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写了一本书，嘲笑某些作家

本文节选自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B写了一本书，嘲笑 某些作家，确切地说，是嘲笑某些作家的原型。有个故事里涉及了A的形象。A与B同龄，不同的是A有知名度，有钱，有读者，有更大的抱负，是在这个领域里一个文人能拥有的抱负。B没名气，没钱，他的诗作发表在少数人看的杂志上。但是，B与A之间并非完全不同。二人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或者说都来自比较安逸的无产阶级家庭。二人同属左派，都有共同的求知欲，都缺乏系统教育。但是，A的一举成名赋予他作品一种虚假的神态。这让B（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难以忍受。起初，A在报刊上，后来更多地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武断地发表一切关于生存、人类和神的看法，口气沉重得如同院士，心态如同那种争取高升、赢得别人尊敬的文 学家；还站在新贵的宝塔上，抨击可能玷污那面如今审视自己和世界的镜子的一切。概括起来说，在B眼里，A已经变成了伪君子。

大家都说，B在写一本书，其中一章是嘲笑A的。这嘲笑没有血腥味（尤其是考虑到是在一本大书里的一章里）。B塑造了一个人物，名叫阿尔瓦罗·梅迪纳·梅纳，是位成功的作家。B借助梅纳的嘴巴说出对A的看法来。背景有所变换：A乱批色情文学，梅纳乱批暴力；A攻击当代艺术中的唯利是图，梅纳列出种种理由批判色情文学。梅纳的故事与别的故事相比并不突出，书中多数故事较好（就算写得不很好，组织结构不错）。B的书一出版——这是B首次在一家大出版社出书——就听到了评论。起初，他的书被人忽略了。但不久，国内一家大报上，A发表了一篇绝对是赞誉和热情的书评，一下子就吸引了别的评论家出来说话了，把B的作品变成了较为成功的畅销书。B当然有些坐卧不安了。至少是开头如此。后来，就像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样，他觉得A夸奖他的书也正常（或者至少合乎逻辑）；这本书肯定在不止一个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就本质而言，A肯定不是一位坏评论家。

但是，两个月后，在一篇刊登在另外一家报纸 （不像发表书评的那家报纸重要） 的访谈中，A再次提到了B的作品，除去赞扬之外，还特别推荐此书是“一面没有被玷污的镜子”。但是，B从A的口气中发现字里行间有这样的信息，好像这位著名作家在说：“别以为你把我给骗了；我知道你给我画了像；我明白你在嘲笑我呢。”B想：他把我的书抬得高高的，然后摔得狠狠的。要不然夸奖这本书是为了没人能把他跟梅纳这个人物对号入座。要不然就是他什么也没意识到，我俩之间的作者—读者相遇就是幸会而已。他觉得所有上述任何可能性都是不祥的。B不相信什么幸会（就是说单纯幸运的见面），开始设法要亲自见见A。B内心知道A已经发现自己被描绘成了梅纳这个人物。至少B有充足的理由相信：A已经把书看完了，其阅读方式正是他希望的那样。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提到他呢？为什么赞扬别人嘲笑你的东西呢？（现在B认为嘲笑得不仅有些过分，或许还有点不近情理了。）他说不清楚。惟一说得过去的就是A至今没发觉这是嘲笑，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因为A越来越愚蠢（B每天看A的文章，自从那篇赞扬性的书评后出现的A文章，他都读；有些上午，要是可能的话，他真想给A一拳，给A那张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充满神圣真理、充满了义愤的面孔一拳，仿佛A自以为是乌纳穆诺金身再造或者类似的什么神圣）。

本文配图：上田义彦

于是，B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A。但是，不成功。二人住在不同的城市里。A经常外出旅行，不能保证一定在家。电话总是占线，或者是自动答录机接待呼叫。只要是答录机的声音一响，B连忙挂上话筒，因为他害怕这种玩意儿。

过了一段时间，B决定再也不找A了。B打算忘掉A，几乎就真的忘记了。他又写了一本书。书一出版，A第一个出来写书评。B想，他速度可真快啊，简直打破了任何一种读书纪录。新书是周四寄给评论家们的。周六，A的书评就发表了，至少有五页之多。另外，文章的内容表明：A做了深层阅读，追问情理，洞察力强，甚至对B本人都有启发，因为A看出了B此前忽略的方面。起初，B心怀感激之情和得意。后来，觉得可怕。突然意识到A不可能在出版社寄书给评论家之日和报纸发表他文章之间的一天里阅读他的新作：周四寄书，按照西班牙邮局的做法，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也要下周一才能寄到。B想出来的第一种可能性是：A没读书就写了书评，但是他很快就否定这个想法。A肯定看了他的新书，读得很深入。第二种可能性比较说得通：A是直接从出版社拿到新书的。B给出版社打电话，与销售部女经理通话。女经理不记得有此事（但她看了书评，表示满意），答应调查。B几乎是跪下了（如果谁能把这个姿势通过电话传递出去），恳求女经理当天晚上给他回电话。由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他就胡思乱想，而且越发离奇。晚上九点钟，女经理从家里打电话给他。其实，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在B的新书上市前几天，A碰巧来过出版社，拿走了一本，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安安静静阅读和写书评。女经理这个消息让B恢复了平静。他本打算做晚饭，可是冰箱里空空如也。于是决定去外面吃饭。带上了那份有书评的报纸。起初，漫无目的地走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后来，找到一家他从来没有去过的饭馆，门是开着的。他进去了。所有的餐桌都没人。他在一张靠近窗户但旁边有壁炉（大概是饭馆取暖用的）的角落坐下来。一个姑娘前来问他要点什么。B说要吃饭。姑娘很漂亮，留着长发，没有梳理，像是刚刚起床。B点了一个汤和一盘青菜炒肉。饭菜没来之前，他又看了一遍书评。心想：应该见见A。应该告诉他：我很后悔啊。他想：本来不想玩这个游戏。但是书评没有伤人之处：说的内容都是后来别的书评家要说的话，只是A写得更好些（B不高兴地，也许是无可奈何地想到：A很会写文章）。饭菜里有股土腥味、腐烂味、血腥味。饭馆里冷得深入骨髓。夜里，他胃痛。次日，尽量拖着身子到了医务所。接待他的女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抗生素，嘱咐他一周内吃清淡食物。B不想出门，卧床休息，决定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说这个故事。一开始，他在犹豫：打给谁好呢？他想：要不要打电话给A？给他说说怎么样？不行。即使是最佳的情况下，A会把一切说成是偶然，而且会立刻把他的故事推翻。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不予理睬。B最后决定：不给任何人打电话。很快他心里又冒出另外一种担心：某位匿名读者可能早就发觉了阿尔瓦罗·梅迪纳·梅纳就是A的写照。情况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太可怕了。他想，如果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在两个以上，那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可是，有能力发现阿尔瓦罗真实身份的潜在读者会是谁呢？从理论上说，他作品第一版三千五百册只能送到寥寥读者手中，他们是些A的铁杆读者，是些喜欢玩猜字谜的人，像他一样，早就听厌了千年末日的道义和道德说教。但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发现这个秘密，B又能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考虑了几种可能性：从写一篇高度赞扬A下一部著作的书评开始，到写一本“小书”评论A的全部著作为止（包括那些该死的报刊文章）；从打电话和摊牌（什么牌呢？），到夜里登门拜访、把他堵在门厅到强迫他坦白交代为什么要死死纠缠他的作品，居心何在，这态 度背后究竟要求什么补偿。

到了最后，B什么也没做。

他的新作获得评论界好评，但销量不佳。A对他寄予厚望，没人奇怪。 实际上，A不写对西班牙文学（和政治）的评论时，对脱颖而出的新作家是相当宽宏大度的。过了一段时间后，B把整个事情给忘记了。可能由于在两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而对未来充满想像，可能出于自己莫名的种种担心，可能出于多年来劳作又默默无闻的折磨，神经衰弱，所以忘却可以自我安慰。因此忘记了一切，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件事的确就只是记忆深处的区区小事了。但一天，有人邀请他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新文学座谈会。

B高高兴兴地前往。他另外一部作品要完成了，他想，此次座谈会可以为他的新书首发式铺路。当然了，旅费和住宿费都有人掏钱。B希望利用在马德里逗留的时间参观博物馆和放松放松。座谈会为期两天。B出席开幕式，第二天当观众。座谈会结束后，全体作家一起前往巴哈蒙特斯女伯爵家中做客。这位女伯爵是位女才子和各种文化活动的赞助人。她办了一本诗歌杂志，可能是首都范围内最好的诗歌刊物，还赞助成立了一项用她名字命名的文学奖。B在马德里没有熟人，就前往参加女伯爵府举行的闭幕式晚会。晚会前有晚宴——清淡可口的饭菜，有自家酿造的美酒。晚会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起初，参加晚会的人数没有超过十五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都来了，其中不乏作家，但是也能看见电影导演、演员、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斗牛士。

在某个特定的时刻，B特别荣幸地被引见给了女伯爵，后者把B单独领到一个可以俯视花园的露台的角落里。女伯爵面带微笑，用下巴点点花园的凉亭（四周种植着香蕉、棕榈树、松树），说道：“有位朋友在下面等您呢。”B不解地望望女伯爵。心里想，女伯爵在早年间一定是个美人，但如今就是一团活动的骨肉罢了。B不敢问那位“朋友”的身份。点点头，答应马上下楼去，但是没有动弹。女伯爵也没动弹。刹那间，二人都没说话，面面相觑，好像从前见过（或者爱过或者恨过）。突然间有别人在找女伯爵。她去了。剩下B自己。他担心地看看楼下的花园和凉亭。过了一会儿，他看出来亭里有个人，或者说有个人影在里面晃动。心想，大概是A吧，很快又得出来合乎逻辑的结论：A可能带着枪吧。

起初，B想逃走。很快就明白了：他知道的惟一出口就在凉亭附近。为此，要想逃走，惟一的好办法就是藏在女伯爵府上的某个房间里（多得不计其数），等候天亮。B想，不过也可能不是A，也许是某位希望认识我的杂志主编、出版人或者作家。B几乎是在不知不觉间就离开了露台，拿了一杯酒，下楼到花园里去了。一进花园，他点了一根烟，不慌不忙地向凉亭走去。走进凉亭，没发现有人，但他相信肯定有人来过，他决定等候。一个小时 后，他等烦了，回楼上去了。他向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客人（像梦游患者一样晃悠，或者像独幕剧里慢镜头一样走动的演员）打听女伯爵在哪里。谁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一位侍者（也有可能是女伯爵请来的客人）告诉他：女主人肯定回自己房间去了，众所周知，年龄不饶人，这是她的习惯。B点点头，心想，确实年龄不允许过于疲劳。后来，他告别了侍者，二人握握手，走了，回旅馆去了。路上用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B没有乘飞机回自己的城市，而是用上午的时间换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来，好像要在首都逗留很长时间的样子。下午，他不断地给A家打电话。前几次，他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里面是A和一个女人的声音，二人先后喜气洋洋地说道：不在家，过一会儿回来，请留言，如果事情重要，也请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会回电话的。经过几次拨打后（没留言），B对A和他女伴的陌生存在形成了一些想法。首先是那女人的声音。她年轻，比A和B都年轻，可能精力旺盛，准备在A的生活里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得到尊重。B想：可怜的白痴！然后是A的声音。极其沉静，是那种卡顿的声音。B想，这小子比我小一岁，可是听起来好像比我大十五岁甚至二十岁。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口气是喜气洋洋的？为什么他俩会认为：如果电话重要，打电话 的人就不再打了而只是留下号码呢？为什么说话的口气好像在演戏？难道是为了说明那里住着两个人吗？抑或为了表明他俩同居生活幸福？当然，B的上述问题都不会有答案的。但是，B继续呼叫，每半个小时一次。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在一家便宜餐馆的投币电话间里，他终于打通了，是个女人接的。起初，B吃了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女的问：您是谁？她重复问了几次，接着不说话了，但是没挂电话，好像在给B是否说话的选择。后来，女子挂了电话，好像动作缓慢而又在沉思。半小时后，B从一条街上的电话亭里再次拨打。提问和等待回答的还是那个挂了电话的女子。B说：我要见见A。他本应该说：我想找A谈谈。至少，那女子明白了这个意思，也让他觉察出来了。B没回答他是谁，只说“对不起”，坚持要见A。女子问：您是谁？B说：我是B。女子迟疑片刻，好像在想：B是谁呢？过了一会儿，说道：好吧。请您稍等。B想，她的声音和口气没有变化，没有流露出害怕或者受到威胁的意思。从电话里判断，那女子大概把话筒放到小桌或者椅子上，或者挂在厨房的墙上了，他听见有人在说话。B想：那些声音——实际上听不清楚——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就是A和他年轻的女伴吧。但是，后来又有一个另外声音参加进来了，是个男的，声音低沉得多。起初，他们好像在谈话，内容非常有趣，以至A不能离开，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后来，B认为他们更像在争论什么问题。或者是在A最终不得不拿起话筒之前，他们很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等待或者踌躇之间，有人喊了一声，大概是A吧。后来，突然冷场了，好像有个无形的女子一下子用蜡堵住了B的耳朵眼。后来（十块钱的硬币都花完了），有人悄悄地、满怀同情心地把话筒给挂上了。

那天夜里，B睡不着觉了。他怪自己什么事情也没办成。起初，他想坚持呼叫下去。后来，出于迷信，他决定换一换电话间。接下来，他找到的电话间都被人破坏了，（首都缺乏管理，脏、乱、差）。等到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电话间，在投币时发觉双手在发抖，好像突然抽搐起来。看见双手这个样子，他很难过，险些放声大哭。他想，这在情理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力气，为此，最好办法就是进酒吧。于是，上路，片刻后，开始一一否定几家酒吧，理由各异，有时互相矛盾，最后选中一家小店，那里已经有三十多人挤在一起了。他很快感觉到小店里的气氛兄弟般的亲切友好，热热闹闹。他突然发觉自己竟然在跟完全陌生的人谈话，通常情况下（在自己的城市，日常生活里）与生人绝对是保持距离的。小店里正在庆祝本地一支足球队的胜利或者是在举行某人的单身汉生活告别会。天亮时分，B回到了旅馆，因为没有继续坚持打电话，有种朦朦胧胧的羞愧感。

第二天，B没去找吃饭的地方（毫不吃惊地发现自己可以不吃东西），直接进了一条相当吵闹的街上，找了一个电话亭给A打电话。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女子。出乎B预料，他的声音立刻被对方辨别出来了。女的说：A不在，但是他愿意见你。沉默了一下，她又说：我们为昨天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B坦诚地问道：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女的说：我们让你等了半天，可是又把电话给挂了。就是说，我把电话给挂了。A想跟你说话，可我觉得时间不合适。B问：为什么不合适？说话的口气完全丢下了谨慎小心。女的说：原因有好几个，A的身体不太好……一打电话就特别激动……他正在工作，打断他不合适。B觉得女子的声音已经不年轻了。实际上，她在撒谎：根本不想找个更有说服力的谎言；再说，那个声音低沉的男子，她根本没提。尽管如此，B觉得她还是蛮可爱的。她像一个被宠爱的女孩一样撒谎，她事先就知道我会原谅她的谎话。另外，她保护A的方式让她更有魅力。女的问他：你在马德里还要待多久？B说：见到A之后，我就走。女的说：好，好，好。（B听了以后毛骨悚然），悄悄地想了一会儿。B用着几分几秒的时间想像着对方的长相。结果模模糊糊，相当混乱。女的说：最好今天晚上来这里一趟。有地址吗？B说：有。女的说：很好。晚上八点，我们等你吃晚饭。B说：行。声音很轻。挂上了电话。

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B到处闲逛，像个流浪汉或者精神病患者。当然了，他没进博物馆，但是，进了两家书店，买了A最近出版的新书。接着，钻进一处公园里，读书。新书很吸引人，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哀伤。B想：A真是个好作家。想想自己的作品，被冷嘲热讽玷污，比起A的新作来差得很多。后来，晒着太阳，他睡着了。醒来时，公园里到处是乞丐和瘾君子。初看上去，他们好像在动弹，其实没动，但是也绝对不敢肯定他们是老老实实的。

B回旅馆去了。洗澡，刮脸，穿上来马德里第一天时的衣裳，因为是最干净的了，接着，再次上街。A住在市中心一座五层的老楼房里。他用门上的对讲机说话，一个女子的声音问他是谁。B说：我是B。女的说：请进！开门声一直响个不停，直到B进了电梯为止。甚至电梯上行的过程中，B都觉得开门声还在响个不停，仿佛自己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蜥蜴或者蛇的尾巴。

到了A住的楼层，A站在开门处等着他呢。A高大，苍白，比照片上略胖。笑容里带着些许羞怯。B立刻觉得支撑他来A家的全部力气顷刻间消散了。喘喘气，努力微微一笑，伸出手去。心里想：一定要避免别扭的场面，尤其是避免伤心落泪。终于，A说出一句：你好吗？B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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