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营口起义，师长率领警卫冲入会议现场，当场俘获敌军政要员

从1947年9月至1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持续性的进攻战役，迫使国民党军不断收缩防线，只能龟缩固守沈阳、长春、锦州三座大城市周边。

当时，吴瑞林奉野司以及辽东军区的命令，指挥辽南军区部队，重点对盘踞辽南的52军围困包围，从秋季攻势后，辽南军区部队迅速出动，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并迫使营口守敌王家善的暂编58师起义。

之前我们很多次地聊过王家善起义，并对其有许多正面评价。

不过，最近读到了时任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的回忆录，发现他在回忆中，对王家山的评价并不高，特别是对我军兵临城下后，打了几仗才同意无条件起义十分不满。

其实读到这一节以后，才算是真实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王家善。

在解放战争时期，举凡起义将领，他们在选择起义之前，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拍案而起，这其实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即我党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不断接触，加上起义者本身对国民党当局有诸多不满情绪，才最终促成的。

起义将领在起义之前，多数都要进行“讨价还价”，即便是像陈明仁、曾泽生这样的素来有很高名望者也不能免俗，毕竟他们的思维方式，很多还都停留在旧时代。

01

1948年2月25日，守营口的王家善率领暂编58师起义，极大的震动了国民党当局。

当时守长春的国民党军60军军长曾泽生听闻消息后，一度十分诧异：

“他怎么会选择起义呢？”

王家善1903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一个富裕的家庭，幼年时即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时受叔父栽培，东渡日本留学，先是在日本铁道学校学习，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家善与一大批留日的学生在日本街头抗议，后在日本当局压迫下，中国驻日公使馆不得已将他们这一批留学生撵回国。

也正是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王家善骨子里本质其实并不坏，称得上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

王家善回国后，在东北军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部任营长，后来于芷山要投日，王家善坚决反对，离队后被巴彦县县长程绍濂请去，当了县自卫团团长。后来东北地区的抗日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5月，王家善带着60余人参加了巴彦县游击队，任游击队副司令员。

不久后，王家善出任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松江地区副总指挥，当时义勇军总指挥张甲洲是巴彦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

王家善与中共之间的渊源也始于此。

不过，王家善人生中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

1933年，王家善的老同学、时任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司令张文铸以同学的名义给他写信，邀请他出任所部参谋长。

王家善不假思索，当即前往，去了以后才知道，张文铸早已做好了当汉奸的准备，此时骑虎难下的王家善也只好半推半就的答应。

不久之后，王家善借口赴日留学的名义，从张文铸手下逃出，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在日本期间，王家善通过到南京的机会，秘密与国民党当局何应钦取得联系，何应钦授予他中校军衔，并命令他返回东北，视情而动。

也源于此，王家善学习期满后，便返回东北，出任伪满治安部科长，并于1943年7月出任伪满洲国第七旅旅长。

王家善受命潜伏期间，始终致力于抗日活动，他秘密在日伪军中组建“真勇社”，其中成员大多数都是日伪军中中下级军官。

02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王家善率部立即反正，迎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但事后却遭到苏联红军逮捕。

王家善获释之后，基于“正统”的传统观念，就投奔了国民党当局，任国民党军保安纵队总司令、东北行辕少将高参。

1946年4月，东北保安第四总队被我军打散后，王家善受指派，前去重建这支部队，后来收编了约有上万人，王家善那时可能并没有想到，他一个杂牌出身，特别还是日伪出身的人，不可能会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用。

东北第四保安总队的成分很复杂，有原来是伪满军队、警察部队、保安队、山林队，甚至其中还有部分土匪，这其中军官级别都是原伪满长春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人，他们这些人在掌握部队后，自然理所当然的以王家善马首是瞻。

王家善率领东北第四总队驻防长春没多久，便于同年调辽南山区，划归新六军指挥，番号被临时性的授予了独立第九师。

新六军是嫡系精锐出身，自然是看不上王家善这支杂牌中的杂牌，为了监视这支部队，新六军还自顾自的派过来副师长许颖。

许颖一到，就架空了王家善，这令王家善感到十分憋屈。

1947年6月，东野发起了夏季攻势，国民党军急于收缩兵力，放弃了安东地区，并留独立第九师在辽河、锦州之间的山区打游击。

可国民党当局败退的很快，当时王家善带着独九师到营口后，发现该地区不仅没有兵力防守，营口市政府的地方官员也都跑的无影无踪。

王家善电请东北行辕、长官部，愿意接手营口的防务，国民党军那时正焦头烂额，一听有人愿意守营口，当机立断，任命王家善为营口防守司令兼营口市市长，并授予独九师番号为暂编58师，归52军节制。

国民党军留王家善在营口，目的是为了给嫡系做外围屏障，说白了也就是炮灰。

王家善最初确实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当时营口的地形并不适合防守，为此他决定征调民夫、调集资金修建一条外围防线，还花了大力气整治了营口市区的道路和辽河航道，招揽关内客商以及外国商人，

可没想到的是，王家善苦心征集的资金还未落到实处，就被贪官污吏挪去了大半。

不仅如此，当时营口遭到我解放军进攻，王家善申请调国民党海军“长治号”火力支援，可没想到的是，长治号开进辽河后，一门主炮被我军击毁，时任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听闻消息后，又急又气，不由分说就把长治号调离，还大骂王家善：

“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调用老子的舰艇。”

就在王家善伤感时，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当时防守辽南的52军进驻营口以后，直接剥夺了他营口防守司令一职，不仅如此，之前跑掉的营口市市长袁鸿逵又跑了回来，直接取代了王家善。

王家善等于一切回到了解放前，白白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这也让他看清了许多真相。

03

王家善在东北期间，就屡屡听说我军打胜仗，好奇之余开始主动了解我党的情况。

当时，东北行辕驻营口参谋王明仁是王家善的学生，传闻中此人为共产党人，王家善就请他找几本有关共产党的书来看，王家善看了这些书以后，对我党有了大概的了解，为他后续起义埋下了一定伏笔。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有意思的是，当时东北局社会部也在积极筹划打入敌人内部，通过说服教育，劝说一批有责任心的爱国将领临阵起义。

1948年前后，辽南军区在鞍山、营口周边哪吒闹海期间，东北局社会部辽南情报站发现了王家善思想起伏的情况，副站长石迪决定，策动王家善发动起义。

当时，原属王部暂编58师三团上尉连长的张海涛经过教育后，已经参加了我军，他与王部三团团长戴逢源关系较好，而戴的儿子、女儿都是共产党员，通过这几层关系，党组织陆续把部分有关我党的资料传递给戴逢源。

不仅如此，石迪还通过营口市公安局局长马洪权，发展了该局人员高文浩，代表组织与戴逢源联系。

经过一段时期说服教育，戴逢源同意在王家善身边说和。

戴逢源本就与王家善是生死之交，面对这位亲信部下的劝说，王家善心思有所活动，同意了与我军接触。就这样我军与暂编58师之间建立了联系。

王家善虽然表示愿意起义，但其实内心还是比较犹豫的。

据时任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回忆：

“对起义部队的工作，主要是军委情报部的同志来做，我师由金振钟同志率情报敌工部协助。由于王嘉善野心很大，他将辽河西岸，沈阳、锦州以南保安部队及一些游杂部队组成新十师，重新组建交通警察纵队(3000余人、枪)，共25000余人，号称3万，他要求.起义后保持一军的番号，而上级指示只给一个师的番号;。我们与他的代表谈判多次均无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只有谈与打相结合，最后用战斗手段解决问题，让敌人的任何幻想都化为泡影，迫使其起义。终于，王嘉善在面临被歼灭的境地下，接受师的番号起义了。”

1947年10月，我军策划过一次暂编58师起义，当时52军副军长郑明新在营口设立了前进指挥所，架空了王家善，我军打算利用暂编58师思想起伏这一阶段发动起义，但因机事不密，导致消息泄露，无奈只能放弃。

所幸运的是，王家善在整件事中未暴露身份，还掩护了一批共产党人转移，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是有功的。

1948年年初，辽南军区在强攻鞍山时，就考虑了夺取营口的方案，在后来营口战斗中，又歼灭了一部分敌军，这也迫使王家善派出代表与我军谈判。

同年2月24日夜，辽南军区、东北社会部辽南情报站吴瑞林、石迪与王家善派出的代表进行第二次谈判，双方就起义事项进行了沟通，最终双方敲定，于2月25日晚7时起义。

1948年2月25日拂晓，王家善做好起义准备后，装出一副决心死守营口的态度，建议52军副军长郑明新召开城防会议。

郑明新不疑有他，立即同意于当天下午2时在暂编58师师部开城防会议。

开会期间，王家善借故离开会议现场，并派警卫连控制了会议现场所有人，就这样，王家善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国民党军在营口所有的党、政、军、警等31名高级将领。

当天晚7时，王家善按照约定，在师部门口打响了三发信号弹，因为各部队群龙无首，各处很快被我军攻克，因为交警总队等敌企图负隅顽抗，王家善还押着郑明新到一线喊话，迫使守军放下武器投诚。

王家善率部起义后，所部被改编为东北军区独立第五师，不久后改称167师，长春起义后，167师划归曾泽生的50军，50军150师撤编后，167师改称150师，后来这支部队还走出国门，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为祖国再立新功。

1955年9月，王家善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