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中心区”或“中心点”

致远中学1940年代在上海报刊登广告，往往自称“福煦路致远中学”或“本市中正中路三八四号致远中学”。或说该校坐落在“中正中路成都路西首”。也有当事人回忆时称之为“爱多亚路致远中学”。

同一所中学，交叉使用三个路名，就连记忆力超强的汪曾祺也曾感到迷惑。1948年9月他离开上海到北平半年后给一位旧日同事写信说，“福煦路”和“三八四号”他记得很牢，但吃不准信封上该写“福煦路”、“中正路”还是“中正中路”？

查1948年9月版《上海市学校调查录》，介绍“致远中学”仅三行：“校长：高宗靖/校址：中五西路三八四号/电话：三五四六三”。校址一行两个错字“五西”，不知被何人用钢笔圈去，旁改为“正中”。既无“福煦路”也无“爱多亚路”字眼。

福煦路始筑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因系填平北长浜水道而成，初名“长浜路”。1920年改用法国陆军元帅斐迪南·福煦的姓氏为路名（Avenue Foch），中文叫“福煦路”。1943年改为“洛阳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有了新名“中正中路”。1950年正式定名为延安中路。沦陷时期“洛阳路”之名仅用了两年，尚未叫熟即被取消。1946年8月汪曾祺抵沪，“中正中路”新名启用未满一年，“福煦路”之名却从1920年一直用到1943年。

上海人叫“福煦路”叫惯了，一时改不过来。从昆明来上海的汪曾祺也跟着周围的上海人，称致远中学门口的马路为“福煦路”，对“中正中路”则颇感陌生。

“爱多亚路”是接连福煦路的另一条马路Avenue Edward VII（英王爱德华七世路）的中译名。英租界当局1915年将这条沿英法租界界河修筑的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1943年改名为“大上海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有新名“中正东路”。1950年正式定名为延安东路。

福煦路和爱多亚路是东西相连的两条马路（后来取直并统一命名为“延安中路”“延安东路”）。有些人（比如汪曾祺当时好友、青年诗人与评论家唐湜）误以为致远中学坐落在爱多亚路上，其实从致远走到爱多亚路/福熙路连接处，还有一小段距离。

总之在汪曾祺执教期间，致远中学通讯地址应写作“中正中路三八四号”，但那时候上海人习惯叫法仍然是“福煦路致远中学”。至于“爱多亚路致远中学”的说法则是出于少数人的误会。

经过作家龚静、媒体人顾村言、尤其汪曾祺执教致远时的学生林益耀等人的回忆、寻访、勘查，致远中学旧址已水落石出，其具体方位就在今天上海市延安中路（原福煦路）北沿与老成都北路西首交界处。1993年、1999年上海市先后架设成都路高架和延安路高架，致远中学就紧挨着贯穿上海市区（浦西）东西、南北两大高架桥十字交叉的支撑点（俗称“龙柱”），所以致远中学（包括校内“听水斋”）不仅是汪曾祺彼时所谓“上海市中心区”（恰好处在老上海法租界、英租界和公共租界西区的交汇点），更是如今上海市区（浦西）地理和交通意义上最直观的“中心点”。

汪曾祺虽然执教于一家并不怎么起眼的“弄堂中学”，却因此住进了十里洋场的核心地带。

汪曾祺1947年在上海

1946年7月至8月，汪曾祺离开昆明近郊西南联大学生创办的“中国建设中学”，中转香港，初到上海时借住在同学朱德熙家，这期间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跟上海居然会有这样一段奇妙的因缘。倘若当时没能在致远中学找到工作，不是住在“上海市中心区”或“中心点”，而是像《大公报》记者萧乾那样寄居于江湾五角场复旦教工宿舍，或者像好友黄永玉那样任教于闵行县立中学，汪曾祺和上海的故事就会完全两样。他可能写不出小说《星期天》。他后来的散文和小说不会那么突兀地充斥着上海话。他的高邮故里小说也不会包含那么多上海元素。

因为上述两大高架桥的架设以及持续的市政建设，延安中路不仅路面拓宽，两旁还辟出大片绿地。目前除了“中共二大”“平民女校”旧址所在的辅德里小区，以及成都北路接连延安中路的最后一段（改名“老成都北路”）得以保存下来，昔日鳞次栉比的弄堂建筑群（包括致远中学遗址）均已不复存在。

目前能看到的明确标记致远中学地理方位的历史文献，当首推“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编印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又名《上海商用地图》）。该书的编纂动工于1937年，1939、1940年先后出版第一、第二编。抗战胜利后为满足恢复工作的需要，“福利营业公司”又在原书基础上分别于1947、1949年推出上下册修订本。2004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出版了该书编选本《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2016年又有增订本问世。在增订本“上册二”第119页，可以看到“中正中路（福煦路）”北沿与“成都北路”西首交界处门牌号为384的独立地块，清楚标记着“致远小学”四字（显系“中学”之误）。隔着“中正中路”（福煦路），正对面就是“九星大戏院”。当年相关新闻报道以及致远中学的报纸广告总是提醒读者，“福煦路致远中学”坐落在成都北路西首、九星大戏院对面。该戏院遗址也早已杳无踪影。

文化的物质形态容易消逝，而语言文字（包括图画影像）的记忆却较为永久。

原标题：《郜元宝：“中心区”或“中心点”——“汪曾祺在上海”之二》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史佳林

来源：作者：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