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银行，再躺平就没救了

作者 | 牛叫兽

连个人都在讲究风险分散的今天，居然有银行“不信邪”，反其道而行之？

前十大客户里，有9家来自同一行业，合计占比超过35%。剩下1家还是至今难言见底的房地产。

这个让人看了瑟瑟发抖的客户结构，来自成都银行。

按理说扎根国家战略腹地，业务机会理应并不单一。明明身处一片森林，成都银行却执着于选择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一棵树”，实在令人费解。

来源：成都银行2024年报

如此奇特的客户结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成都银行，将面对怎样的潜在风险？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通常与地方基建、市政项目相关，对一家服务区域经济为主的城商行而言，该行业占比通常不低。

但高到成都银行这个程度的，全行业都罕见。

来源：上市公司财报

客观来说，这是当地政策催化的结果。

2015年，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成都试行“拨改租”融资探索，该模式按照“建设-租赁-移交”的方式运行，即项目业主筹资建设或购买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成都市政府授权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与项目业务签订相关租用合同，政府授权部门按照合同约定使用基础设施并支付租金。带租赁期满后，整个项目将完全归政府所有。

这本质上是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结合融资租赁的一种创新。成都银行在其招股书中曾披露，“拨改租”投放增加是造成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增长的主要原因。

对银行来说，这样的项目足以称得上优质：项目有政府信用支撑，且能获得稳定现金流，还能开拓对公客户基本盘，何乐而不为？

到了2016年，成都纳入PPP项目库的项目已达164个，总投资高达2079.3亿元，其中包括不少明星项目：

成都国际天府机场，投资额超过700亿；

成渝高铁，总投资额692亿；

成都五环路，投资额约349亿等等。

这泼天的富贵，成都银行自然积极装钱，贷款规模增长迅猛。

财报显示，成都银行的对公贷款规模7年涨近6倍。市政项目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金额，也从2017年的248亿，涨至2024年的2819亿，增长超过10倍。

来源：成都银行财报

但盈亏同源，随着成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前些年的两位数逐步降温至个位，成都银行的营收增速，也从2021年的22.5%逐层下降，到2024年只有5.89%，过度集中导致的增长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基建放缓是一方面，监管收紧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2017年开始，监管不断收紧PPP项目口径；2018年5月，财政部发文指出，“从近期核查情况看，部分（PPP）示范项目存在进展缓慢、执行走样等问题。”该文还要求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不得代表政府签署PPP项目合同；2023年，PPP项目甚至一度被暂停，

对已经形成“PPP惯性”的成都银行而言，又该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

其实，成都银行手上还抓着一大把好牌。

从宏观视角看，四川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腹地，除了基建之外，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产业和人口流入成渝地区，所以理论上，成都银行还有更大的增长空间。

但是，跟其他城商行相对比，成都银行却显得有点“躺平”，躺在自己的舒适区，“巴适得很”。对于未来的路子，要转变的方向，似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一方面，零售业务的转型效果不尽人意。

早在2019年，成都银行就已经提出大零售的转型方向，但是从业务占比看，零售贷款比重却出现持续下行，个人银行业务的利润构成，也从27%降至16%。

而且在零售业务中，房贷规模仍旧占70%以上的比重。

对公以市政为主，零售以房贷为核，偏传统和保守的经营风格，也导致成都银行的贷款利率跟低于同行。

中间业务方面，为了应对宏观形势，不少银行都通过设立理财子公司、基金公司来拓展新的增长点，即便是城商行也已经有8家成立理财子公司。

而成都银行在这方面动作也比较少，只在2019年发布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公告，但至今已过去六年，仍未落地。

另一方面，长期深度依赖市政项目，占用风险资本，客观上也限制了成都银行走出舒适圈，向外布局更多机会的能力。

近几年，成都的工业投资增速持续高于固定投资增速，意味着成都已经从上一个阶段的大基建时代，转入招商引资加速落地，引进企业和人员的新阶段。加上本身成都就有深厚的工业基础，是国内军工重镇，配套成熟，理论上在制造业领域有很大的增长机会。

但长期依赖市政项目的成都银行，在工业企业项目缺乏积累。

近三年，成都银行的制造业贷款占比不仅逐级下降，甚至在整体不良率下行的过程中，制造业贷款的不良率逆势上升。

除了能力受限之外，甚至可能因为过度依赖基建项目，长期占比过高，挤占了其他对公项目的成长机会。

最直观的体现在，成都银行的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仅持续下行，而且长期低于城商行整体水平。

银行是高杠杆高风险行业，监管机构为了控制风险，设置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风险加权资产，而贷款有可能无法收回，存在业务风险，所以归属在“风险加权资产”的部分。

如果银行风险资产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银行自有资本的积累速度，这会导致充足率持续下行，甚至低于监管机构的标准，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这也意味着，为了平衡增长与风控，银行不得不舍弃一些潜在机会。

这种资源分配的矛盾，体现在成都银行的贷款结构中，便是基建和制造业此消彼长的变化，而不是同比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银行的风控标准也有欠缺。

以前十大客户集中度的计算标准看，其计算公式是贷款余额÷资本净额，但资本净额有并表与非并表之分，并表金额通常大于非并表。

根据年报披露，杭州银行根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以非并表金额计算占比，而成都银行虽未明确说明，但根据贷款占比推算资本净额约为1232.37亿，更接近并表的金额。

换言之，如果参考杭州银行，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计算成都银行的贷款集中度，数额会比现在披露的更高。

细节往往展现的是态度。

依托成都地区的“天时地利”优势，成都银行走出一波凌厉的成长姿态，资产规模也突破万亿。

但走到今天，已经进入进退维谷的状态，必须跨出舒适圈。

跳出舒适圈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效仿其他大型城商行，走出自身根据地，向其他地区寻求增量。

这意味着竞争强度都将大幅提高，对于风控和资产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成都银行的地区不良率来看，要想走通这条路，难度不小。

再比如减少对市政项目的依赖，跨出业务舒适圈，转向非基建项目，或实质性提高零售零售业务占比，对其深度开发。

对当下的成都银行而言，没有退路，才是胜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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