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决定享受新的游戏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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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孟京辉去洛杉矶讲学。课不多，一周一次，于是他有了大把的闲暇时光。洛杉矶和北京有15个小时的时差，他在洛杉矶的早晨醒过来，没什么事急着要办，于是看看书，画画，写点东西，喝杯咖啡，看加州的蓝天白云。那地方偏僻，异常安静，连手机都没有一点响动，没有来自北京的微信和电话，因为北京在夜里，在睡觉。他突然有一种感觉——我是他们的一个梦。就像他睡觉的时候，北京的世界一片繁忙，人们在送孩子上学、约人谈事情、打游戏什么的，那是另一个世界，在他的梦里有序或无序地运行。

着火了！北京人手机里的新闻“加州突发山火”，此刻是他的真实处境。那山和他的住处只隔着一条高速公路，眼看着火就要烧过来了，手机里反复响起西班牙语和英语的紧急提示“请立即撤离”。转眼间，蓝天白云变成了火海浓烟，变成了烧焦的枯树林，天气也变了，狂风停了，山火熄灭之后，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

这一切特别直观地让孟京辉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再是自己成长时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了，它不像八十年代，不像九十年代，这个时代也许是一个新的游戏关卡，它对每一个人说：欢迎来到新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留下自己的生长痕迹？

幸运儿的起飞

北京的蜂巢剧场，逐渐成了孟京辉想要的样子，有了自然生长的质感。各种各样的道具、沙发在反复使用后显出残旧来，楼梯被人们十几年的上下楼磨损了，排练场也像是上了点年纪，倒更有熟悉和亲切感了，不用看，听声音就知道演员们在里面忙着。孟京辉觉得，挺好，能有这么一个剧场，仍然能感受到做戏剧的过程的美妙，也像是一个时不时的提醒：你是一个幸运儿。

他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人，大约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从事戏剧工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里，有从事影视的，有从商的，有做金融的，五花八门。孟京辉是这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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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他一心想证明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加有想象力的世界。在中央戏剧学院，他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天天各种不服，什么事情都要闹腾一番，说话还特别横，哪个老师见了都头疼。毕业以后，他没地方可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他碰见了当时的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

在中国实验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前身），孟京辉有了自己的舞台。那时候，他做了一个戏剧叫《盗版浮士德》，觉得特带劲。当时是九十年代，盗版录像带、盗版磁带、盗版图书特别猖狂，社会上对盗版一片喊打，孟京辉有点担心，剧名带有“盗版”两个字，行不行啊？赵院长说：你们这个“盗版”很复杂，包含了很多含义，挺好。之后，他排的《恋爱的犀牛》《唐吉诃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等很多戏，都得到了赵院长放羊式的支持，总能听到一句“你们做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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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一个叫丹羽文夫的老头来到中国，看了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思凡》，觉得这小伙子有潜力，就对孟京辉说：你可以申请一个日本文化基金，到日本去进修戏剧。这个文化基金有半年，有一年的，你愿不愿意去？孟京辉说，有一个月的吗，我就当去采风。没有，丹羽文夫说，一个月也学不到什么。

孟京辉算了算，半年，在这6个月里，中国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可不能错过，去日本干嘛呀？不去。

到了1997年，他觉得大概也没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才去了日本，待了半年。他就住在丹羽文夫家里，每天晚上去看日本的戏剧，好的、坏的，各种各样的，看了将近二百多出戏。丹羽文夫是一名戏剧制作人，在东京有一个很小的剧场，只有80个座位。这些经历让他觉得，有些观念可以被打破，还可以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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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回来的前一天，丹羽文夫说，这半年，日本文化基金每天给你一百多美元生活费，我都帮你存到银行里了，加上利息，大约还有二三十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八万元。

去日本之前，孟京辉每月工资一百多块钱，生活都拮据。有人找到他，愿意出一千块钱，让他排一个商业话剧，要不干脆，拍个广告。在那个年代，对他来说，一千块是很大一笔钱。

他跟着丹羽文夫到银行把钱全部取出来，怕被打劫，一万一张的日元卷成卷，塞到裤腰缝和屁股兜里，就这样带着二三十万日元上了飞机。回到北京，他把钱往桌子上一放，说：去你的，居然还有人用商业来诱惑我，还有人让我拍广告，开玩笑，老子现在有八万块钱，我是富翁，我才不听你们的呢，我要搞话剧！

他感觉自己从那一刻开始起飞了，有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底气，可以挺起腰杆来，做自己想做的戏剧。当然，这些钱很快就花光了。但是，经历过这一步，人会变得不一样。

在关键的时间点，遇到了关键的人，孟京辉很清楚，那时候命运垂青了自己。后来的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排过的每一个戏都是自己想排的。有几个创作者能拥有这样的幸运呢，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一边失重一边享受

戏剧人的一天往往是以晚上为重心的。每天晚上，孟京辉会出现在蜂巢剧场，这个建于2008年的剧场是他的自留地。下午，他多半是在家画画，今天是周一，他把家里没熬过冬天的植物清退了，还活着的拿到外边来见见春光。今晚没有演出，他要去找陈明昊，阿那亚戏剧节的这两位艺术总监将一起讨论今年的各项安排。

每年6月，阿那亚戏剧节在秦皇岛的海边开场，10月，乌镇戏剧节在水乡上演。因为邀约演出的剧团来自全球各国，时间必须留出余量，一个戏剧节的工作断断续续总有半年以上，这个还没忙完，那边的工作又开始了。不到5月，乌镇戏剧节的三分之一的展演戏剧已经开始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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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孟京辉往戏剧节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在他看来，戏剧节是一个为戏剧行业去做土壤建设和环境培育的好机会。对行业来说，戏剧节可以为从业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和自我展现的平台，对观众来说，在欢聚的气氛中沉浸式地体验各种各样的戏剧，慢慢唤起一些“好像这戏跟我有关”的感受，至于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生活的哪部分有关系，也许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视角和介入方式，总之，戏剧节能愉快并有效地把大家串联起来。

最近两三年，他明显感受到，整个戏剧市场的票房都在急剧下滑。让他失望的是，观众越来越吝于送上掌声了，一场话剧演出结束，掌声稀稀拉拉。他想不明白，在这么糟糕的当下，你走进剧场，欣赏自己选的话剧，我们在这里相聚，两个小时里，我在跟你对话，然而到了剧终谢幕的时候，怎么会不鼓掌？如果有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评委，带着审视的心态来看一场演出，看完以后忙着在网上发表评论，戏剧似乎变成了大家用来炫耀的一个工具，到这样的地步，就不好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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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试图从时代环境和当下的文化状况去理解这些现象，消化过后还是相信，一直延展的和他人对话的必要性仍然存在，在这世界上总还能找到跟自己的心同步往前跳动的人。所以，2018年他把经典剧作《茶馆》进行解构重组，做出了一出新戏。这出戏成为了首个受法国阿维尼翁IN戏剧节邀请演出的中国大陆戏剧，但在北京，这出戏遭遇了部分观众要求退票的风波。孟京辉打算，过两年再做一版《茶馆》。近些年，市场上对老舍作品的新解读不多，用戏剧和老舍对话，是他对老舍先生致敬的方式。

他想过了，在这个时代，只能特别诚实地把自己的成长表达出来。也许，这样的创作不一定能影响那么多人，他有时候觉得能深刻地跟一些人合上也值了，有时候又还是不甘心。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人还要成长。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人的变化很大，但其实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也是不一样的。他提醒自己，别忽视这个变化，别忽视这个世界对自己的重新教育和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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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中，以前的孟京辉展现的是一种奋进的姿态，凭着一腔热血和勇气，按照自己的美学和内在动力，总想做一些更加狂放的作品。现在，他希望自己和同行的伙伴们更多地享受过程。这并不容易。过程中时常有特别艰难的阶段，更多的时候是失重的，没有理性支持，甚至没有情感的愉悦。但这就是人生啊，他这么想，它可能是比较丰富的，如果你愿意，矛盾也可以成为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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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孟京辉在飞机上睡着了。飞机开始降落的时候，他醒了过来，坐在旁边的女孩对他说：你好，我想谢谢你。女孩从事设计工作，有一段时间，她的状态非常糟糕，老板和同事发现她做什么事情都是恍恍惚惚的，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后有一天，她去了阿那亚戏剧节，待了一天离开了，没多久又再一次来到阿那亚，一直看戏到清晨，陈明昊导演的《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到结尾，演员说“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此时正是日出时分，朝阳在海平线上升起，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对生活又有信心了。孟京辉说，你别谢我，你应该谢谢那个太阳，是太阳点燃了你。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飞机着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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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了陈明昊和同事们。大家听了后感慨，可能有很多事，看不见，但也在发生，就像这个女孩在海边的日出时分重新燃起的信心。孟京辉想，如果是这样，那也挺值的。

Q：一直存在这么一个争论——戏剧是给所有人看的还是给部分人看的，你认为呢？

A：可以这么说，所有艺术作品都是给部分人看的，不光戏剧，还有电影，都是创作者和观众的双向选择。

Q：现在在创作新的剧本、排新的剧吗？

A：根据余华的短篇小说改编的《古典爱情》，最近演出。

Q：你现在也在试图通过戏剧节或者其他途径培养戏剧人才吧，效果怎么样？

A：这事特别重要。戏剧节应该算是有挺大的收获，我们做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已经16年了，还有乌镇的系列青年竞演，还有我们在阿那亚戏剧节做未来戏剧showcase、候鸟300，我们工作室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步一步还是培养起来了一些人吧。我这次去美国加州给学生上课，就说到一个戏剧流派，一个美学的传承，其实需要不断的探讨，不断的培育，有一个群体来践行这个思想。我自己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最早学的是俄罗斯的表演学派，后来接触了法国的形体训练方法，还有日本的一些，比如铃木忠志训练体系，各种各样都吸收过。但是怎么能让这些源源不断的营养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呢，你长成了一个还挺茂盛的植物，怎么培养另外的小植物长成参天大树，这个不容易啊。

Q：你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成长环境和行业土壤吗？

A：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啊，但我希望给现在的年轻人创造各种各样的土壤。有一次我跟黄磊说，咱们要不然建立一个学校吧，他特兴奋，后来时不常地跟我说，这事有戏了，过一阵又说，哎呀，黄了。

Q：想做的事情很多，面临的困难不少，感觉受打击吗？

A：在这个时候，一个戏剧工作者怎么能保有一个好心态，带着对自己职业的骄傲，在技术上和心性上仍然能继续成长，跟观众互动，跟时代同呼吸，就很不容易了。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告诉你没戏了，那你还推不推啊？《等待戈多》里有一句话：我们不必说这个时代的坏话，我们也不必说这个时代的好话，我们根本就不必提起它。可能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里连一个小小的阶段都算不上，那么你就放开了做吧，我现在更多是这样的心情。

监制：佟宇

策划：李祺

摄影：李潇

采访、撰文：张思雨

服装助理：卢璐

助理：程军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