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县里”

“县”，是基层，是大多数人一辈子生活的范围和环境。在县里，可以看舞台上、庙堂上的帝王将相演戏，但不能因为入戏就忘掉自己身在何处。

中国历史上有过数次群星闪耀的时候，比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比如北宋时期文坛熠熠生辉，比如清末民初大师云集。

若从这个三个时代“优中选优”的话，当是北宋。北宋向来被一些研究历史的人称道，比如，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最近读宋史学者赵冬梅的新作《赵宋，如是我见》，发现她对北宋也颇为称道。她认为，北宋不仅是华夏群星闪耀的时代，而且创造了中国帝制时代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对这个“最好成绩”，我深表怀疑甚至有所质疑。

北宋当然群星闪耀。

以散文著称的唐宋八大家，北宋就占了6个，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北宋还有不少我们的中学语文无法忽略的人物，比如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黄庭坚、文彦博、周敦颐、张载、柳永等等。这些人给今天的中学生造成了不少“负担”，他们的很多文章诗词佳句需要背诵。

北宋为什么群星闪耀？原因主要在于北宋重文轻武、科举制度成熟、社会相对宽松。

重文轻武，读书人就多；

科举制度成熟，给读书人提供了上升通道，士绅子弟有机会进入庙堂，在北宋以前这是很难很难的；

社会相对宽松，创作积极性就高，成就也就辉煌。

然而，北宋璀璨的文星，除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外，并没有解决当时的实际难题。

比如边患问题，面对辽、金甚至西夏，北宋一直是委曲求全的；

比如财政问题，朝廷以用很高的待遇包养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大量的禁军，导致财政难以为继；

比如，军队虽多但战斗力不强的问题。

这些弊病迫使朝廷不得不改革和变法。在宋仁宗的时候有庆历新政，在宋神宗的时候有王安石变法，但这些变革也都没解决问题。这才有了靖康之变的脆断，大宋一夜之间就崩盘了。

如果北宋取得了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为何在面对外敌的时候那么窝囊？为何在表面的繁荣之下财政却难以为继？为何只延续了160多年就崩溃于一夜之间了呢？

赵冬梅在称道北宋政治时回避了这些问题，只是遗憾地表示，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在北宋未能长久地持续。随着王安石变法，北宋的政治文化向法家转向，于是最好的成绩就消退了。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本末倒置，正是因为儒家解决不了问题，才有了向法家转向。

宋仁宗时代向来以宽仁被称道，所以庙号仁宗。

《赵宋》一书中引用的仁宗时代的一个故事不经意暴露了北宋的政治的真相。

故事发生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这一年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县做县令。由于这个偏远的地方没有什么书可读，欧阳修就读县衙里积存的旧卷宗来解闷儿。这一读让欧阳修脊背发凉，他发现冤案比比皆是。

赵冬梅原本是用这个案例称赞欧阳修善于为官理政，但一不小心透露了北宋政治的黑暗。一个县里面，冤案比比皆是，既说明了欧阳修“善于为官”没多大意义，也说明闪耀的群星难以照亮老百姓的生活。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也有一个小故事。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皇帝进献过一幅《流民图》，描绘当时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宋神宗看后大为震惊。

上述两个故事都说明，北宋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并不怎么好，群星闪耀跟老百姓的日常关系不大。

事实上，北宋短短100多年，发生过多次饥荒，甚至出现过“民力困乏，流亡满野”、“人相食”的记载。

当然，赵冬梅说的“最佳政治”也并不是说当时国富民强，她说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关系比较“和谐”，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种和谐最突出的表现是，北宋基本上不杀士大夫，极少有官员因言获罪——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抹亮色。

帝制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权力不受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为非作歹，必然带不来公平正义。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并不能避免民不聊生、冤狱遍地。相反，官不聊生，老百姓可能才会好过一些。

北宋被称道，很可能因为北宋的文人地位高、地位好，而文人是历史的书写者和解释者，他们难免会向往这样的局面，并在书写和解释历史的时候，表现出对北宋的肯定、赞美甚至向往。

如果老百姓有资格书写和解释历史，很可能把北宋描绘出政治黑暗、冤狱遍地的景象。

我一向不愿称道历史上的盛世。那不过是帝王视角里的盛世，是庙堂之上的短暂和谐，不可能是老百姓的盛世，帝制根本就不可能创造属于老百姓的盛世。

无论以宽仁著称的宋仁宗，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或则是传说中的包青天，都不能创造出保障百姓尊严、富足的制度，都避免不了一个县里冤案比比皆是的情况。

不能因为看多了宫廷戏，就以为庙堂是历史的全部。须知，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县里”而非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