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如山：马步芳军阀残害西路军战士的历史罪证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组成西路军，奉中共中央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目标是占领甘肃、宁夏并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这支部队总兵力约2.18万人，其中战斗人员仅占60%，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如红五军平均每支枪仅5发子弹）。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马步芳、马步青率领的10余万马家军围堵。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机动性极强，且采取“切尾战术”不断袭扰西路军后卫部队，同时利用宗教狂热和民族矛盾煽动地方民团参与作战。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近半年，历经古浪战役、高台战役、倪家营子突围等70余次战斗，歼敌2.5万余人，但自身伤亡惨重。

1937年1月，西路军在高台战役惨败后（红五军全军覆没），余部约1.3万人退守倪家营，试图在此休整补充。马步芳调集青海、甘肃两省的马家军主力（骑兵、步兵共计7万余人），对倪家营形成合围，发动“新春总攻击”，企图将西路军彻底歼灭。

西路军依托村落房屋构筑工事，马家军以“人海战术”轮番进攻，双方每日激战十余次，许多阵地反复易手。红军战士子弹打光后，就用大刀、木棍甚至石块与敌军肉搏，倪家营的街巷、窑洞、麦田遍布血迹。

村内粮食被搜掠殆尽，战士们靠啃树皮、草根充饥；水源被马家军封锁，只能饮用坑洼污水；寒冬中缺乏棉衣，许多人穿着单衣作战，冻伤者不计其数。

马家军攻破红军阵地后，常将被俘战士驱赶到空场或坑洞旁集体枪杀，或直接活埋。据《临泽县志》记载，倪家营南沙滩曾发现多处万人坑，部分骸骨仍带有绳索捆绑痕迹。马家军将红军伤员拖至阵前虐杀，以威慑守军。

1937年，马家军将多名红军高级军官的遗体捆绑成“粽子状”，排列在院落墙边，甚至堆积成山，部分遗体仍流着鲜血，场面惨不忍睹。这些遗体随后被毛毡包裹，计划送往南京作为“战功”。

1936年10月，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执行战略任务，因敌我力量悬殊、环境极端恶劣等原因，最终遭遇重大挫折。部分被俘的西路军将士被马家军关押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宁等地的收容所或监狱中，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其中饿死、病死、被折磨致死的情况极为惨烈。

据幸存者回忆及史料记载，马家军将被俘的西路军将士集中关押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场所，如凉州的“补充营”、西宁的“新兵团”等。这些地方拥挤不堪、缺衣少食，粮食常常被克扣，被俘人员只能靠野菜、麸皮甚至垃圾充饥，许多人因饥饿而死。

被俘人员每天只能分到少量发霉的青稞饼，疾病蔓延却得不到救治，不少战友饿死、病死在收容所里，遗体被随意丢弃，景象惨不忍睹。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史》明确记载，马家军对被俘西路军将士实施“虐杀政策”，通过饥饿、酷刑、劳役等手段折磨他们，仅在西宁等地的收容所中，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人数就多达数百人。

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史》《西路军档案》等权威史料记载，马家军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实施了包括钉刑、活埋、虐杀等在内的反人类暴行。幸存者回忆，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宁等地，马家军曾将被俘红军战士钉在城门、树干或木板上“示众”，以此恐吓民众。照片就是照片是一名年仅15岁西路军战士被马家军钉死在槐树上。

马家军对西路军被俘将士实施惨无人道的屠杀。在张掖、武威等地，反动军阀指使士兵及爪牙围观残害西路军战士的血腥场景——被俘的红军将士被捆绑示众、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残忍杀害，而马家军士兵竟在一旁围观取乐。

至1937年4月，西路军战死者7000余人，被俘后遭杀害者约5600人，仅400余人在李先念率领下突围至新疆，4700余人经营救返回延安，另有数千人流落西北各地。长期以来西路军被错误归咎于“张国焘路线”，导致其历史功绩被遮蔽，直至1980年代才由陈云、李先念等人推动平反，最终确认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战略的英勇部队，其牺牲精神和历史功绩不容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