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

十一年前，当作家许知远在香港一家书店里偶然拿起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传教士与浪荡子》时，他或许触摸到了一个比想象中更为深邃的世界。

那本书，封面是一个惊恐的东方女人，标题暗示着东西方的陈旧碰撞，却出自一位荷兰人之手。

这个荷兰人，1951年生于海牙，在莱顿大学研习过中国文学，在日本探究过电影，通晓多国语言，包括流利的中文和日文。

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织工，将游记、报道、批评与历史“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 ，用一种冷静而略带反讽的笔触，审视着东西方的陈词滥调。

布鲁玛，这位在纽约安家的荷兰人 ，恰如他所获得的“伊拉斯谟奖”的颁奖词所言，是一位“新世界主义者”。

他继承了那位500多年前出生于鹿特丹的先辈“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的精神遗产，拥有一种对人类共通性的信念，对僵化教条的怀疑，以及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地带”的迷恋。

从伊拉斯谟到布鲁玛，这条思想的运河穿越了荷兰五个世纪的风雨，它既塑造了这个低地国家，也折射着我们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

这不仅仅是一个荷兰的故事。

对于正在全球舞台上寻找自身定位的中国读者而言，荷兰犹如一面独特的镜子。

它映照出一个小国如何凭借思想与贸易撬动世界，也映照出理想主义如何在现实的风浪中颠簸前行，更映照出“宽容”这个看似简单的词汇背后，隐藏着多少实用主义的计算与痛苦的自我诘问。

图：近日一组来自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学生前往中国华南地区，考察当地传统与创新融合的独特文化，该图片由荷兰驻香港总领事馆公开发布在海外社交媒体 Instagram。

伊拉斯谟的晨曦与黄金时代的实用主义

想象16世纪的欧洲，宗教狂热如同今日社交媒体上的“取消文化”，非黑即白，动辄将异见者送上火刑柱。

而伊拉斯谟，这位“私生子”出身的学者 ，却像一位孤独的先行者，提倡“基督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强调内在的虔诚而非外在的仪式，呼吁用对话取代纷争 。

他或许可以被视作那个时代的“温和派公知”，深刻批判教会的腐败，却又始终不愿彻底割裂，期望在体制内推动变革 。

这种“批判性参与”的精神，如同基因般植入了荷兰的文化肌体。

当荷兰共和国在17世纪迎来“黄金时代”，成为“海上马车夫”时，这种精神与商业的实用主义奇妙地结合了。

阿姆斯特丹和莱顿成了思想的避风港，笛卡尔、皮埃尔·贝尔等欧洲思想家纷至沓来 。

印刷机昼夜不息，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

然而，这种宽容并非没有边界，它更像是一种精明的投资。

当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思想过于超前，动摇了宗教与世俗权力的根基时，这位磨镜片为生的思想家便被犹太社群驱逐，其著作也遭查禁。

这便是荷兰式宽容的第一个“暧昧之处”。

它常常服务于现实利益。当宽容能吸引人才、促进贸易时，它便被高高举起；当它挑战到核心秩序时，便会露出谨慎甚至严苛的面孔。

这与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创立国际法的初衷不谋而合。

他的《海洋自由论》雄辩地论证了公海自由，这无疑为荷兰突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权提供了强大的“法理武器”。

思想，在这里，既是启蒙的火炬，也是国家利益的战舰。

战争阴影下的道德拷问与殖民遗产的反思

黄金时代的光芒未能永远照耀。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纳粹德国的占领，将荷兰拖入了历史的深渊，也迫使它进行痛苦的道德拷问。

伊恩·布鲁玛在其著作《罪孽的代价》（The Wages of Guilt）和《零年：1945》（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中，深刻地探讨了这段历史。

他注意到德国与日本面对战争罪责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并引述了他父亲在战后的经历，描绘了一个充满饥饿、复仇与道德混乱的世界。

他那句振聋发聩的论断：“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二战的经历，如同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遭遇的，他因批判纳粹而被囚禁流放 ，这在荷兰人心中刻下了对国际规则和人权近乎执拗的坚守。

海牙成为国际法之都，并非偶然。

但镜子的另一面，是同样沉重的殖民历史。

直到近年，荷兰才开始真正直面其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的暴行。

2022年，一份历史审查报告披露，荷兰军队曾犯下“大规模、过度且不道德”的暴力行为，导致约10万印尼人死亡。

同年，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正式道歉，承认“必须正视可耻事实”。

紧接着，2023年，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也就奴隶贸易历史请求原谅。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也开始举办展览，揭示那段被长期粉饰的历史。

这种迟来的反思，如同中国社会对历史创伤的重新审视，过程虽然痛苦，却是迈向真正成熟的必经之路。

它揭示了“宽容”的另一重暧昧：一个以宽容自诩的国家，其历史也可能充满了不宽容的烙印。

当代荷兰 “Gedoogbeleid”的智慧与 “宽容的限度”

现代荷兰以其独特的“Gedoogbeleid”（默许政策）闻名于世。

对于大麻、安乐死、性工作等敏感议题，荷兰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法律上或许不完全认可，但在严格监管下容忍其存在，以求“减害”而非强行禁止。

这种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常说的“抓大放小”或“水至清则无鱼”的社会治理版本，它源于荷兰历史上各“支柱”（宗教、意识形态群体）间求同存异、共存共荣的传统。

然而，这套看似行之有效的体系，在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的浪潮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特奥·梵高（Theo van Gogh）[注：特奥·梵高是知名画家文森特·梵高的侄孙的儿子]，这位口无遮拦的电影导演，因其批评伊斯兰教的作品而被当街杀害时 ，整个荷兰社会都感到了震动。

“宽容的限度”这个哲学问题，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

激烈的辩论随之而来。

像吉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这样的政治人物崛起，他们高举捍卫“荷兰价值观”的大旗，将矛头指向被视为“不宽容”的伊斯兰文化。

与此同时，拥有移民背景的群体仍在结构性不平等的阴影下挣扎。

荷兰人引以为傲的自我形象，那种进步、宽容与民主的自豪感，受到了冲击。

伊恩·布鲁玛的《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 ，正是对这一社会裂痕的深刻解剖。

他像一位冷静的外科医生，揭示了在一个试图拥抱多元的社会里，当不同的价值观发生激烈碰撞时，那种深藏的恐惧与不安。

镜子的启示：理解复杂，拥抱世界

荷兰的故事，从伊拉斯谟到布鲁玛，从黄金时代的辉煌到殖民历史的阴影，再到当代多元文化的阵痛，很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历史的“暧昧之处”。

对于今天的中文读者而言，这面荷兰的镜子或许能带来许多启示，比如：

思想的力量与务实

荷兰的历史证明，思想可以成为小国影响世界的杠杆，但这种思想往往需要与现实的土壤和国家利益相结合。

宽容的艺术

“宽容”不是一种静态的美德，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过程。它需要智慧、勇气，也需要面对自身历史阴暗面的诚实，更需要不断地协商与调整边界。

世界主义的必要性

在一个日益互联却又充满壁垒的世界里，像布鲁玛那样的“新世界主义”显得尤为重要，它既有深厚的本土根基，又能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全球视野审视问题。

自我批判的勇气

从伊拉斯谟对教会的批评，到德克对殖民主义的揭露，再到布鲁玛对荷兰社会的反思，荷兰知识分子展现了一种宝贵的自我批判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有勇气面对自身的“暧昧角落（灰暗角落）”和“不舒服的真相”。

当许知远合上那本《传教士与浪荡子》时，他或许意识到，布鲁玛所代表的荷兰精神，并非要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要鼓励我们去拥抱复杂的问题。

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无论是低地小国荷兰，还是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都需要这种清醒的智慧——一种敢于直面历史的暧昧，乐于倾听多元的声音，并始终对人性保持一份温和理解的智慧。

这或许，正是那条从海牙流淌了五个世纪的运河系统，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最珍贵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