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七年的朝廷,大事小情交织,奏折纷至沓来,每一份决策都影响着帝国的运转。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一年的历史画卷,探寻其中的有趣故事。
四川总督策楞向乾隆皇帝呈上一份奏折,聚焦于天全州大川铜厂采买剩余铜的价格问题。在乾隆十三年以前,每百斤铜的定价是九两银子。可后来,策楞总督查明,这价格实在是满足不了铜厂的生产成本,于是奏请提高价格。相关部门照例按照建昌的情况,主张统一价格,也就是依旧按九两来支付。
乾隆皇帝考虑到,这铜厂已经革除了“让铜”的毛病,可工费却变得紧张起来。于是,采纳了策楞的请求,拍板决定:从乾隆十四年起,抽买剩余铜,每百斤按照十两银子的价格支付。而且,之前按照九两价格领的价银,也不用还了!这可真是体恤商人的一招,给铜厂减轻了不少负担呢。
这整个过程,展现了朝廷在处理经济事务时,既遵循常规惯例,又能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着实让人感叹治理之道的智慧。
松潘镇总兵马良柱觉得,土目丹增犯了错还找借口不到,不用兵不足以儆戒。要知道,郭罗克在松潘口外不算远,马总兵身为总兵请求用兵,说不定还有点试探总督心思的意思。而且番人地处偏远边境,不像内地州县能用国法约束,他们行事常常不通人性。但郭罗克可是通往西藏的要道,不能任由他们肆意抢劫。乾隆深知用兵非同小可,必须权衡利弊,不能轻易动用武力,担心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他传谕给总督和提督,让他们好好斟酌,筹划办理。
西宁副都统舒明奏报,郭罗克番子抢夺班禅额尔德尼使臣的赏赐物品,还有没交还的。策楞查明后让番子交还,并追出已毁坏的绸缎、银锭等物品。以前偷窃牲畜等案子还没上报。乾隆觉得,这郭罗克番子虽属四川管辖,但离省城远,离西宁近。他指示策楞,要让舒明留心,往后过往公差、前往西藏的使臣,都由舒明酌情派遣青海蒙古、西宁番子沿途护卫,可不能因为不是自己管辖就疏忽大意。这体现出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引导与治理的良苦用心。
这一年,官员们的任免也有不少动静。兵部批准了策楞的奏请,将南坪营守备改为都司,通巴营都司改为守备,俸禄、薪饷、例马相互交换,还不用额外增添。不仅如此,还把绥宁营额定的八百名士兵中,拨给南坪营马兵一百名、步兵九百名。另外,还任命德保为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大理寺少卿齐达色为大理寺卿,兵科给事中赫庆为太仆寺卿。
皇帝的行踪也很忙碌。他多次前往畅春园向皇太后请安,还处理了不少政务。清明节时,派遣官员祭祀众多陵寝以及端慧皇太子的园寝。他到勤政殿处理朝政,前往安佑宫行礼,表彰了坚守贞节的直隶南宫县百姓谭宗孟的妻子郭氏。甚至,在东陵拜谒时,还因坐台侍卫佛保私自典押土地之事做出决策,让他在军营多留几年效力赎罪。
乾隆十七年的这些事,就像一幅丰富多样的历史拼图,既有经济决策的智慧光芒,又有边疆治理的深谋远虑,还有宫廷与官员任免的人事动态。每一件都反映了当时朝廷社会治理的复杂与精细,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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