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首要任务是搞钱

在外交上，何启主张不盲目自大排外，但也需要认清洋人恃强凌弱的本质。当时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写过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说中国过去在沉睡，但现在已经觉醒，能够整饬军制、坚固炮台、精利器械。这篇文章在西方影响很大，后来以讹传讹，变成是拿破仑的说法了。什么中国是沉睡的狮子或者巨龙，其实真正来源是曾纪泽。但何启是反驳曾纪泽的。他说一个国家真正觉醒的标准，是理解什么叫公平。君主对天下无私，法律对民众无偏，官员由民众来选择和监督，才算是真正觉醒。曾纪泽说的都是现代化的外在，议会政治才是现代化的根基。

在思想上，何启认为东西方其实殊途同归，自由民权跟孔孟之道是高度契合的。他说，“孔子不言天道，而两论所载，无非性理之自然；孟子不言民权，而七篇之词，无非自由之实际。”何启先生自己接受过英国高等教育，又在香港做议员，而他的国学造诣也很深厚。所以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反倒觉得东西方思想完全相通，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在信仰上，何启反对当时康有为主张把儒教立为中国国教的观点。他说，儒家士大夫有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士大夫不善于汲取科学成果，明末利玛窦等传教士已经引入西方天文地理著作，士大夫却漠不关心，没有研究；第二个问题，士大夫鄙弃商业，不理解现代社会的商业规则，导致国家利益受损；第三个问题，士大夫空谈排外口号，但遇到太平天国这样的叛乱，反而只能靠借洋款洋兵才能平定，没有经世治国的实才；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士大夫对西方不能正确评价。恨的人恨屋及乌，排斥西方文明；爱的人讨好西方没有底线，丧权辱国。何启的这些观点都很精彩，但篇幅所限，我只拣选其中我认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篇详加介绍。

我们知道，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变法开始。而身在香港的何启，当时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而且对康梁的评价不高。因为在他看来，康梁的变革没有触及现代国家最核心的问题——财政问题，反倒是从阻力最大的官制开始变革，这说明这两个人不熟悉实务，变法很可能不会太成功。我们也知道，从戊戌变法后来的结局看，何启的预测是对的。那么，他为什么能这样料事如神呢？其实是因为他做了一件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可能根本没能力做的事情：他扎扎实实地为大清算了这个国家的账。

他说，从1878年，也就是左宗棠正在新疆时，中国陷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境地，那就是你要靠跟洋人借钱来打仗，换句话说就是你的政权稳定系于洋款。你从那个时候借到甲午战败，还要借一亿两以赔偿日本。二十年过去，你一共欠洋款5亿2000万余元，每年应偿还利息就有三千万元。而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每年本息合计只能还款300万元。等于你还钱的能力只是你欠钱的十分之一，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你一个破产的国家，又说要办铁路，又说要建海军，钱从哪儿来呢？难道从天上掉下来吗？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比如甲午战争之前，英国一年的军费是4亿银元，法国3亿5400万，德国3亿1500万，日本也有4200万至4300万，你大清却只有2000万，你还有那么长的边疆要防守，不输才没有道理。现在你打输了，知道要变革自强了，可是你又要赔款，又要还本息，你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怎么搞现代化变革呢？

国家的钱从哪里来呢？何启认为这本质上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来，任何政府都要收税嘛。但是这个税有两种收法，一种是靠暴力抢，一种是靠服务换。靠暴力抢，最终会竭泽而渔。只有为老百姓提供服务，让老百姓赚到更多钱，你才会有良性循环。所以现代国家的前提是要有现代财政，现代财政的前提是要不跟老百姓争利。何启举例说，比如你要修铁路，清政府搞官督商办，就是错误的做法。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不跟老百姓争利，商人赚到了钱，给你多交税，一切都顺畅。清政府非要进来掺一脚，商人肯定不敢跟官员争，但他自己的利益变少了，他肯定心灰意冷，应付了事。甚至他会行贿清朝官员，或者干脆跟洋人合伙，因为清朝官员不敢得罪洋人。这就是抢钱和服务的区别。

何启说，对中国来说，最理想的情况肯定是清政府靠中国人自己交的税来搞变革，而不必在财政上仰赖洋人鼻息。但是他仔仔细细算了一笔账。当然他算的这笔账里有很多数字上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一一报数了。我们把大清的财政结构理一下，会发现大清的进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农业税，主要就是地税，又叫田租。简单来说，就是看你家种多少地，就交多少税。我们知道传统王朝一般除了田税还要征收丁税，也就是人头税，但是清朝雍正年间搞了摊丁入亩，把两个合并为一个了。田税归根结底是靠农业产出的，而化肥发明之前，全世界农业生产的天花板都是很低的。你多征收一点，老百姓就要饿肚子，就会造反。所以这块税收的潜力很低。在何启生活的年代，大清一年大概总财政收入是1亿2400万两，地税这块占2500万两，大概就是五分之一左右的样子。

那另外一种就是商业税，主要是对各类商品流通环节征收的税，放现在叫增值税。这一块占五分之四，细分一下，又有来自农产品转运的、海关关税的、内陆河运关税的、盐税的、鸦片税，以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收入。算下来，来自纯商业税的占一半还要多。所以从财政结构上讲，大清其实是一个非常仰赖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政权。至于开销方面，最大的主要是三块，一是给皇室开销，二是给官员发工资，三是给军队，尤其是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开支。这一进一出，差不多刚好相等，堪堪够花。如果说是个正常国家，这也还说得过去。但你不是个正常国家啊，晚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迫切需要搞现代化，你要修铁路，建海军，还要还欠洋人的款，你哪来那么多钱呢？所以何启说，变革的第一步只能是理财，因为任何国家没钱都办不了事。你要在理财的过程中发现制度有哪些问题，逐一去改，让变革发挥效果，积累信任，才能为继续变革打下基础。现在大清的问题是缺钱，那么钱从哪儿来呢？纵观天下，疆域、人口和经济结构最能类比的，其实是英属印度。当时印度疆域不如中国大，但是人口数量类似。而英国每年从印度征地税1亿4000万元，盐课5000万元，光这两项就快是你两倍了。所以，何启认为晚清中国还有很大的税收潜力没有开发出来。

何启经过仔细计算发现，拿地税来说，大清末年的地税征收比例，其实还是按照清初定下来的，没有做事实上的国土资源考核。大量本来应该收的税都被地方官员和胥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了。盐税也是一样，晚清中国人口跟印度差不多，收上来的盐税却只有印度的1/3。你把这两项改了，就能有3—4倍的进账。还有一个重要的税源是鸦片。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但是也许有人不知道，鸦片在19世纪其实是一种常见的上瘾药物，用于止痛和麻醉，全球各个国家都有很大消费。而发现这个需求后，大清为了开源收税，汉地十八省有十个都在种鸦片。如果鸦片税成功收上来，又可以增加2000万元左右。何启把这几项加总，晚清中国的税收增加到2亿—3亿银元，问题是不大的。这与我们传统的历史理解大相径庭。传统的理解是，好政府就应该轻徭薄赋，少收苛捐杂税。但是何启指出了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政府进行精细化管理本身就是一件花钱的事情，没有钱，就没有现代政府服务。让这套系统进入良性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花的钱增加了，但归根结底都增加到了服务公众上，让人们更敢于去创新，去探索科技成就，去在商业中赚更多钱，于是政府就能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如果政府没有提供服务，却要加税，老百姓当然想办法抗税。而政府服务百姓的终极形式，就是让公众参与政府，在议会中决定钱怎么花，这样政府的每一分钱才能真正花得合理到位，花到公众身上。因此，何启认为，现代国家的前提是现代财政，而现代财政必须有现代议会保驾护航。英属印度的税收能力超过大清，就是因为英属印度有自己的议会。尽管这个议会的多数是英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但总好过大清完全利出一孔，压榨百姓。

所以，在我看来，清末风云变幻诸多仁人志士，唯有何启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钥匙，点破了政治现代化的真正奥秘。但是，何启手握拯救旧制度的密码，却还是没有阻止大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