作”。此外还有代表其高官身份的朝笏、玉带板等。

范文虎墓出土的金饰

墓主范文虎先仕南宋，后降元，其一生败战连连，变节投敌，但却官运亨通，降元后累迁至平章政事、尚书右丞，成为“南人”之中入元官职最高者。关于他的生平，《新元史》有传，《宋史》、《元史》、《续资治通鉴》、《怀宁县志》均有记载。

藏品反映的元代社会生活况味

元代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异族的统治，对中原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宋代以后，金银器的使用逐渐从上流社会进入了酒楼菜馆以及家境殷实的普通人家，制作精良的器物甚至成为家居陈设，从实用器上升为艺术品，也因此出现了一批专事金银器制作的作坊和技术精湛、注重品质的工匠，比如上文提到的“庐州丁铺”和“章仲英造”。

合肥孔府窖藏出土银碟

元朝政府对金、银的使用严加管理，并制订了专门制度。公元1282年，元廷颁布法令，规定工匠只能用顾客带来的金银打造器物，成器后要在器物上凿记匠人的姓名。也正因此，孔府窖藏金银器的制造者章仲英才能为后人所知。

合肥孔庙窖藏中的银玉壶春瓶

元代金银器继承了宋代的传统，又接受了异域的影响，一方面讲究造型，不作装饰，或者只在局部略加装饰，如孔庙窖藏中的银玉壶春瓶；另一方面则是纹饰华丽繁复，有花卉瓜果、人物故事、鸟兽鱼虫等多种题材，如范文虎夫人陈氏的金冠，这一趋向对我国明代金银器风格的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总体说来，其工艺的精湛同唐宋时期的皇家产品还是有所不如。

合肥和安庆已经大体上算是江南，由此我也联想到了元代江南之人的社会地位问题。以前读古人笔记，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监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惟知曲承使命，不问民间有粟与否也，乃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众皆号泣告诉，曾弗之顾，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明叶子奇《草木子》记：“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納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

前者是说元朝廷派员到江南卖官，召集富户，让大家买官，但这些人的家产已经被朝廷搜刮净尽，被拷打威逼也不肯买；后者说元朝廷的要职都是蒙古人占据，汉人南人万中只有一二，还都是并不重要的位置；后来开始卖官，起先还卖给南人，后来求官的太多，有钱也买不到了。

合肥孔庙窖藏中的银碟

从这两则笔记中可以看到元朝时南方人的生活状况。合肥孔府窖藏不知何人所为，看范文虎夫妇墓的随葬品，同其朝廷二品大员的身份并不相合，也就是一般的官僚地主的水平。推测范文虎作为南方人的降官，尽管做官到了二品，大概也逃脱不了被歧视搜刮的命运吧？

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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