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周恩来给杜唱初妻子密信：今晚曾家岩一叙，带些延安红枣

1940年春的‬某一天，一封毛边信笺悄然送至国民党军需署高官杜‬唱‬初‬的‬家中。

在信封左上角，三个鲜红的十字标记透露出急件的紧迫，而‬收件人，是杜唱初‬的‬妻子，是在整个国民党高层圈子中许多人都认识的“杜太太”，收到了信‬之后‬，杜太太打开信封，上面的字迹简洁而意味深长，她‬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周恩来的字迹‬：

“今晚请至曾家岩50号一叙，带些延安红枣。”

杜唱初在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何应钦的秘书，毫无疑问就是国民党高官圈子中的佼佼者，而‬他的‬妻子‬杜太太，为什么会被周总理进行邀请呢？

而杜太太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汇聚了国共两党、各界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肩负着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宣传和地下工作的重任。

而‬南方局妇女组由邓颖超直接领导，成员包括张晓梅、卢瑾等人，负责联系上层女性，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发动妇女参与救亡运动。

也是在这场运动中，郑英这位女性中的典范领导者，开始引人关注。

郑英，原名郑清君，她在‬190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教职员家庭。

她早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大附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1936年，她在南京新妇女运动总会妇女组担任干事，与曹孟君、李德全、史良等进步女性结识，积累了组织经验。

抗战爆发后，郑英辗转武汉、衡阳、桂林、贵州等地，投身救护伤兵、宣传抗战、慰劳将士的工作。

她毫无疑问是一个巾帼女子，她‬会‬组织医疗队为前线士兵包扎伤口，并且发起募捐为军属送去物资，还在街头演讲，号召民众支持抗战，她的热情和能力赢得了社会赞誉，如此强大的个人能量，也引起了南方局的关注。

南方局妇女组分析，郑英的丈夫杜唱初担任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总务处处长，与高官何应钦同乡，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

而郑英从事妇女运动的自由职业者和“杜太太”这个身份，为她在国统区活动提供了天然掩护，若能争取她为统战对象，她可为南方局提供军政情报、调拨资源，并掩护地下党活动。

于是在‬1939年初，南方局妇女组派卢竞如、张晓梅与郑英建立联系，张晓梅以真诚的态度，逐步赢得郑英的信任，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郑英的加入，为南方局在陪都的统战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郑英‬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想要抗日的，国民党高层的腐败和消极她‬都知道，于是乎，她以“杜太太”的身份活跃在国民党上层社交圈，参加公开的妇女活动，同时，她作为南方局的“自己人”，接受周恩来、邓颖超的直接任务，参与情报搜集和地下工作。

毫无疑问，这种身份转换需要极高的智慧和谨慎，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暴露她的真实使命，而没有接受过专业特务训练的郑英‬，却在这个背景中表现得让人无法挑剔。

在重庆，郑英频繁造访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营业部，她与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徐冰等南方局领导建立了密切联系。

郑英后来‬回忆，她‬的‬联系方式通常通过张晓梅或龙飞虎（南方局工作人员，外号“老虎”）传递。而‬龙飞虎送来的信件写在粗糙的毛边信笺上，有时盖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红色印章，信封上三个十字标记表示急件。

而‬这些‬信的内容看似日常，如邀请吃饭或赠送延安土特产（小米、红枣、绒线、毛料），实则暗藏任务安排。

例如，周恩来曾在信中附赠红枣，表面是礼尚往来，实为传递信任信号，这种加密程度极高的沟通方式，每时每刻都在考验郑英‬的‬反应能力。

而在‬1940年，郑英‬经历了一次最惊险的时刻。

在1940年的时候，南方局获悉国民党三青团头子刘健群从云南鸡足山返回重庆，而‬刘健群曾是何应钦的机要秘书，蒋介石的心腹，复兴社特务骨干，但‬他因争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权失败（该厅由郭沫若担任厅长），加上妻子出版小册子丑化他，因此‬愤而上山避世。

他此次‬突然下山，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周恩来判断，刘健群此行必有重要使命，需查明其意图。

要了解他的目的，就要选好人去接触他‬，在反复思考后，周恩来选择郑英执行这一任务。

郑英早在北伐时期便与刘健群相识，而‬杜唱初与刘健群同为贵州人，社交圈重叠，郑英的“杜太太”身份让她能够自然接近刘健群而不引起怀疑。

确定好了任务之后，龙飞虎代周恩来邀请郑英到曾家岩50号吃饭，同席的有董必武、邓颖超、张晓梅、徐冰，席间，周恩来详细询问郑英与刘健群的关系，了解完了情况之后，立即交代任务：

“刘健群下山必有所为，你能否了解其内情？特别是他与国民党高层的联系。”

听到了这个任务之后，郑英深知此次任务的艰险程度，因为刘健群作为特务骨干，警惕性极高，稍有不慎可能暴露身份。

但是，郑英‬并没有知难而退，与周恩来进行讨论之后，她采取了迂回策略，借社交场合接近刘健群，她与杜唱初一同拜访刘健群，或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刘健群下山后暂住南岸被服厂厂长张致祥家中，郑英便借探访张致祥之机观察刘健群的动向。

在一次交谈中，郑英得知国民党通过收买重庆大学学生搜集情报，每份告密纸条报酬30元，她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方式不仅情报质量低下，还危害青年学生，于是‬她向刘健群建议取消这一机制，表面是为学生着想，实则希望从源头保护南方局的地下同志。

而‬她将这一情报分两次向周恩来汇报，提醒南方局加强在高校及周边地区的保密工作，特别是在校内和校外工作的同志提高警惕。

为进一步获取情报，郑英安排女工秦珍进入张致祥的被服厂工作，试图搜集刘健群的活动信息。

而在监视刘健群的过程中，郑英一度因为刘健群的敏锐和警惕差点暴露身份，但都被她一一化解，郑英后来也得知了刘健群下山，就是为国民党高层继续收集情报，她这一次直接对国民党特务骨干进行近距离情报收集，可以说是她隐蔽战线工作中最经典的一笔。

不过‬，郑英的贡献不仅限于情报战线，她在南方局妇女组的领导下，也‬积极投身妇女运动，为抗战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

重庆作为陪都，每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契机，郑英多次参与纪念大会的筹备工作，负责刊印宣传大纲、标语，散发宣言，组织会务接待。

郑英也因此在国民党高层的“太太圈子”中有着一席之地，在那个时代，所有抗日的英雄都值得令人尊重，郑英还是女性之中抗战精神宣传的佼佼者，她敢于上前线为士兵进行包扎，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胜过了许多人，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郑英不仅有同志之情，同样有着深深的钦佩之意。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因为蒋介石挑动内战，国内的情报战局势发生了改变，郑英在情报上的活动减少了许多。

一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郑英的贡献再次显现。

在党组织的委托下，她不仅继续搜集军政情报，还积极策反丈夫杜唱初及其部下，为解放军的渡江战役铺平道路，当时，杜唱初在南京担任国民党联动总司令部经理署副署长，负责后勤管理，国民党高层命令他率领最后一批后勤人员撤往台湾。

而‬郑英多次与他沟通，分析国民党大势已去，劝其脱离旧政权，迎接解放，她以自己的革命信念感染杜唱初，讲述中共的胜利前景和民族复兴的愿景。杜唱初最终接受建议，托辞留在大陆，拒绝飞往台湾。

郑英还策反了杜唱初的部下何赋康（供应局科长）和同学周汾，她与何赋康、周汾逐一谈话，阐明革命的正义性，鼓励他们为新中国贡献力量，解放军渡江后，郑英遵照党的指示，组织杜唱初、何赋康、周汾组成小组，保护了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全部军需物资。

而‬这些物资不是小数目‬，其中包括数十万吨粮食、数万套军服、数千件军械、大量医疗用品和副食品，为渡江部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补给，郑英的策反工作，不仅保障了战役的顺利推进，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保存了宝贵资源。

这位传奇的女性，也在隐蔽战线工作中，为中国的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她的名声似乎很小，但却不妨碍她所做的一切都足以让后世人对她进行一句“女中豪杰”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