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解析早期地中海文明，探寻人类思想的共通密码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以“文明共同体”概念为核心，对早期地中海文明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是融通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与世界体系学说的原创力作。本书致力于展现古代地中海世界内部复杂而深刻的精神互动与思想联系，进而探索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印度文明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共同体之间的精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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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文明共同体

地中海文明这一概念，参之以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虽浩瀚博大却相对清晰的内涵与外延，显得更富弹性，也更不确定。作为统一体的地中海世界，是否成立？若成立，其可能的时空界限何在？与16世纪以来由西欧文明主导的地中海世界的关系如何？假设存在作为统一体的地中海世界，这一容器是否足以承载亚欧大陆（及北非）除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之外的诸多文明？这些问题都不是自明的。而所有对其所作的回应，事实上都不是在陈述某种事实，而是在构建一种特定的世界认知与想象。

地中海位于亚欧板块与亚非板块的结合部，西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接，东部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相连，被以阿尔卑斯山和扎格罗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为界的诸地所环抱。有多种古代语言直接以“海”来指称地中海，在苏美尔－阿卡德传统中，地中海被称作“上海”，以“从上海到下海”的表述作为最广袤疆土的代称。在公元3世纪，拉丁语取诸地中的海洋之义，形成了mare mediterraneum[地中海]的表述，并在此后数个世纪逐渐成为专门的地理称谓，沿承至今。

相对于中华文明圈及印度文明圈，地中海文明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主体文明，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不同的文明担当地中海世界的主导者暨文明中心，从而形成了围绕此地区领导权以大约800年到1000年为一周期、以东西为分野的文明竞争格局：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以东部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为中心；公元前2000－前1000年，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中心；公元前1000－前350年，希伯来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实现轴心突破，东部的伊朗文明与西部的希腊文明由外围上升为中心；公元前350－公元500年，以西部的希腊－罗马文明为中心；公元500－1300年，以东部的阿拉伯文明为中心；公元1300年至今，以西欧文明为中心。16世纪以来，西欧文明的崛起及其所主导和演化的现代世界体系，一度似乎意味着这种主导权斗争的终结乃至历史的终结，但进入21世纪后，旧世界体系的加速失效进而失序，则又表明，这一斗争仍在继续，历史远未终结。

如果说，对于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演化轨迹的讨论，都必然需要引入“他者”以作对比参鉴，那么地中海文明，不但作为整体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互为“他者”，其内部更是充满了各种“他者”（异质性）元素，从而特为充分地展现了文明间互动的魅力与张力。

轴心时代与地中海文明共同体

雅斯贝尔斯在其于1949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此期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的老子与孔子，印度的佛陀、大雄与《奥义书》作者，伊朗的查拉图斯特拉，以色列的诸先知，古希腊的荷马与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时也产生了伟大的精神传统：中国的道家与儒家（及诸子百家）思想，印度的佛教、耆那教、印度教，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以色列的犹太一神教，希腊的史诗、哲学、悲剧与史学。雅斯贝尔斯将上述五种文明的精神成果进一步化约为中国、印度、西方这三个地区之人类精神的觉醒，将这一阶段称为人类“精神化”的时期。

轴心时代是对于此前数千年文明传统的伟大突破，展现了人类精神领域前所未有的张力与创造力。在这一阶段，人类提出了一系列关涉宇宙秩序与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形成了围绕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核心概念、意象、思维范式，并基于上述问题留下对于各主要文明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指引。这些指引以空前清晰、强烈、完整、深刻的方式，展现了人类自身相对于宇宙整体的有限性，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对于自身有限性的克服与超越。

实现轴心突破的文明，均通过对于普遍性人类境遇的经验与反思，提供了某种普遍性的解释与解决方案，并在带有普遍性的思考与实践中，成就了自身最为本质的独特性。这种通过建构普遍性而实现的特殊性（同时也是通过特殊的自我存在而呈现的普遍性），是轴心文明与此前的文明传统（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为代表）的最重大差别，这决定了它相对于此前的文明传统，不但更为博大精深，也能更持久地传承，从而寻到了文明史意义上的“可大可久”之道。

轴心时代融入各主要文明体的精神血脉中，成为各民族用以衡量整体历史意义的尺度，从而决定着它们各自的特征、气质与命运。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雅斯贝尔斯意义上轴心时代的三大核心地区，即对应于本书所言世界文明共同体的三大成员，但本书以“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取代其所言的“西方”。事实上，雅斯贝尔斯本人也提到了“西方”内部的东西之分。把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安纳托利亚、伊朗、西北闪米特地区都归入“西方”的范畴，无论依照何种标准，都显得过于宽泛，它不但不符合有关东方与西方的一般认知（从欧洲的立场出发，上述区域属于“近东”或“中东”），也与绝大多数文明论阐释中的东西之别明显有别，无论相较于斯宾格勒、汤因比式的文明形态学，还是对照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全球史。雅斯贝尔斯试图通过融欧亚非多种文明于一炉的“西方”概念，构建一种超越具体文明的精神统一性，以之与具有精神统一性的中国与印度文明相对待，这是其卓识所在。但如果确乎存在这种精神统一性，它也不应被称作“西方”。地中海文明共同体，至少较之“西方”，更适合作为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