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保州地望及其移治天保军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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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八年唐朝析维州定廉县置保州，定廉县在今理县以东的薛城，而非以往学者所言的理县西侧朴头镇。天宝八载，保州移治西130里的天保军，其地约在薛城西北的柏树桥一带。保州西北的盐溪路是唐蕃往来的重要通道，唐前期白狗羌、索磨诸部以及小左封羌等都由此路内附与朝贡。天保军的设置及保州移治天保军，标志着唐朝由保州盐溪路经营弱水八国的交通格局正式形成，史书中经常出现的滴博岭路实际就是盐溪路。反观维州西侧的沱水大路因长期为吐蕃控制，且道路相对迂远，并非唐朝经营的重点。

关键词：唐代；保州；奉州；天保军；；盐溪路

唐代保州位于剑南西北的沱水（今杂谷脑河）流域，是剑南西山（成都以西山脉的统称）的军事重镇。保州原名奉州，开元二十八年（740）唐朝析维州定廉县置，天宝元年（742）为云山郡，天宝八载（749）移治西130里的天保军，并更名天保郡，乾元元年（758）改名保州。天保军的设置及保州移治天保军，标志着唐朝由保州盐溪路经营弱水八国的交通格局正式形成。关于保州、天保军的地望，学者已做了许多探讨。不过，由于文献记载中的保州四至八到阙如，学者对沱水上游交通格局的分析也不够全面，因此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主要探讨保州地望及其移治天保军的相关事宜，并分析保州盐溪路与唐朝经略剑南西山的关系。敬请方家指正。

一、保州旧治定廉县地望蠡测

关于保州的设置时间，《太平御览》引《图经》言：“奉州，云山郡·······武德中，羌夷内附，因立奉州，取其顺奉王命为名。”《旧唐书·地理志四》仅载开元二十八年（740）置奉州，未言武德中置奉州一事，这应是武德奉州为羁縻州，且旋即废罢，而 《旧唐书·地理志四》所载多为正州沿革，因之省略不书。

开元二十八年，唐朝析维州定廉县“置奉州，以董晏立为刺史”。定廉县，隋为定廉戍，唐时改为县，“因定廉水为名”。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八载（749），定廉县为保州治所，其后保州移治天保军，仍为定廉县治。关于定廉县的地理位置，学界众说纷纭。乾隆《保县志》认为定廉城在理县薛城镇东的欢喜坡村；严耕望、郭声波认为定廉城在理县杂谷脑镇西侧的朴头镇（原为乡，现改为镇）；王仲荦认为在理县西北；《中国历史地图集》奉州、定廉亦标注于理县西侧；贾大泉等则认为定廉城在理县薛城镇西北，孟屯沟中游一带。《舆地纪胜》引《图经》言定廉县“在（维）州南四十里”，这是学者推断定廉县在理县西南朴头镇的主要依据（维州，郭声波考证在今理县杂谷脑镇东北的危关）。不过，《通典》《元和郡县图志》载天保军在“平戎城东八十里，在维川郡东”。维川郡即维州，天保军在维州东，定廉县又在天保军东130里，则定廉县应也在维州以东。史书中东、南二字经常因形近而讹，故疑 《图经》“南”为“东”之讹。理由如下：

其一，定廉县因定廉水为名，《太平寰宇记》言定廉山在定廉县“东十里，定廉水、盐溪皆出其阳”。古代山南水北谓之阳，由此可知定廉水、盐溪为沱水北侧支流。经考证，盐溪为今理县孟董沟（又名孟屯沟），定廉水为孟董沟东十里的小沟（详见本文第二部分），二者在薛城北汇合后向南注入沱水，地理分布与文献记载相合。

其二，《通典》言奉州定廉县“东至维川郡风流镇四十里······奉州，今理定廉县”；《旧唐书·地理志四》言奉州“东至维州风流镇四十五里也”。可知定廉县在风流镇西40余里。关于风流镇之地望，史书无载，郭声波推测风流镇在理县东20里山上。《蜀中广记》载：“黎、雅诸夷······宋时屡为边患。孝宗乾道四年，威州保宁县探知风流等部欲入抄掠，知县张文礼闭绝蛇浴山路，不许来往。蕃从蛇浴岭后斫生路，至村攘劫。宣抚司委知永康军李繁等讨之，蕃部来降。”唐宋时期风流部在蛇浴岭附近，风流镇也应在此方向。宋威州即唐维州，在今理县危关，永康军为今都江堰市，则风流部当在理县、都江堰市之间。乾隆《保县志》言：“蛇浴村，在旧保南沟”，“南沟，在旧保南门外一里”。“旧保”是指明代保县旧治，今理县薛城。薛城南至今仍有名为“南沟”的溪流，由此向南可至雅安，则风流部、风流镇俱应在薛城东南方向。

其三，《旧唐书·地理志四》言“小封，咸亨二年，刺史董弄招慰生羌置也”。《太平寰宇记》载，小封县在“（维）州西三十里······垂拱二年，城为北蕃所没”。咸亨二年（671），唐朝在维州西30里置小封县，度其地理方位，当在今理县朴头镇。垂拱二年（686），小封县为吐蕃占领。一般而言，一地置有两县的可能性较小，并且唐前期定廉县未有被吐蕃占领的记载，可知定廉县不在维州西侧。

其四，《新唐书·韦皋传》言贞元九年（793）西川节度使韦皋“命大将董勔、张芬分出西山、灵关，破峨和、通鹤、定廉城，踰的博岭，遂围维州”，唐军先破定廉城，后围维州，从进兵路线顺序来看定廉城应在维州之东。

保州定廉县在维州东40里，而非维州西侧。再从定廉县界定廉水的记载来看，定廉当在理县薛城。至于乾隆《保县志》所言定廉县“今欢喜坡是”，欢喜坡即理县欢喜村，在薛城东约5里处。两地虽然毗连，但欢喜村在沱水南岸，与定廉县界定廉水的记载不符。

二、保州与盐溪路

严耕望《茂州西通吐蕃两道》指出，维州向北循一小河谷可至翼水（今黑水）流域，经柘、恭等州入索磨川（今梭磨河），再入吐蕃境。惜此条通道的具体行程，严文没有详加考证，学者也未关注。笔者认为这条道路是由保州定廉西北循盐溪至翼水上游，可称之“盐溪路”。唐前期，盐溪路是剑南西山蕃汉往来的重要通道，当狗羌、索磨诸部以及左封羌等多由此路内附、朝贡。

关于盐溪，《元和郡县图志》言：盐溪县“贞观三年置，有盐溪村，因为名”。《旧唐书·地理志四》保州定廉县条云：“永徽元年，废盐（脱‘溪’字）城并入。”《新唐书·地理志六》载薛城“贞观二年置，又析置盐溪县，永徽元年省入定廉。有盐”。《太平寰宇记》言：“盐溪村，贞观中置盐溪县，寻废。此村有盐溪，民得采漉。”可知盐溪县因盐溪、盐溪村而置，而盐溪又因溪水含盐量较高而得名。由于史书未载盐溪的具体方位，因此上述信息或为解开盐溪路所在之关键。据《理县地名录》记载，理县孟董沟下游有支流查谷沟，“查谷藏语音译，含义岩盐”。岩盐是石盐结成的岩石，一般为海水或者湖水干涸之后，在地壳中沉淀成层而形成。孟董沟上游有干海子，为“干枯之海”，可知孟董沟亦含有岩盐成分，则孟董沟当即唐之盐溪。

上述推论，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佐证。

其一，《元和郡县图志》云定廉水“在（盐溪）县东一十里”，前引《太平寰宇记》言“定廉山在（定廉）县东十里，定廉水、盐溪皆出其阳”。也就是说盐溪东十里有定廉水，二水发源于定廉山，自北向南注入沱水。郭声波认为定廉县在朴头镇，盐溪县在一颗印村。笔者实地考察发现理县朴头镇至一颗印村的溪流均自南向北汇入杂谷脑河，定廉县如在朴头镇则与史书记载不符。今孟董沟东10里有名为“小沟”的溪流，与孟董沟一起自北向南注入杂谷脑河。两条溪流的地理方位、分布与文献记载相符，则盐溪当为孟董沟，定廉水为小沟。

其二，《新唐书·地理志六》言乾元元年（758）嗣归诚王董嘉俊“以（天保）郡来归”，《太平寰宇记》又言董嘉俊 “领七部族 ‘把蕃卓’，子孙相绳不绝”。《旧唐书·韦皋传》言贞元十七年（801）“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趋吐蕃维州城”。宋代威州尚有以董氏为首的保霸蛮。可见，广德元年（763）以后董氏部落长期生活在保州。据《理县地名录》记载，孟董沟“沟内原居孟董二姓为主，故而得名”。永徽年间盐溪省入定廉县，因此开元二十八年（740）的保州实有盐溪之地，则孟董沟之董姓很可能就是董嘉俊之后裔。

保州由盐溪路向西北翻越赤瓦梁子可至翼水上游的恭州，再向西南80里经安戎城（今刷经寺附近）翻越蓬婆岭（今鹧鸪山）至索磨川。乾隆《保县志》载孟董水“源出今梭磨土司克州雪山。水南北分，南流为孟董水，经一百三十里至旧保城外入于沱江。北流者为黑水，至叠溪入岷江。按：水傍旧有孟董两姓氏居之，故名”，孟董水即孟董沟。民国《理番县视察述要》记载了此路的具体走向与里程：“由县城向北（60）—塔司坝（30）—尽头寨（45）—柏树桥（25）—雪山卡子（65）—得胜窝（20）—黑水，此道为贯县境南北之支道，仅通人行，不通舆马。再由黑水侧面，可直达松属草地之刷金寺。”塔司坝，原理县上孟乡塔斯大队驻地。1993年的《黑水县志》也记载了这条古道的走向，从黑水“芦花经德石窝、卡尔寺到波洛河沟翻越大山到达汶川、理县。黑水交界的赤瓦梁子······走东南山路经上孟屯、下孟屯到薛城”，上孟、下孟为孟董沟河谷的重要乡镇。1938年民国军用地图标注翻越横梁子（赤瓦梁子）后，可折西直抵刷经寺，不经黑水芦花，此路更为近捷。综上，盐溪路在赤瓦梁子以南主要循孟董沟，以北循波洛沟，再由黑水上游经刷经寺进入梭磨河地区。

唐前期，盐溪路是白狗羌、索磨诸羌以及左封羌等内附、朝贡的重要通道。如武德七年（624），白狗羌内附唐朝，唐朝“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维州在今理县，恭州在今黑水县沙石多镇东，白狗羌内附维州的路线显然是由翼水上游经盐溪路南下。开元二十九年（741）春，白狗羌“及索磨等诸州笼官三百余，出至奉川。‘望准女国等例简择，许令入奏，余并就奉川宴赏放还’。从之”。史林认为白狗羌此次朝贡是与索磨诸部商议后，结伴由盐溪路至奉州。“索磨等诸州笼官”是指索磨川诸羌首领，即史书记载的东女国弱水诸部，他们主要居住在索磨川与大渡河上游地区。从交通地理来看，索磨等诸州笼官由盐溪路至奉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里有必要对白狗羌与当狗城的关系稍作说明。《通典》言维州“西南到白狗岭六十二里”，《蜀中广记》引《维州志》言“白狗岭与大雪山连，后有白狗羌居之”。《唐会要》言“白狗羌，西羌之别名······白兰羌，亦西羌之别种，风俗并与党项国同”。历史上白狗羌与白兰羌的原居住地在党项羌附近，故而风俗相同，史书也常常将白狗、白兰混为一谈。顾颉刚认为早期的白兰羌生活在“青海、四川间”，格勒进一步指出其分布范围“大致北到柴达木盆地，南到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炉霍、丹巴一带，西与苏毗接壤，东到今阿坝境内”。隋唐时期，白狗、白兰等羌为躲避吐谷浑、吐蕃的役属，开始不断东迁，逐渐与剑南茂州交界。从迁徙方向来看，白狗羌等沿盐溪路内附，唐朝在盐溪路置当狗城，均是可行的。当然，武德七年（624）白狗羌安置于维州后，并未在此定居下来。《旧唐书·地理志四》言“贞观元年，羌叛，州县俱罢”，则贞观元年（627）白狗羌很可能在此次“叛逃”过程中翻越白狗岭，再度迁徙至今小金县一带。

除白狗、索磨诸羌外，小左封羌内附维州也是循盐溪路南下。小左封羌是左封羌的一支，隋朝时于汶山郡置左封县统其众。武德三年（620），左封羌与党项、吐谷浑进攻松州，为扶州刺史蒋善合所败，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窦轨率部追击，“复军于临洮，进击左封，破其部众”。此役之后，左封羌一部仍继续居住在左封县，小左封羌部则向南迁移，唐朝将其安置于维州。《太平寰宇记》载，贞观二年（628）“小左封生羌酋董屈占等举族表请置吏，因复置维州及二县”。咸亨二年（671），唐朝维州刺史董弄“招慰生羌”，置小封县。今茂县赤不苏河维城乡前村发现有唐代古城遗址，文物部门判断为唐代左封县故城。1997年《茂汶羌族自治县志》交通部分有维城至理县薛城的小路，大致路线是由维城向西南经九龙进沟、一皮沟至上孟，再由孟董沟至薛城。据笔者调查了解，此路为旧时黑水县维城百姓到理县上粮之路，颇为重要，惜原有山路荒废已久，难以详考。从地理交通来看，小左封羌由盐溪路内附维州是最为合适的。

三、保州移治天保军

开元二十八年（740），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在恭州东南置天保军，管兵千人。天宝八载（749），保州 “移治所于天保军，乃改为天保郡”。天保军，《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作“天保军”，而《通典》《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作“天宝军”。按，天宝八载保州更为天保郡，敦煌本《贞元十道录》 剑南残卷亦作“保州，大（天之讹）保郡”，应以天保军为是。

《通典》言“云山郡······西至天宝军百三十里”，《太平寰宇记》言保州“西至天保军一百三十五里”。《唐会要》言“天宝军，置在恭州东南九十里”，《通典》言恭州“南至维川郡二百三十里”。天保军原为恭州军镇，因此有必要对恭州地望稍作考证。《旧唐书·地理志四》载：仪凤二年（677）“于悉唐县置南和州。天授二年，改为静州······悉唐，县置在悉唐川”。《元和郡县图志》言柘州“东南至静州三十里”，《旧唐书·地理志四》言柘州“西至恭州一百里”。今黑水南侧支流赤不苏河谷维城乡九龙村发现有古城遗址，文物部门判断为唐代悉唐城，也就是天授二年（691）的静州。从里程、方位推测，柘州在黑水县木苏镇，恭州则在黑水沙石多镇东部的昌德寨、甲足寨一带。

再来看天保军的地望，天保军在恭州东南80里，维州在恭州南230里，从道路距离来看天保军显然不可能置于沱水河谷。又，保州移治天保军，天保军在恭州东南，说明保州与恭州之间必然有道路相通。1993年《黑水县志》载清末以前黑水东南至理县薛城只有经波洛沟南下孟董沟的“唯一通道”，即上文考证的盐溪路。理县薛城西北沿孟董沟行130余里有柏树桥，由此向北可至黑水县（唐恭州方向），向西可至刷金寺（唐安戎城方向），向东可至茂县维城（唐静州方向）。1938年民国军用地图中柏树桥也是薛城、黑水一路的重要节点。可见，古代的柏树桥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唐天保军或置在柏树桥一带。

保州移治天保军与开元、天宝年间的唐蕃关系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开元后期，唐蕃关系急剧恶化。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以岐州刺史萧炅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此后，唐军不断在剑南西山发起攻势，开元二十八年（740）收复安戎城、维州；天宝七载（748）唐军以安戎城为跳板进入索磨川，“破千碉城，擒其宰相。八载三月，破其摩弥、咄霸等八国卌余城”。平定弱水八国后，唐朝置保宁都护府，“以剑南之索磨川置，领牂柯、吐蕃”。随着剑南西山战线的不断西移，唐朝沱水流域的交通格局也亟需调整。开元二十八年以前，唐朝在沱水流域的势力范围一直被吐蕃压制在中下游地区。《旧唐书·地理志四》载武德七年置维州，“贞观元年，羌叛，州县俱罢”。贞观二年，复置维州，“为羁縻州。麟德二年，进为正州。寻叛，羌降，为羁縻州”。垂拱二年（686），维州西侧的小封县又为吐蕃攻占。这样，唐前期沱水上游地区多数时间为吐蕃控制。因此，开元二十八年唐朝收复维州、安戎城后，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立即在恭州东南置天保军，紧接着又于天宝八载（749）将奉州移治天保军，其意图明显在于打通由保州、盐溪一路西进的道路。

随着天保军的设置及保州移治天保军，唐朝由保州盐溪路经营弱水西山的交通格局正式形成。那么，唐朝为什么舍弃经营维州西侧的沱水大路，而选择天保军所在的盐溪路呢？首先，开元二十八年唐朝虽再次收复维州，但并未将吐蕃势力完全驱逐出沱水流域。《元和郡县图志》载乾元二年（759）维州再次“没西戎”，可见开元以后维州西侧的吐蕃势力依然强大。与沱水流域的情形不同，开元二十八年唐朝收复安戎城后，吐蕃势力就基本退出了翼水流域。天保军、盐溪一路较为接近翼水流域，唐朝经营此路所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小。其次，天保军拥有较雄厚的军事实力。天宝元年（742）唐朝定天下诸道军镇兵马人数，剑南西山的松州管兵2800人，茂州300人，当州500人，柘州500人，悉州400人，维州500人，安戎城1000人，天保军1000人。从军事实力来看，天保军仅次于松州，与安戎城并列剑南西山军镇的第二名。唐朝将保州移治天保军，就在由沱水西进的道路中建立了稳定的军事支撑点。最后，与沱水大路相比，盐溪路至索磨川流域更为近捷。民国 《理番县视察述要》言薛城、柏树桥、刷经寺一路“以里程计算，较之由县城取道马塘而至此寺，约省二三百里”，理番县至马塘一线即沱水大路。剑南西山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许多路段由栈道、绳桥组成，因此西山诸军的后勤补给极为困难。天保军、盐溪路一线可节省二三百里的山路，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西山诸军的后勤运输成本，自然也就成为唐朝的重点经营对象了。

保州移治天保军后，很快就经历了战争考验。杨谭 《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言天宝十二载（753）吐蕃大举进攻保宁都护府，围攻平戎、万安等城。唐朝派遣翼水诸州“蕃汉武士等七千人，自蓬娑路取牙山”，“摄维川郡长史折冲张粲、云山守捉使折冲姚高偘、摄天保郡折冲杨夏日、摄司马董元勒 ( 一作勤) 等，率健彍三千人，自滴博岭入，竞施掎角之势，各陈擒纵之谋”，最终大败吐蕃，成功解保宁都护府之围。蓬娑为蓬婆之讹，严耕望、蓝勇认为蓬婆岭即今黑水县与红原县交界的鹧鸪山，牙山为今黑水县西北的雅克夏山，这条山路是古代黑水至阿坝草原的重要纽带。云山守捉，在保州云山县，《新唐书·地理志六》言云山县“天宝八载析定廉置”，应在盐溪路置，其地理位置待考。滴博岭，一作的博岭，乾隆《保县志》载滴博岭“在旧保治西北”，则滴博岭路就是保州之盐溪路。厘清上述地理问题后，大致可以复原唐军的救援路线：翼水诸州七千蕃汉武士 “自蓬娑路取牙山”，沿黑水上游翻越雅克夏山；沱水维州、保州、云山守捉的三千健彍由“滴博岭入”，经盐溪、天保军一线西进救援。

然而，保州移治天保军的局面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大举进攻唐朝边州。《新唐书·地理志六》载，保州“广德元年没吐蕃，乾元元年，嗣归诚王董嘉俊以郡来归”。按：广德元年（763）在乾元元年（758）之后，因此这里的广德元年当为至德元年（756）之误，则至德元年吐蕃曾一度占领天保军。董嘉俊以郡来归后，唐朝暂时恢复了对天保军的控制。但广德元年，吐蕃大举进攻剑南西山，“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这里的保州即天保军，“云山新筑二城”则指天宝八载（749）保州析定廉县所置的云山、归顺二县。

这样，广德元年以后唐朝再度失去天保军。广德二年（764），唐朝再次沿盐溪路进兵，收复剑南西山失地。《旧唐书·代宗本纪》载，广德二年九月“剑南节度严武攻拔吐蕃当狗城，破蕃军七万”，“十月，取盐川城”。严耕望认为严武的军事胜利在维州以西，但广德元年吐蕃已经攻克维州，因此唐军很难越过维州去攻城掠地。其实盐川即盐溪，盐川城即故盐溪县，其与当狗城均在盐溪中下游一带。《旧唐书·崔宁传》又载，“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旰统兵西山······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将更前进，以粮尽还师”。柘、静等州均于广德元年失陷，可知严武攻克当狗、盐川二城与崔宁（原名旰）收复柘、静二州为同一战役。同一事件分叙于不同人物之下，这是传统史书惯用的记事手法。也就是说，严武发动此役的目标在于收复柘、静等州，静州在翼水支流悉唐川的悉唐城，如唐军向维州西南进兵，岂不南辕北辙？

关于此次战事，剑南节度使严武有《军城早秋》一诗，诗云：“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一作雪）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早秋”点明了此为广德二年九月至十月的战事，“西山”是剑南西山的简称，“飞将”无疑指剑南大将崔宁。无独有偶，广德年间诗人杜甫正在严武幕下，作有 《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一诗歌咏唐军的此次胜利，诗云：“秋风嫋嫋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天宝元年（742）至天宝八载（749）保州为云山郡，又有云山县、云山守捉，则“已收滴博云间戍”应指唐军收复的当狗、盐川等城。又，如杜诗所言唐军的军事胜利集中在滴博岭一路，这为前文论证滴博路即盐溪路做了很好的注脚。杜诗末句云“欲收蓬婆雪外城”，严耕望认为指蓬婆岭以西的平戎等城（开元二十八年安戎城改为平戎城），这也与崔宁 “将更前进”的记载相吻合。

综上分析，广德二年（764）唐军由盐溪一路用兵，收复了保州当狗、盐川二城以及柘、静二州，即 《旧唐书·崔宁传》所言“下城寨数四”。史书未言及天保军，说明唐军未能收复此城。此后，吐蕃依旧不断蚕食保州之地，唐朝则再次退出盐溪。《新唐书·地理志六》载，保州“后又更名古州，其后复为保州”。清代保县（今汶川县）西30里有古城里，“即古州旧地”，其地在今理县东北的古城村，可知唐朝一度将保州迁至沱水下游一带。当然，唐朝也曾试图收复保州故地，如贞元九年（793）西川节度使“命大将董勔、张芬出西山······焚定廉城”。权德舆有 《中书门下贺剑南西川节度使去八月十八日于雍（雅之讹）州灵关路大破蕃寇拔木破城并破通鹤军天宝城应擒生斩级焚烧仓库楼阁收获羊马器械等状》，作于贞元十七年（801）九月十二日，文中的天宝城即天保军。通过以上记载，可知贞元年间唐朝曾收复保州的定廉县、天保军。然而由于吐蕃牢牢控制着维州，唐军虽得保州故地却难以固守，只能在焚定廉城、烧天保军仓库楼阁后退守原地。

贞元以后，吐蕃势力逐渐衰落，而唐朝也无力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双方在沱水河谷呈对峙态势。直至大中三年（849），吐蕃政权崩溃，唐宣宗令“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西川节度使杜悰取维州，至于天保军则弃之不顾。至此，保州、天保军遂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

结语

本文依据史书记载与实地考察，重新考证了保州与天保军的地理位置，并钩沉了唐朝经略保州盐溪路的相关史实。唐代保州对后世沱水下游的政区设置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宋代“威州保霸蛮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宝中所置，后陷没。酋董氏，世有其地······政和三年，知成都庞恭孙始建言开拓，置官吏。于是以董舜咨保州地为褀州，董彦博霸州地为亨州”。明洪武六年（1373）分威州保宁县地置保县，保县在州西北，今理县薛城。清雍正五年（1727）“移县来治威（今汶川县），更名曰旧保，隶茂州······邑民云昔时称旧保为春祈城”，春祈城即宋代祺州。可见，后世皆视理县薛城为唐保州故地。现在理县旅游宣传唐维州故城在薛城，实则今理县薛城的名称为1946年民国政府所定，解放以后沿用下来，与唐代维州薛城县无关。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另有文专论。

保州羌酋董嘉俊归附后与内地接触频繁，从而极大推动了杂谷脑下游地区羌汉之间的融合。广德元年（763）以后岷江上游西侧多为吐蕃控制，今阿坝州的理县、金川、小金、马尔康、黑水、红原等县以及汶川部分地区就是有名的嘉绒藏区。然而，理县东至汶川一带的情况较为“特殊”，民国时期理番羌族 “汉化程度最深，俗称熟番，多能汉语，饮食起居多仿汉族，已渐同化”，“威州与理番之间，所谓一线官道是也，全系羌 民，已大都汉化矣”。时至今日，理县东部如孟董、通化等地羌族、藏族人民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男女老少汉语讲得很流利，风俗习惯近似汉族；理县西部的夹壁、米亚罗等地藏族热情奔放，尤为好客，常吃马茶、糌粑、酥油，保留着“日木扭节”等传统民族节日。理县东西境内民族风情的不同，当与唐代董嘉俊之内附有着密切关系。

作者：杨倩丽 陈乐保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04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宋宇航

校对：朱 琪

审订：耿 曈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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