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上色后的震撼：十张清末甲胄照片里的将领

在泛黄的档案卷宗与旧纸堆里，一组身着清朝甲胄的将军老照片重见天日。每一张照片，皆为彼时影像技术与历史瞬间的交融产物。

1900年，正值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侵华的动荡之际，41岁的袁世凯以山东巡抚之职兼领武卫右军，成为清廷在华北举足轻重的军政要员。照片是其身着清朝甲胄的形象，袁世凯所着甲胄，属清代高级武官礼仪性装备。

同年6月，英国驻威海卫总督骆克哈特访问济南，袁世凯着甲胄礼仪接见。据《庚子西狩丛谈》记载，其“顶盔贯甲，危坐堂皇，英使见之，亦起肃容”。

这张清末兖州镇总兵田恩来甲胄照，所着甲胄为典型的绿营总兵礼仪装，呈现出“滑稽感”与“怂态”，有可能是内衬铁片因长期闲置生锈变形，导致甲身臃肿下垂，形成“松垮”视觉效果，与现代认知中“英武铠甲”相去甚远。

这是一张晚清将士全副武装的甲胄坐姿照，将士所戴为典型的清代「暖帽式盔」，盔顶竖缨管插孔雀翎（若为双眼翎则可能是三品以上武官），盔额鎏金兽面纹沿用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规范。但仔细观察可见，盔体两侧增设皮质护耳。

照片中将士端坐于太师椅，双手按膝，腰杆笔直，符合清代肖像画「端肃庄重」的程式化要求。推测摄于1880年代以后的通商口岸照相馆（如上海「公泰照相馆」），摄影师可能是广东籍的华人技师，熟稔传统人像构图，又掌握湿版摄影技术。

此类照片可能用于两种场合：一是呈递给朝廷的「请功照」，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命随军摄影师拍摄将领甲胄像进呈慈禧；二是作为「中国军威」的展示品，由总理衙门赠予外国使节，试图扭转鸦片战争后西方对清军「弱不禁风」的印象。

19世纪中叶，清朝因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内忧外患，对新疆管控力削弱。1864年，新疆各地爆发反清起义，其性质最初是底层民众对封建压迫的反抗，但很快被地方封建主、宗教势力利用，演变为多个割据政权并立的混乱局面。阿来汗・苏丹（又译“阿拉罕苏丹”）原为清朝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低级官员（伯克），在起义中趁机崛起，于1867年建立“伊犁苏丹国”，自称苏丹，统治范围包括今伊犁河谷部分区域。照片是身着清朝礼仪甲胄的阿来汗・苏丹。

该政权是短暂的地方性封建割据势力，既非民族独立政权，也未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本质是利用宗教与民族矛盾篡夺权力的军阀统治。其统治期间，对各族民众征收重税，强制推行宗教极端政策，导致社会矛盾激化。1871年，沙俄以“代收代守”为名出兵侵占伊犁，阿来汗・苏丹政权迅速崩溃，其本人下落不明（一说在战乱中被杀）。

这张是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的甲胄端坐像，当时的他负责大沽口炮台防务。罗荣光所穿为典型的清代棉甲，以蓝缎为面，内衬多层棉布并缀铜钉。这种甲胄在乾隆朝后成为主流，既能抵御早期火器弹丸，又比铁甲轻便灵活。

1900年6月17日，罗荣光在大沽口炮台失守后自尽殉国，其遗体被运回湖南安葬时，仍身着照片中的甲胄。

这张云南宣威籍武官王世雄的甲胄像，王世雄所穿为典型的清代棉甲，内衬多层棉布并缀铜钉。

照片推测摄于1890年代昆明「水月轩照相馆」（当时云贵总督府指定摄影机构），旨在通过影像向国内外展示「边疆武将仍保有传统武备的威严」。1886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巡阅滇越边境时，随行摄影师梁时泰曾拍摄多幅类似照片，用于呈递朝廷和赠予法国殖民当局。

清同治九年（1870年），镜头定格下广西提督苏元春两帧不同角度的戎装影像。

画面中，他身着典型的清代棉甲，内衬多层棉布并缀铜钉。左手持雕花角弓，弓弦紧绷似待发；右手虚按箭囊，牛皮箭袋垂于肩背，数十支雕翎箭羽参差露出，尾端朱漆缠藤，尽显边疆武将的冷兵器时代风貌。

清同治年间（约1870年代），一帧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早期戎装照悄然定格历史瞬间。

画面中，时为湘军名将的丁汝昌尚未跻身近代海军之列，仍身着传统绿营甲胄，最令人瞩目的是其目光——双眉微蹙，瞳仁如炬，直视镜头的坚毅中，既含传统武将的剽悍之气，又隐约透露出日后统御铁甲舰队的沉雄之姿，恰似晚清军事转型前夜的一道精神剪影。

这张是晚清名将左宝贵与侍卫的留影，左宝贵所穿为典型的清代高级武官礼仪甲胄，右侧侍卫紧握的春秋大刀，属清代绿营「长柄刀」系列，此类兵器在实战中早已被火器取代，主要用于礼仪场合，如阅兵式、将军升帐等，象征「尚武传统」；

照片拍摄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地点推测为平壤清军大营，此时左宝贵已奉命驻守平壤。1894年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左宝贵拒不听从叶志超撤军建议，亲登玄武门指挥作战。他脱下甲胄，换上御赐黄马褂，「知必死，誓与城共存亡」（《清实录》），最终被日军炮火击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