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烽火中国：缴获的日军军械，鬼子进村破门而入

这些被岁月反复冲洗的老照片，是历史夹缝中挣扎的、坚守的、抗争的灵魂，正通过褪色的胶片向今天的我们传递密码 —— 原来所谓 "烽火岁月"，从来不是笼统的苦难，而是无数个 "他" 和 "她" 用体温焐热的、永不屈服的中国。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中国红十字会在公时中学设立伤兵救护场所。公时中学，紧邻华界闸北战场，距前线直线距离约3公里。这一位置既利用租界的相对安全规避日军直接轰炸，又便于通过苏州河支流（如洋泾浜）的水路快速转运伤员。

1932年1月29日（事变次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即派员接管该校，将教学楼底层改造为急救室，礼堂设为临时病房，操场搭建6顶军用帐篷作为手术区。据《红十字会月刊》记载，从接收场地到收治首批伤员仅用17小时，该救护所自1月29日启用至3月3日停办，累计接收伤员1827人。

伤员每日需3餐流食（米粥、菜汤为主），沿线居民每日清晨将熬好的粥装在桶中，由青壮年组成“扁担队”，沿弄堂小巷步行运送，避开大马路的日军岗哨。据统计，最高峰时每日有200余户家庭参与，送出粥食4000余份，部分粥中还偷偷加入肉末（当时市民自己多以咸菜充饥）。

1937年华北、华东沦陷区频繁发生日军以“清剿抵抗力量”为名的扫荡，强征粮食、牲畜，导致饥荒蔓延（如河北正定县1937年10月被洗劫后数千人饿死）。据《拉贝日记》记载，仅江宁汤山镇一村便被烧毁房屋80%，200余名村民遭屠杀。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期间，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因揭露军阀罪行，被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名逮捕，并于4月26日凌晨遭秘密枪决。

邵飘萍被处决后，奉系当局不准家属收尸，遗体被草草装入薄皮棺材埋于天桥刑场。邵飘萍挚友、《京报》经理吴定九与邵夫人汤修慧、侧室祝文秀等人秘密将遗体起出，安置于永定门外二郎庙临时停放。1926年4月27日，吴定九亲自参与装殓仪式，其形象被定格在一张珍贵照片中——画面左后方扶棺、低头面向死者的戴眼镜中年人即为吴定九，其余参与者多为《京报》同人。

1938年3月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首），在日本华中派遣军操控下，接管上海海关及苏浙皖地区的税收机关。其财政部下设税务署，在上海市区及周边设立关卡，如南市、闸北、吴淞等交通要道，对进出人员和货物强制征税。例如，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1938年3月上任）直接负责关税、统税的征收，并通过“上海县治安维持会”在车沟桥等地设立关卡，对过往船只按货物价值抽取10%-15%的“过境税”。

日军在黄浦江沿岸、铁路道口及租界交界处设立14个检问所（如十六铺码头、北站），由汉奸武装“市警团”把守。除法定税费外，士兵常以“检查违禁品”为由敲诈钱财。例如，1938年7月《文汇报》揭露，塘湾乡伪维持会会长朱敬斋在车沟桥关卡，对每艘过往货船额外索要“保护费”，每月非法收入达数千元。

高额税收迫使上海民族工业大批倒闭。例如，崇明仅有的两家纺织厂大通、富安纱厂因原料被日军垄断、税费过重而焚毁，23家当铺全部停业。同时，走私活动猖獗，日军与汉奸通过鸦片贸易牟取暴利，仅1938年日占区鸦片销售额就占日本政府总预算的28%，足以支付侵华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