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少年诗神兰波——一部如匕首般锋利的反传记

兰波（1854—1891）是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少年时代兰波便开始写诗并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但他同时也放荡不羁，充满反叛精神，后来早早退出诗坛，英年早逝，成为诗坛稍纵即逝的神话。

“写兰波的书只有唯一一本，所有内容写出来都一个样。”《兰波这小子》以其独特的方式打破了这一传统。它既是断章，仅仅截取兰波生命中几个不起眼的时刻；也是残篇，以兰波写完《地狱一季》为全书结尾。同一个故事夹杂着两种声音。一个声音讲述不一样的兰波：受困于家庭牢笼，年少成名却难在巴黎找到立足之地，为爱奔走却在他乡斩断情缘，最终放弃文学远赴非洲。另一个声音穿引其间，是米雄自己的：他对兰波的阅读，对虚构的思考，对文学的坚持……

>>内文选读：

相传维塔莉·兰波，本姓居伊夫，这农村姑娘和坏女人饱受折磨，烂了心眼，是她生下了阿蒂尔·兰波。大家不知道是她先骂了天、后遭了殃，还是她埋怨非得受罪的命，硬是在厄运里苦苦地熬；破口大骂和苦命如十指相连，大家不知道咒骂和命苦在她心里是不是一回事，能不能相互代替，是不是彼此的由头，可她把生活，把儿子，把她生命里的活人和死人通通揉了个粉碎，用别人一碰就发痒的手碾碎在黑黢黢的指缝里。可人们知道，这女人的丈夫，也就是她儿子的父亲在其子六岁那年，人还活着就成了幽灵，游弋在远方炼狱般的军营，他在那儿只是活一个姓而已。对于当了上尉还轻飘飘的父亲，大家争论，他是不是白费力气在语法书上留下注脚，能不能读懂阿拉伯语，是不是找了个借口抛弃了化身幽灵的老婆。女人想把他裹进自己的阴影里；还有人争论，是不是他的离去让妻子性情大变——这些大家全不知道。他们口中的孩子面前有一方书桌，左边站着那幽灵，右边立着祈祷上苍降祸、饱受灾难摧残的女人。孩子是想象中的学生模样，他迷上了古来有之的作诗游戏。或许，他在十二音步的古老节奏里隐隐听到了远方营地的军号，听见磨难铸成的女人咕哝着的祷告；那女人想张开嘴巴，把平生所受的苦难与折磨喊出口，却像儿子找到诗句那样发现了上帝。跟我们想的一样，孩子在她断续的呐喊里给军号和祈祷许下姻缘，于是年纪轻轻便开始大量作诗，这里写几句拉丁语，那里留几行法语。他的诗句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传说的神迹：它们出自一位生在外省、稍有天赋的少年之手，他的气焰仍未碰到合适的节奏和栖身之所，于是顺着节奏毫发无伤地化为慈悲。后来，少年的怒气绞着慈悲腾到空中，又重重地摔下来，怒火与慈悲互相助长，紧紧地缠在一起，沉重、衰弱，仿佛爆在手里的烟花结结实实地炸成了几瓣——未来这一切都将成为阿蒂尔·兰波名字背后的倚靠。方格本里写得满满当当的诗是初中生写得出来的谱子。大家知道这孩子成天赌气，强堆笑脸肯定不是他的强项，相片便可见一斑。各地信徒集来的照片像小餐包一样摞着，在一张张流转于指尖却丝毫未变的照片里，孩子膝盖上摆着夏勒维尔城里罗萨学校统一发的小军帽，胳膊绑着教士用的布条。他的袖章奇怪得难以形容，过去的妈妈们会在孩子初领圣体的时候，拿这种布条把孩子打扮得奇奇怪怪。往下看，孩子的小手指夹在封面兴许是菜绿色的祈祷经书里，另一只手藏在看不见的军帽帽檐里，他的眼神一如既往，像拧着的拳头，又坏又直地冲着正前方，好似看着摄影师的时候心里憋着一大股怨气。那个年代的摄影师全套着黑色的风帽，他们的手用过去修补未来，做着时间的买卖，孩子在惊慌失措的当口摆出了这副面孔。孩子接下来的人生和他受到的膜拜让我们知道，他外表下掩藏着无边的气焰：倒不是袖章和军帽让他生气，他气的是竟然把袖章和军帽摆在一起。跟大家说的一样，还俗的教士脚下躺着一片影子，那影子的主人正是队长和他身边那位由抗拒和苦难拼凑而成的女人。她抗拒一切，抗拒都是借着神的名头，是神用鞭子抽孩子的灵魂，让他变成了兰波：阴霾并非真人落下的影子，是他书桌两边逼真的小人像。说不定，孩子光是埋怨他俩就耗尽了全身气力，他恨军帽和祷告结合于此的诗句，却打心眼里喜欢诗句对他百般苛求。他为了应付诗的任务才摆出我们眼前这副面孔。这孩子永远一身气呼呼的样子，后面发生了什么，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儿子为了排解别人难体会的愁绪，找到跟她差不多的出路，学会了摆弄其他人不玩的小玩意——自编自创的祷告。她读不懂含韵的语言写成的长诗，但靠着这一首首参不透的诗作，她体会到一种东西，像井那么深，如手指般坚韧，预示着来势汹汹的感情。这种感情忘记了初衷，超越了效果，是一种没有回应的爱。她所读到的东西像是被阴森森的余音包裹着的教堂，散发着刑棍和幽室的气味。孩子把没有内容的语言包成新年的礼物，一篇篇长长的拉丁语习作写的是在死语言中消失的朱古达、赫丘利和队长。在冗长的文字里，有鸽子腾飞，有六月清晨，有军号的声音，落在纸上的时候全被写进了昏暗的语言里。这语言来自十二月，起笔、落笔呈现出诗句的姿态，仿佛两条页边夹着含着墨水的浅井，每翻一页就会掉进另一口井的井底。读到这些诗的时候，她也许能稍稍开点心，嘴上说不出什么，却在诗里认出了自己。在夏勒维尔城某个餐厅，桌边的孩子朝她抬起头，盯着张开的嘴看了好一会儿，妈妈好似很吃惊，像是起了敬意，又带着妒心，她的手忧心忡忡地停下了。这降临灾祸的源头逐渐干枯，慢慢趋于平静，仿佛她在读不懂的语言里化身比自己更强壮的挖井人，义无反顾地向更深处开掘。挖井人就是她的主人，在某种程度上解救了她。于是乎，她摸了摸儿子的头——这个动作她倒真能做得出来，不管怎么说，摸摸头也算得上回礼吧。之前几次，孩子放声读起为参加省城比赛专门创作、摹仿维吉尔作品的诗作初稿。我们能想象出，跟在圣西尔为皇帝读诗的姑娘们一样，孩子读诗给母亲听，可妈妈是农村长大的，她像国王一样正襟危坐，心里揣满了惊愕，却没给他留一丝情面，脸上装出顽固与不屑，她就这样端坐在高高在上的姿态里。他做完祷告，带着皇帝的神采走到她面前，活像布里埃纳军校里的小拿破仑，神采焕发，整天接受众人仰慕，转头被大家私下取笑；孩子让人隐隐畏惧，不过可以肯定，母子俩在那一刻比两人心里想的走得更近。但他们远远地望着彼此，坐在宝座上连挪一步都不愿意，像盘踞在两个遥远都城的君主，只靠书信维系往来。所以在他小的时候，他读诗、妈妈听，他读、她听是我能确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