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5年5月15日下午，主题为“作为媒介的‘红学’——《红楼梦》与中国现代”的学术讲座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第二教学楼110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单世联主讲，甘莅豪老师主持，三十余名师生线下参与。此次讲座吸引了诸多关心文学、传播的师生参与，现场气氛热烈、互动积极。
单世联教授以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这一理论切入，提出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核心命题：我们不仅可以将《红楼梦》视为媒介，其所引发的“红学”亦是一种媒介。通过“红学”这一研究实践，中国现代不同时期对《红楼梦》的阐释，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社会、思想等诸多方面，也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讲座围绕“红楼梦的多重媒介性”展开，分为五个逻辑递进的部分：表达民族主义、示范科学方法、宣传斗争哲学、认识中华文化、走向多元研究。每一部分既是对红学史的系统回顾，也是对中国现代性议程的深刻映射。
单教授首先分析了清末民初的“索隐派红学”。红学索隐有早期的特定家世与后期的明清政治两种，以蔡元培为代表“新索隐”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与排满反清的革命运动的投射，他们认为《红楼梦》民族兴亡的隐喻之作，因此红学也就成为表达民族情感和诉求的载体。索隐红学固然的猜谜之讥，但也有传统积习、文本特性、时代气氛、言者身份等方面的支持，所以20世纪中期以后，仍然不绝如缕。。
随后，单教授评论了“科学”取向“新红学”。胡适的《经楼梦考证》虽是一篇论文，但因为把“科学方法”引入红学，以其对作者身世、作品版本的材料考证，推动红学从缺少根据的索隐转向了科学化、系统化的新红学，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方法在中国的兴起。单教授强调，胡适的红学研究并不局限于《红楼梦》本身，而是想借此传播一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胡适所说的科学方法，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拿证据来”，因此中国传统的考据就是科学方法。
“红学与斗争哲学”部分则带出20世纪中叶红学研究的政治化历程。自1954年毛泽东发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以来，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红楼梦》，分析《红楼梦》的社会历史内涵，成为当代红学的主流。1974年的“工农兵评红运动”，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把《红楼梦》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其主要观点是：《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反映的官场黑暗、阶级剥削虚伪道德、奴隶的反抗等；红学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重要“战场”。
在“红学与中华文化”一节，单教授则着重介绍周汝昌等学者的文化论立场。他们主张跳出材料考证和阶级斗争的窠臼，认为《红楼梦》包含了中华文化的“态”与“理”、“形”与“思”，她的伟大产生于伟大的中华文化，也回归、反馈于伟大的中华文化。《红楼梦》是一部以重人、爱人、惟人为中心思想的书，曹雪芹是中华文化的代表。
最终，讲座以“红学作为媒介”的元命题作总结。单世联教授指出，红学不仅是研究《红楼梦》的学术体系，更是一种理解中国现代性、思考民族、知识、政治与文化张力的方式。红学之所以得以成立，不在于《红楼梦》文本本身，而在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将其转化为回应现实议题的思想工具。无论是索隐的政治情绪、考据的知识路径，还是斗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反思伦理，皆为红学媒介功能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讲座也强调红学媒介性的有限性——索隐忽略了小说的虚构性，考据无法穷尽文学的复杂性，斗争哲学受限于时代话语，文化论则可能陷入抽象的本质主义。因此，未来的红学研究应在承认其媒介特性基础上，走向更开放的多元范式，融汇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媒介理论等跨领域视角，回应当代社会对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持续追问。
互动提问环节，同学们围绕红学的当代价值、跨文化阐释路径等话题积极提问，单教授指出，《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潜力和价值。本次讲座不仅是一次关于《红楼梦》的文本回望，更是一次关于“如何阅读中国现代”的方法启发。
文字｜查舒婷
图片｜查舒婷
编辑 | 丁琦
审核 | 杜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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