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的终结、美国的衰落,也许是2025年最火爆的经济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西方经济体的情况会比美国更好。
多年来,日元作为美元的对手货币,在享受美国经济红利的同时,也不断沦为美国经济的压舱石,因此,日本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稳”,而非“好”,这也是国际资本始终追逐日元资产的根本原因,尤其是日债,其被视为与美债、德债并列的“全球三大安全资产”之一。
然而,纵观全球2025年1-4月的宏观数据,我有种非常明显的感觉,整个G20似乎在今年都面临着“滞胀”或“通缩”的压力,全球市场的流动性紧张和2008年时非常接近,尤其是资金对于黄金和债券投资上,路径如出一辙,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一场大的金融风暴或许就要升起,而最先倒下的不一定是“美国”。
一.日本经济的谜局:
就在昨天,日本刚刚经历了自1987年以来需求最疲软的20年期政府公债拍卖,并引发了长期政府债券和国债期货的下滑,其40年期的国债公殖率也因此达到了1999年创品种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公债市场的暴雷印证了“价格长尾”现象,其反映的是国际买家只愿意支付远低于平均水平的价格购买国债,却还要额外的高额利率补偿。
有人解读40Y的公殖利率上升,预示着日本经济终于步入通胀,更高的收益率才能更好的反映成长,从而可以吸引投资并减轻实际的债务负担,然而日本央行拥有着整个日本52%的公债市场份额,上升的利率会增加借贷成本,使得日本的债务与GDP比例再创新高!而日本央行若继续购债将丧失独立性,但若放任利率飙升又恐经济硬着陆风险激增,这导致了日本货币政策空间的消失。
从国际市场看,日元资产的正面临20年来罕见的多重冲击,我们和欧盟都将进入“长期低利率时代”,美国则进入“长期高利率时代”,而这些经济体的内生性风险正诱导大量国际资金进入日本,导致日元和日债出现结构性风险。
同时,高利率会倒逼日元走强,让日本的出口商损失惨重,而随着日本央行放开对利率的控制,市场波动肯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日本经济在短期似乎表现出通胀恢复,经济重入扩张的迹象。
但高利率意味着债务的存续风险也是边际递增,因此日本财政的风险,其实已经超越美国!某种程度上,日本经济当下的风险与当年希腊债务危机时希腊相比,如出一辙。
从数据看,日本这次的国债事件,反映的是当下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已超 260%的市场情绪变化,2024 年日本财政赤字率达 7.2%,利息支出占比升至财政预算的 24%,创历史新高!
40 年期国债作为长期限品种,对财政可持续性预期更敏感,当市场意识到日本央行可能退出收益曲线控制 YCC政策,且政府缺乏有效减债计划时,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补偿潜在违约风险。
然而,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日元资产却被国际资本买爆了!
数据显示,海外资金4月买入日本股票和长期债券的金额创历史纪录,其共计购入约566亿美元的日本股票和长期债券,这是日本财务省自1996年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海外资金对日本金融市场最大单月净流入。
由于全球去美元化风波影响,日本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其海外净资产超 471.3 万亿日元,它的国债、股市和核心房地产成为了资金避险的 “安全垫”。
而当下的日元,却存在巨大的套利机会,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024 年初的 140:1 贬值至 2025 年 4 月的 157:1,创 1986 年以来新低。即使当下日元反弹至143.7,但这种贬值和修复的过程为海外投资者创造了 “双重收益”,即以贬值日元买入资产后,若未来日元升值(如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推动),可同时获得资产增值和汇率收益。
以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公司为例,其发行的年化1%利率的 900 亿日元债券,在增持日本五大商社股票后,其持股市值已从 138 亿美元升至 235 亿美元,年化回报率达 16.7%。这种 “低息融资 + 高息分红” 的套利模式,吸引了全球量化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蜂拥而入。
所以,日元资产在当下尤为火爆,因为其对于美元资本而言,基本等同于无本套利。
而日本央行在 2025 年 1 月加息 25 个基点至 0.5%,结束了长达 17 年的超低利率周期,并暗示 “若经济符合预期将继续加息”,这就暗示了长尾的无风险回报机遇,以及当下的低利率机遇。
这一政策转向改变了市场对日元资产的收益预期:10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已从 0.25%快速 升至1.53%,与美国国债利差亦从 4.45% 缩窄至2.92%,这促使国际投资者重新配置债券组合。
二.日本经济的基本面:
日本整体经济呈现 “温和复苏” 特征:2024 年三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2%,连续两个季度正增长;核心 CPI 通胀率达 2.7%,接近央行目标;资本支出连续三个季度增长,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 4.1%。
但这种复苏,实质是表面风光,日本的居民实际工资扣除通胀后仍下降 0.3%,家庭消费连续 6 个月下滑;出口虽受益于日元贬值,但进口成本上升,导致贸易逆差扩大至 2.1 万亿日元。此外,政府推出的 21.9 万亿日元经济套餐对 GDP 拉动效果仅约 1.0%,且存在补贴分配不均、中小企业受益有限等问题,这反映了其经济结构转型滞后,导致货币传导机制失灵,货币政策深陷流动性陷阱。
同时,我们看到,无论外界认为日本是否已经实质恢复了通胀,但日本经济仍未摆脱“低通胀、低工资、低增长”的现实困境。
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老龄化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僵化,日本社会非正式员工占比达 40%,工资仅为正式员工的 60%,终身雇佣制模式导致劳动力流动率不足 3%,远低于美国的 12%。此外,65 岁以上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的32%,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预算比例升至 32%,这不仅降低了税基,也挤压了公共投资空间,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徘徊在 0.4%,仅为美国的 1/6。
同时,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外部需求,而全球经济环境当下暗流涌动,特朗普关税政策对进口汽车加征 25% 关税,将直接冲击日本占出口额 23%的汽车产业。
实际上,当下的日本可能正在发生一场比美国还严重的经济危机。
日本国债长期收益率波动加剧,导致持有国债的金融机构资产端大幅缩水。仅三菱 UFJ 银行2024年财报就显示持有的国债组合市值损失达 1.2 万亿日元,占资本金的 15%。
而且,日本经济是一个利率敏感型经济体,企业依靠低利率贷款扩张社会性投资,因此,日本企业债务率达 150%,家庭部门房贷利率虽只有1%左右,但存量规模达 850 万亿日元。若长期利率持续上升,企业利息支出将增加 1.8 万亿日元 / 年,家庭月供压力骤增可能抑制消费。
这与美国 “高利率抑制通胀但经济韧性犹存” 的情况完全不同,日本经济更像因利率冲击陷入衰退。
因为,这首先会导致日本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面临破产风险:若 40 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 3.5%,2030 年利息支出将从当下的2.8%上升至 GDP 的 5%,并导致国债市值缩水,进而将养老金缺口自220万亿日元扩大至 300 万亿日元,威胁 1 亿国民的退休保障。
所以,日本国债收益率异动的本质,是超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化导致的 “财政纪律松弛 + 市场信心耗竭”。这与经济繁荣时期因需求旺盛、央行主动加息的逻辑完全相反,反而更接近2013 年 “缩减恐慌” 中的印度经济。
对日本而言,当务之急是打破 “低增长 - 高负债 - 货币宽松” 的恶性循环,而不是误将危机信号解读为繁荣前兆。若处理不当,这场国债危机可能成为压垮日本经济的 “最后一根稻草”,其全球影响或将超过 2008 年次贷危机。
三.投资日本合适么?
日本4 月净流入的 8.21 万亿日元中,70% 集中在股票和长期债券,且主要发生在特朗普关税政策出台后的一周内,这种 “恐慌性避险” 可能随着美国政策调整或全球风险偏好回升而逆转,并不一定有秩序性指示作用。
从长期看,日本资产的吸引力取决于结构性改革成效,若其能通过《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扩大数字经济投资,东京核心房地产和东证指数仍具明显的低估价值。
同时我们看到,日本央行的政策选择将主导日元资产走势,市场预期 2025 年底前可能再加息 25 个基点至 0.75%,2026 年政策利率或达 1.0%。若加息节奏快于美联储(预计 2025 年降息 50 个基点),美日利差收窄将推动日元升值至 145:1,吸引更多套息交易平仓资金回流。
但日本央行也面临两难:加息过快可能压制企业投资,而过慢则难以遏制日元贬值引发的输入性通胀,其本身的货币政策空间几乎已经消失。
对于国际投资,短期可关注日元贬值受益板块和高股息资产;长期则需评估日本经济转型潜力,例如半导体国产和绿色能源等政策红利。同时,需警惕市场波动风险:2025 年 1 月加息后,日元汇率单日波动幅度达 2.3%,期权市场隐含的 “日元走强概率” 已升至 68%。
因此,当前日元资产热潮是国际资本避险、政策预期转向与估值洼地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日本经济内生动力根本性改善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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