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欧洲均势”的维护者吗？

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

——米尔斯海默

势力均衡或者说均势是国际政治中最令人熟悉的语词之一。两位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甚至写道，没有其他某个关于国际政治的命题比均势吸引了更多的学术关注，它在当代思想中可能如同在启蒙时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那样，依然处于中心位置。

2001年，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著作《大国政治中的悲剧》中接受了“离岸平衡”概念，并将其 传播开来。

何为均势？对此迄今有多种不尽相同但相互多有联系的认知视角。比如，它可特指不存在霸权，或者说相对“均衡”的国家间权力分布状态，也可泛指该状态的任何一种实现或未实现的程度，也可指旨在维护上述均衡的政策，也可指与该政策相关的国家间政治的动态过程，又可指“现状”或“和平”。

本书中的均势概念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即最常见的理解：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发挥支配性作用的霸权力量，它通常是一个国家，但也可能是一个国家集群或联盟。该概念内涵如下：在不存在超国家的“世界政府”的“无政府”状态下，上述霸权的存在可能严重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根本权利，阻止其出现和存续因而成为多数国家的天然追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围绕维护均势或谋求霸权的斗争才会成为国际政治中重大的体系性内容。

这幅漫画通过描绘威廉·皮特和拿破仑瓜分世界， 展现了英法的帝国野心。

当然，其中的一些概念比如“霸权”和“支配”难免具有模糊性和主观性，或仍须得到进一步定义。围绕该均势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建构随处可见，其中现实主义理论更是旨在解释国际政治为何是围绕均势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史的教科书仍主要记述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这类历史也可被理解为打破、维护和重建均势的历史。

虽然“均势”一词的产生被认为是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但对均势的追求在两千多年前比如欧洲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就已存在。只是，在从中世纪晚期起的欧洲，随着区域性（比如在列国林立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或跨区域性（比如在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英国、荷兰、瑞典之间）的国家间互动的不断密切，欧洲世界愈发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国际体系，其中的“均势政治”有着令人瞩目的活跃度。

加之在勒内·笛卡尔和艾萨克·牛顿等人所发展的机械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下，国际实践中的均势观念也有了空前的自觉性，国际体系被广泛视为像自然界那样受制于机械性的运行法则并趋于达至均势。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结束西班牙继承战争的 1713 年《乌得勒支条约》明确提及了“均势”一词及其对和平的意义，这是均势原则在国际条约中首次得到强调。

《乌得勒支和约》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交战国于1713年4月至1715年2月在荷兰乌得勒支签署的一系列和平条约， 为基于均势的欧洲体系奠定了基础。

但在此前的国际条约中，均势理念其实已不乏间接体现。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通常被认为始于欧洲，这也含有对于围绕均势的国际政治在该时期欧洲的典型性的承认。

英国当然是上述进程的主角。谈起 17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对外政策或战略的核心目标或原则，当代国际关系学人最容易想到的关键词想必是“均势”或“欧洲均势”。本书导论中也有引文强调了“英国是欧洲均势维护者”这一“公理性”认识的存在。这一时期，没有某个霸权主导欧洲是英国人对“欧洲均势”的通行理解。

比如，在1906至1910年间任英国常务副外交大臣的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如此解释英国对欧洲均势的维护：反对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主宰欧洲，并阻止较弱的欧洲各国被吞并。

但要强调的是，该时期英国人眼中的“欧洲均势”，以及学术著述中基于英国视角的“欧陆均势”，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海洋阻隔，令英国人长期以来对欧洲大陆有公认的若即若离心态，将自身视为相对于欧陆的某种程度上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认为英国与欧陆是两个多少相互独立的世界。

多佛白崖（ White Cliffs of Dover）守望着 英吉利海峡，仿佛不列颠的“ 绝境长城”。

第二，18至19世纪英国相比于欧陆国家在宪制、稳定、商业和殖民等方面的重要差异包括“优越性”，也强化了英国人对于欧陆的上述心态。

第三，英国人常将欧陆称为“欧洲”，这种将英国排除在外的欧洲概念，既可折射他们与（海峡对岸的）“欧洲人”的上述心理切割，也表明“欧洲”在其心中往往即指“欧陆”。

第四，中世纪的英格兰王朝曾积极谋求在欧陆的领地，尤其是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但16世纪后的英国人大体放弃了这一追求（其原因包括法国和西班牙的强大，以及英国更多转向在欧洲之外的商业和殖民事业等）；由此，加之除英国外并无其他欧洲重要国家是岛国，在英国人看来，谋求欧洲霸权的国家只可能来自欧陆，而对欧洲均势的破坏必然首先是对欧陆均势的破坏。

第五，假如英国人眼中的欧洲均势是针对包括英国的全欧洲而言，则必然可推导出：即便某方在欧陆拥有优势地位，但只要在计入英国的力量后的全欧洲仍处于均势，英国人会愿意接受该局面。但历史现实显然并非如此，某方在欧陆占据优势会令英国人不安，即欧陆自身的均势是他们所关切的。

第六，假如英国人眼中的欧洲均势是针对全欧洲而言，这也意味着，英国权势的高低也应服从欧洲均势的需要；可是，未曾见到英国人主张本国为了欧洲均势或不引起他国担心而应限制自身力量的上升，这种将英国“豁免”于外的欧洲均势概念因而是针对欧陆而言。

第七，与前一点相关，英国人通常只是乐见某大国在欧陆的陆上优势受到制约，但并不认为英国在欧洲海域或更广阔范围内的海军或海洋优势也应受到制约，即便不少欧陆国家有此愿望，或指责英国人的“双重标准”。

第八，对于英国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角色常有如下颇具画面感的描述：英国时刻关注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力量天平的变化，并适时将自己置于该天平的弱势方以制衡更强者；这也是将英国与欧陆的均势状况视为主客体关系，将英国视为对后者的外部干预力量的体现。

第九，英国人包括官员们关于欧洲均势问题的大量言论、学术著述中基于英国视角对欧洲均势问题的论述其实都是主要针对欧陆而言。比如，时任首相威廉·皮特在 1791 年曾说，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的总体利益就是阻止其他大国之间相对地位的实质性变化。这里的“其他大国之间”显然是指欧陆各大国之间。

第十，英国维护欧洲均势如今常被称为推行“离岸平衡”（ offshore balancing ），该词指某国对于海洋之外大陆地区的均势的维护，也意味着该大陆地区被视为一个独立客体。 因此，为准确起见，本书将英国追求的欧洲均势通常称为欧陆均势。在本书所述时期，欧陆均势的存在被很多英国人视为对英国具有关键意义的首要原因是：均势在欧陆的缺失或者霸权在欧陆的存在，将对身为欧陆边缘岛国的英国构成重大甚至致命的挑战。

这种挑战被认为主要体现为：

第一，欧陆霸权能够排斥或有力左右英国在欧陆的利益，包括英国在欧陆的经济利益和在低地的利益；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欧陆霸权在欧陆既能掌控大量资源，又可不受或少受羁绊，进而就能对英国造成如下强力威胁：打造一支可能比英国海军还强大的海军，并依托之而有力威胁英国的本土安全及其在欧陆之外的经济与殖民利益和海上交通安全等利益，而海军的强势地位、本土安全和欧陆之外的相关利益可谓英国的命脉所在。

本土安全直接关系到英国的存亡；欧陆之外丰厚的经济和殖民利益以及海上交通安全则直接关系到英国的繁荣，同时它们对于英国的战略意义也比英国在欧陆的经济利益更为重大；海军强势则直接关系到英国对欧陆之外的利益及本土安全的保障。若将上述利益统称为英国的“海洋利益”，那么这种利益无疑是英国的世界地位的体现和基础；同时在本书涉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英国也是最多“海洋利益”或“海洋优势”的拥有者。欧陆霸权的存在因而将对英国的最核心利益构成强力威胁。鉴于此，无论是在历史上的英国人中间，还是在后世学者中间，如下认识是广泛的：欧陆均势的存在是英国“海洋优势”得以存在的前提，欧陆霸权的存在则可能意味着英国“海洋霸权”的丧失。

对此， 18 世纪 40 至 50 年代英国主要决策者之一纽卡斯尔公爵的如下言论堪为注脚：“在没有欧陆力量支持的情况下，海军无甚用处；法国若在陆地上无所畏惧，就会在海洋上超越英国；英国在欧陆的盟国牵制了法国的开支，这才使英国得以保持海上优势。”

当然，欧陆均势局面下仍可能存在对英国上述利益的有力挑战。比如，法国在不少时间里在欧陆并不拥有明显优势，但仍是英国在海洋空间中利益的首要挑战者。

但与存在欧陆霸权时的情况相比，均势局面下欧陆大国的实力可能更有限，在欧陆受到的掣肘也可能更大，英国此时受到的挑战也就可能更少，拥有的机会也就可能更多。

如纽卡斯尔公爵的言论所示，英国人在谈论欧陆均势对本国的意义时最常提及的便是欧陆对手受到的牵制。按英国人所称，维护欧陆均势不仅符合英国的利益，也符合道义和多数国家的利益。

比如，他们认为：维护均势可阻止谋求霸权的国家无视并侵夺他国的正当权利；国际政治中通过制衡强权以维护他国的权利，就如同在国内政治中限制君主的权威那样合理；国际体系像自然界那样受制于机械性的运行法则，而均势是在其支配下达到的平衡与和谐。

宗教因素对于这种心态的形成也发挥了影响，尤其是在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最明显的 16 至 18 世纪。该时期两大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和法国曾先后成为欧洲的超级强权，这在英国的很多新教徒看来也印证了如下“道理”：专制的天主教强权天然具有扩张倾向，追求的是统御广大地区的“普世君主制”（universal monarchy），维护均势因而是新教徒抵御天主教暴政和维护信仰自由的正义事业。

英国总是打着捍卫自由的旗号干涉欧陆事务。

英国不谋求欧陆领土却致力于阻止欧陆霸权的存在，被视为凸显了英国对欧陆政策的“公益性”。即便英国维持均势也着眼于自身利益，很多英国人仍惯于将相关自身利益视为具有普世价值。

比如：当欧陆出现国家或民族间的侵略和压迫时，或当欧陆盛行专制或威权政体时，维护英国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自由事业；当欧洲大国中新教国家偏少且英国是其中最强者时，维护英国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新教事业；当英国成为首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选择自由贸易时，维护英国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经济繁荣；当英国握有海军霸权时，维护英国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海洋的开放和安全；当英国身为头号殖民大国时，维护英国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欧洲先进文明的异域传播。

总之，英国的利益总是被一个光环笼罩：英国是最进步乃至最具道德感的力量。英国官员们有大量此类评论。比如，时任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在 1852 年指出，英国的责任和利益在于鼓励各个国家在道义、智识和物质上的进步。又如，1907年《克劳备忘录》的作者艾尔·克劳（Eyre Crow）也在该文件中写道，英国的政策旨在与所有人类的普遍愿望和理想相协调，尤其是与多数国家的首要利益相吻合。

艾尔·克劳是一位英国外交官，有一半德国血统， 他曾于1907年发出警告：德国的扩张主义源于对英国的敌意，应促使英法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协约”。

无论英国人的上述观点是发自内心还是为了宣传，与其相悖的例证在历史中比比皆是。比如，如前所述，支持境外的宪制和民族事业虽也属英国对外目标所在，但英方给予的相应支持是有限和机会主义的。英国人中也不乏对本国对外政策的道义性多有质疑者，例如多次出任首相的格莱斯顿便对英国对外行为的自利和强权政治色彩多有批评，不过持这种立场者在曾任首相和内阁大臣的人士中仍属少见。撇开利益之争不谈，英国以外的人士从道义角度对英国对外政策的批评更常见。结合这些观点，若对英国的均势政策进行道义批评，至少可从以下角度出发。

第一，英国人鼓吹在欧陆保持均势，但并不主张在英国拥有海军优势和经济及殖民利益优势的海洋空间保持均势；他们反对他国的欧陆霸权，但要维护本国的海洋优势或霸权；他们维护欧陆均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阻止在欧陆出现足以挑战英国海洋优势的对手。

因此，可以说英国的均势政策折射出的是虚伪的双重标准。这种批评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国际秩序即维也纳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当时，令其他战胜国感到不满的是，英方在积极推动重建欧陆均势的同时，却拒绝将英国倚仗强大海军搜查非交战国船只甚至截夺其货物的“海上权利”列入谈判议题。

第二，对于因前述重大利益而关注欧陆均势的英国人而言，如下两种局面都非其乐见：

一、欧陆各国之间存在均势但又和谐相处；二、欧陆多数大国通过和平协作而形成联盟甚至走向某种一体化。

在第一种情形下，某大国因在欧陆少受羁绊而能将较多精力用于海洋方向；在第二种情形下，这样的一个“欧洲联合力量”自然也可能在海洋方向上多有发力。

至少从七年战争发生之际开始，英国人就担心法奥俄西形成某种联合——这四国在七年战争中先后都是英国及其盟国普鲁士的对手；英国人对该联合的担心在战后依然若隐若现地长期存在，时任首相小皮特甚至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一年多后仍表示，存在奥俄与法西联手反对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的风险。自1900年前后至日俄战争期间，也存在德法俄等国结成“大陆同盟”的可能，英国人担心他们将抑制各自在欧洲的相互冲突并促进在欧洲之外的合作。因此，即便欧陆不存在征服者式的霸权，自身利益所需也令英国人未必支持欧陆和平的增进，其均势政策自然也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与上述相关，英国人所乐见的其实更多是欧陆各国相互猜忌、对立进而相互牵制的均势；他们希望，这种均势下的内斗既可妨碍欧陆大国将较多精力投向海洋方向，又可防止“一家独大”局面的出现。

他们并非期望上述内斗升级为大战，因为这种终极对决可能令难免卷入其中的英国也付出重大代价，并可能令欧陆某方因获胜或得利而大增其在欧陆的权势。该方在战时即便是英国同情或合作的对象，也可能在战后变为英方眼中欧陆霸权的拥有者或觊觎者。比如，17世纪西班牙和法国作为对手而卷入的三十年战争以及在它结束后仍延续的法西战争，标志着西班牙的真正衰落和法国的崛起，但在法西之争中原先倾向于前者的英国人很快感知到了路易十四法国的如日中天；再如，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垮台，英国的盟国俄国也依靠在反法战争中的突出贡献、首屈一指的陆军实力和对波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成为了最令英国人忌惮的强权。

因此，英国人乐见的是欧陆各国间“斗而不破”的均势，这正是他们期待的欧洲“和平”的实质，而这难言不是损人利己的。

从1905年底起任英国外交大臣十余年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在议会中提及了英国人对均势的如下广泛理解：要利用相互对立的各大国之间的摩擦在欧洲（欧陆）造成的任何困难。基辛格的点评——除非其他国家相互间的分歧大于他们与制衡者的共同分歧，否则制衡者难以履行其功能，将英国排除在外的欧陆和平是英国人的噩梦——也与此相符。

作者: 梅然

出版年: 2025-5

第四，在 18 至 19 世纪初的多次欧洲大战中，英国的行为呈现出了如下特点：将大量资源用于在海洋方向上打击敌人并扩张本方的权势，同时对欧陆战事的资源投入则往往较为有限或低于欧陆盟国的期望，并常常倾向于向盟国提供财政资助，而非派遣大量地面部队作为军援。

这里暂不论述其中原因，但应看到，这种做法会招致对英国均势政策的如下道义质疑（在英国的欧陆盟国中也可见到）。一方面，这表明英国人最热衷的仍是维护其海洋利益，为此他们不想见到某方主导欧陆，还乐见欧陆各国相互缠斗，并要借他们交战之机扩张本方的海洋利益，甚至可能期望欧陆战争拖得更久并令参战各方更加疲弱。

另一方面，英方吝于向欧陆投入地面部队也表明，他们要将人力资源优先用于更看重的海洋方向；他们向欧陆盟国提供金钱，则相当于从事用金钱购买盟国士兵生命的可鄙交易，而且也可被解读为一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即把从海洋扩张中所获利润的一部分作为投资投向欧陆战场，以维持均势和令欧陆各国筋疲力衰的缠斗，从而进一步扩张英国的海洋利益。

第五，也如前一点所示，英国人倾向于看到欧陆存在各国相互牵制的均势，其着眼点不仅局限于维护本国的海洋权势，更旨在扩大这一权势；就此而言，英国维护欧陆均势的动机不单是防御性的，也带有进攻性，其自利和在海陆之间持“双重标准”的性质也由此更为凸显。

英国的均势政策事实上是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

第六，鉴于欧洲国际政治呈现出强权政治的特征、英国的均势政策趋于首先从“权力”而非“权利”视角看待欧陆各个政治力量之间的边界、该政策的宗旨在于阻止欧陆某大国“脱颖而出”即追求欧陆各大国之间的势力均衡和相互牵制、英国所需要的在欧陆的盟国也主要是欧陆大国等因素，均势政策的推行必然导致一些国家和民族（尤其那些弱小者）的合法权利被忽视或破坏，令其沦为大国权力天平的砝码。这突出表现为：某些国家的“合法”领土或某些民族的“合法”居住地被分割和分配，或某民族获得独立和统一的权利被损害，以便限制某大国或者补偿或加强某一方（尤其是身为英国盟国的某大国）；而由此产生或加剧的不满、怨恨和矛盾，自然也是欧洲日后动荡的根源。

也应强调，在本书所述时期的英国，虽然维持欧陆均势被广泛地视为一个重要乃至关键的对外目标，但它远非一个强大的全民共识。（《不列颠大战略的神话》，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 /

图书简介：对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一个近乎公理性的认识：维护欧陆均势或防止欧陆霸权的出现，既是当时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英国崛起和强盛的国际政治保障。本书对这一传统认知提出了挑战，认为近现代英国的“欧洲均势积极维护者”的形象是一个不符合历史现实的神话。在书中，作者一方面援引该时期英国对外事务的大量著述和一手资料，归纳了包括维护均势在内的英国对外政策的十一个重要目标，并以均势问题为着眼点，评析了这些目标的相互关系，论述了英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观念及具体实践过程，从而颠覆上述神话；另一方面探讨了该神话为何得以存续，以及助推了哪些关于当时英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影响的认知偏差。本书堪称一部关于近代英国对外政策史的宏观研究力作，为审视英国整体面貌和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洞见。

作者简介：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与战略问题、军事和战略史，讲授“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国际战略分析” “国际关系专题研究” “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课程，主要专著有 《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战争、帝国与国际政治变迁》，译著有《海权论》《美国政府与政治》《军事学说的起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英国与德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