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实业家竺梅先：小人物也能肩负兴亡责任

竺梅先（1889—1942），字佑庭，学名竺炽潮，浙江省奉化县人。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竺梅先小时候给乡绅家放牛，略读过两年书。后来因为家境贫寒，13岁时背井离乡到上海谋生。到了上海后，竺梅先在同乡的五金杂货店当学徒。在当学徒的期间，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拿去读夜校，坚持不懈，十分刻苦。辛亥革命爆发后，竺梅先成为孙中山的拥护者，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积极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1911年，他参加上海光复起义，在光复军任职，参与了高昌庙兵工厂一役。1915年，又奉命前往长春，与孙鹤皋合伙开设均益呢绒店作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不久，被当局发觉遭到逮捕，押解途中借机逃脱，返回上海。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竺梅先担任六路商界联合会会长，领导罢市和游行。运动结束后，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前往山东，在张宗昌某部担任少校军需官，后又组织“三合成”商号，经营面粉生意。张宗昌倒台后，他重回上海，做起了军装生意。通过这些生意，竺梅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关系网。同时，他看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百姓生活凄惨，决心弃政从商，努力振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1929年，竺梅先接办大来银行，出任董事长兼经理。同年接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和金润庠合资创办了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出任经理一职。1931年，他又接办杭州武林造纸厂，合资创办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出任经理一职。同时他在上海设立总管理处，统一经营管理企业。当时外国资本倾销严重，中国的造纸行业基础薄弱，又存在同行相互倾轧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竺梅先和金润庠等人以民丰造纸厂、华丰造纸厂为基础，积极与各民族造纸厂协商，最终于1932年成立了国产纸板联合营业所。

竺梅先重视人才，重视创新，不断改进工艺，从生产低端的黄版纸发展到高端的薄白版纸，最终与外国资本旗鼓相当，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1936年，他主持的帆船牌卷烟纸研制成功，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获得了东南五省和两特别市卷烟纸的生产专利权。竺梅先的这些成功不仅使自己获得了高额利润，同时也为国家挽回了大量外汇损失。竺梅先在大力发展民族造纸工业的同时，仍然十分关心国事，对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深表忧虑，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努力。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竺梅先就在《申报》头版以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团结抗战，抵制日货，并倡议各界联名通电国民政府要求对日宣战。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竺梅先亲赴前线慰劳第19路军将士，同时在好友虞心炎医师的帮助下，在康定路、陕西路设立伤兵医院，救护伤兵500余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迅速展开，紧接着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战起。竺梅先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曾深夜数次登上住宅屋顶，眺望北面战场一片火海，多次潸然泪下。他对夫人和子女说：“我辈生于多难之秋，不知何年何月国家才能富强，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抗日教国踏踏实实做些工作，胜利才有希望，我决心把抗日救国作为我的第一位事业来做。”

在八一三事变期间，竺梅先除了每天处理公司的繁琐事务，还花费大量时间投身于各项抗日救国工作。他参与各种集会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和罪行，呼吁全体民众团结一致抗日；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率先捐献了足以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随着淞沪战事的扩大，大批难民拥堵在上海街头，竺梅先又将家中历年积存的上百件银器送往宁波旅沪同乡会拍卖，所得款项支持他们举办难民收容所救济难民。后来为了将难民疏散至安全区域，竺梅先在其他轮船公司对运送难民表示为难害怕的情况下，再次挺身而出挑起大梁，依托自己的宁绍轮船公司，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准备和繁复的组织工作。为了避免日军攻击，他向德国驻沪领事馆申请，在船头悬挂德国旗帜。同时将“新宁绍”轮改名为“谋福”轮，其意在为同胞谋取福利。自2此之后，“谋福”轮日夜往返，不仅把几万名难民安全运送到了宁波，而且还把大批布匹、医药等军用物资从上海运输到浙东地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面对伤兵越来越多，医疗补给跟不上的状况，竺梅先邀请虞心炎医师，在长乐路的一座花园洋房内设立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在虞心炎的奔走下，40多名医师、护士义务参加了医院工作，很多工商界、文化界人士的家属也义务加入，其中包括竺梅先的夫人徐锦华。伤兵医院花销巨大，竺梅先为募集经费四处奔走，他个人就承担了三分之一的费用。短短几个月，伤兵医院救护伤兵达4000余人。上海沦陷后，竺梅先想方设法将伤兵安全护送至后方。对于行动不便的断肢伤员，竺梅先又另成立了国际残废医院，对伤员进行治疗和保护。

上海被日本控制后，竺梅先为了处理公司事务仍滞留在上海。日本人觊觎竺梅先的产业，委托平日与竺梅先有业务往来的德商去游说竺梅先合作，遭到了竺梅先的严词拒绝。日本人不肯善罢甘休，又派日本领事馆人员和日商代表多次前往竺家，在协商无果后，又派日本浪人前去闹事。在一个月时间里，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竺梅先始终坚决拒绝妥协。后在家人的劝告下，竺梅先离开了上海，迁居宁波。

迁居宁波后，竺梅先仍然继续坚持实业兴国之路。依托当时民丰、华丰两造纸厂撤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重要机器设备，在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缪云台的邀请下，竺梅先前往云南昆明合资创办云丰造纸厂，由缪云台任董事长，褚凤章任经理。竺梅先虽然只投入了少数资金，但仍然为云丰造纸厂的创办尽心竭力，陈晓岚、吴贤哲、徐绍钦、杨念椿、盛国雄等民丰主要技术人员都参与其中，为建设大后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想到在残酷的战争中出现的一大批孤儿，竺梅先内心十分沉重，他决定排除万难，创办教养院。他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董事会上说道：“国家灾难深重，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要创办教养院，把这批丧失亲人、流落街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收容起来，把他们教养成人。”他的主张得到了董事们的赞同，大家公推竺梅先担任院长，其夫人徐锦华担任副院长，共同负责筹办工作和日常事务。竺梅先对教养院的事务十分重视：首先是名称问题，考虑到今后广大灾童和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他将教养院命名为国际灾童教养院，并邀请国际友好人士参与，以减少日军的骚扰；其次是经费问题，教养院前后维持5年，每年5万元，总共25万元,绝大部分都是竺梅先承担的。为了筹集经费，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第三是选址问题。兰梅先经过反复思量，决定在浙江奉化楼岙泰清寺修建教养院，包括宿舍、教室等设施。

1938年，教养院正式建立，收容了600余名灾童。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工作，冬梅先十分注重实效，每年分3期学习，不仅重视文化课，而且强调体育锻炼，同时还经常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如陶行知等人前来讲学。经过5年的教育，大多数孩子都达到了初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1939年奉化沦陷，之后又遭遇连年饥荒。竺梅先为了解决乡里人的吃饭问题依靠自己的社会关系，在温州等地采购粮食15万石，然后又冒着被伪军拽查和土匪抢劫的危险，千方百计将粮食送入奉化。教养院的孩子毕业后，竺梅先还为他们一个个寻找出路，大部分人都安排进了自己的公司任职。这些人大都成了技术骨干，有的甚至还走上了抗日的前线。

1942年，竺梅先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经常咯血。然而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还是为诸事操心不已，最终在一次采办粮食后卧床不起。1942年5月30日，竺梅先与世长辞，终年53岁。竺逝世后，夫人徐锦华独力支撑国际灾童教养院。汪伪驻军师长谢某等人受汪精卫老婆陈璧君指使，多次去院要挟接办，她坚决拒绝。1943年底，因经费、粮食无继，教养院停办。

1990年9月，海峡两岸原国际灾童教养院部分学员集资在教养院旧址建梅华亭.纪念竺梅先夫妇在抗战中历尽艰难，救济灾童的重要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