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报效”：康乾时期的盐务乱象

在清朝，“钱粮事务莫大于漕运、盐法”。顺治二年（1645），行盐1716625引，征课银563310余两。次年，盐引增至300余万道，十六年（1659）达400余万道。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对盐务的重要性作出了表述。据民国前期外国专家对盐税的调查，“中国财政大半仰给于此。”

清末民初，由于中国不少外债以盐税作担保，为了调查盐税的准确数字，外方债务人分派欧、日专家担任调查工作，估计全国每年盐税收入在4800万到6400万两库平银之间，实际解交中央的盐税约为1300万两。“此数经各方面所认为可靠也。”

1919以前，中国盐税均由各省征收，盐政由各省管理，中央政府除厘定税率及颁布盐制规则外，其余不复过问。于是各省督抚纷纷假手盐运使监管省内一切盐政事务，除特别问题需奏请批准外，其余均自行全权办理。盐税由各省政府留存一部分为行政经费，各省的教育费、修堤费等亦由盐税内加征留省支用。故每年解交北京的盐税款仅为一小部分。“至各省所经收数目均无从稽考。”

除了正规的盐税、各种附捐外，清朝最高统治者还向商人收取类似贿金的报效。仅在1738-1804年，两淮盐商就向政府捐献（报效）白银36370968两，这还不包括他们为乾隆南游所花费的467万两白银，也不包括为盐官们捐献的许多小额款项。[据景本白的统计，1700-1804年，盐商在助军、助赈方面的报效为2600余万两-作者注]

通过捐献，许多盐商获得了官阶。这种捐献实则上是向皇帝的合法行贿，因而在“盛世”时，这种捐献不胜枚举。盐商总是不放过任何“报效”的机会，如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举行千叟大宴，两淮总、散各商江广达等情愿恭进银100万两。这印证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的论述：“专制的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就是对君王也不能例外。”民国前期，有人写道：“报效、报效，盐商罪恶皆借汝名而行。”有的学者认为，乾隆所采取的不公正政策，源于其思想不是正统的儒家伦理。我们认为，至少在盐务政策方面，其偏向性的政策，相当程度上是收取商贿的结果。

时人指出，清初，盐引每年由户部颁发，逐年更换，并不固定，但引商通过向最高统治者公开行贿，遂使引商变为世袭，“其所以成为世业者，亦自有故。引商往往乘国家有大征伐，以报效美名，纳贿于政府。既受其巨贿，势不能更换新商，于是互相利用，引商遂为骄子。”

对普通百姓而言，报效带来的基本是负面的影响，“因报效而加价短秤、掺杂泥沙，其损失比较商人之报效，百倍不止。盖报效仅出一次，而人民之受害则子孙万世也”。

民国前期，盐商则以缴纳“验票费”的名义向最高统治者行贿。第一次系在袁世凯实行帝制时，“引商拟报效千万，为大典筹备经费”，山东盐商已经缴纳，终因稽核总所外籍会办丁恩的反对而终止；第二次为曹锟贿选时期，“拟以验票费为大选之用”，两淮地区筹措了有关资金，后因两浙独立，淮商观望而中止；第三次为吴佩孚任八省联军统帅时，“亦欲以验票费供军饷”，因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中止；第四次在国民政府建立后，“旧案重提”。

如果说，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前，两淮商人以报效为名进行的政治投资尚是出于自愿的话，太平天国战争发生后的“报效”，则完全是政府强迫进行的。史称：“自粤寇横肆、外族侵侮，度支告匮，增榷算缗，海内耗弊，于是计臣仰屋愁叹，不得已而指派商捐，或百万或数十万，摊诸通纲，而众商推诿，或以食岸求免，或以下则减派，啧啧辨论，甚至以辗转移奖之法，为招徕商捐之地，百呼而后一应。是岂报效之忱今不古若哉？”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仍沿用了强制“报效”这一做法。1915年5月25日，因国库空虚，经费无着，勒令全国盐商报效1000万元，如不遵照办理，则将其引权取消。

毕竟，“报效”还是能够换得政治利益的，而“帑息”则体现了最高统治者对盐业利益的肆意掠夺。据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巡盐御史曹寅奏：康熙四十二年（1703），两淮盐商向国库“借帑”100万两，1706年开始，商人于5年内每年带还23万，于1710年结清。

此后，未闻再有类似的实际借款。以后的“借款”实际上是出自商人自身的报效之类，而非真正的借自国库。如乾隆五十年（1785）商人为千叟大宴所捐的款项中，“奉旨以六十万带完滞课，以四十万交商领借”。这40万两借款不但本金出自商人，而且每年还要向清廷支付利息，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项帑息居然一直沿袭下来。

据陶澍奏称，道光年间，两淮所借的“帑本”早已归还完毕，但其利息每年却仍要70多万两。淮南各项盐课，以前仅有300多万两，每引负担2两多。自帑利等并入引课，再加各项杂费，每引负担的盐课达4两。在这里，帑息已不是盐商付给最高统治者借款的利息了，而是支付给皇权保护其垄断特权的贿金，九五之尊的天子，倒像个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头子。

道光九年（1829）三月升任两淮盐运使的王凤生，上任后锐意改革，曾条陈18事，其中像收灶盐、节浮费、浚河道、增屯船、缉场私邻私之出入，禁江船漕船之夹带，以及清查库款、督运淮北等均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首肯；“惟求免帑利，而反借藩库、道库银三百万，则事所必不可行者”。这类似于马克思所批评的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

在专商制度下，盐引即为食盐的生产计划与运、销许可证。有了盐引这一计划经济下的指标，就有了敛聚财富的保证。在传统社会里，盐引的获得具有明显的权力偏向，尤其是那些皇亲国戚最容易破坏法律，优先获得盐引。正如魏源所说：“盐为利薮，官为盐蠹。”明初曾禁止贵族以权谋引，使商人得到的实惠较多。

顾炎武写道：“诸监临势要，令家仆行商中盐，侵民利者，罪如律。盖法令严具如此。然于时商中盐者，引输银八分，上所榷利甚微，而商利甚厚。”但是，弘治中，“内外势要人奏讨奏买，乃遂搀扶越支卖，夹带私贩，以至上损国课，下夺民财”。至正德中，“用事者悉托名讨盐，径自奏中，增价发卖，不复遵旧制，而盐法决裂尽矣”。贵族们通过垄断盐引这一销售指标，并不直接经手生产和运销，凭借权势就可获得暴利，盐务利益的分配基于权力的高低，其弊端与掌权者密切相关。据嘉靖中詹事霍韬疏：

法立奸生，利不归商贾之家，而顾以充豪猾之橐。闻之边人言，每岁户部开纳年例，方其文书未至，则内外权豪之家遍持书札，预托抚臣。抚臣畏势，而莫之敢逆。其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其余多寡，各视其势大小而为之差次，名为“买窝卖窝”。每占盐一引，则可不出大同之门，坐收六钱之息。至于躬自转贩，真正商人，苟非买诸权豪之家丁、丐诸贵幸之仆隶，则一引半缗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白得银六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致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利。

另外，盐引的获得还具有地区性偏向，由于京城中的人在信息来源、官场关系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获得盐引极为容易。明仁宗洪熙帝（1425）时，淮安府山阳县丞崔奎指出：“比因钞法不通，召商中纳盐钞，然所中者率多京师之人，远方中纳者少。”有人认为，由于势豪之家的垄断，使得边商被迫放弃在边关的经营活动，从而转向两淮这样的内地地区。

清承明制，也继承了明朝政体的许多弊端。据王方中研究，清代同样有贵族垄断盐引的情况。如雍正四年（1726）将吉安一府盐引，全部赏给怡贤亲王，雍正八年（1730），该府盐引供51504道奉旨交淮南黄德办理，每引纳窝银1两，每年春秋二季交纳到运库中，再转交给王府。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62年2月13日）户部奉上谕：“盐课钱粮关系军国急需，闻内外大小官员、势豪之家，多有贸易贩盐，倚势不纳课银。巡视盐课官员，不畏势力、不徇情面、尽心催征者，即能多得课银，其畏势徇情者，即致课银亏欠。”

雍正二年（1724），的上谕指出：盐务中的弊病“飞渡重照，贵卖夹带，弊在商者犹少；加派陋规，弊之在官者更多”；“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为利薮，照引分肥”。由于官僚的介入，商人们很自然地转向于同官僚的合作，史载：“迩年以来，奸商投托势要，每遇开中，尽数包占，专卖取利。”

从最高统治者收取的“报效”和“帑利”，到高官势要们倒卖盐引，均是运用各自的权力获取不当利益。这种做法势必造成盐务管理体系的混乱，成为各中腐败的源头。从康熙、乾隆两朝“盛世”的报效来看，最高权力拥有者的腐败，绝不是个人“不智”造成的，而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因此，欲改变这种状态，是那些明君们所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