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迎来新变化窗口期？

环球圆桌对话
编者按：随着美国极力实施单边主义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维护自身利益及深化区域合作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亚太地区也因此在外交、安全及经济领域出现新变化。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
葛红亮：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
鲍韶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
日韩需拓展多元外交空间
项昊宇
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向正在悄然改写着亚太地缘政治版图。过去几年，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指挥棒下，东北亚地区阵营对抗风险日增，“新冷战”阴云密布。但随着韩国政坛可能变天和日本战略出现摇摆，东北亚安全秩序或迎来新的变化窗口期。
传统上，东北亚是美国在欧洲、中东之外的全球主要战略支点。美国通过驻军和“代理人”策略，维持地区军事霸权，掌控着地区安全议程，也搅动着地缘热点问题。这种基于权力政治与零和博弈思维的“离岸制衡”战略，成为东北亚安全困境的根源所在。
作为美国在地区两大“忠诚”盟友，韩国政局和日本政策的新近演变，有望打破“新冷战”叙事下的阵营对抗逻辑。从韩国看，随着奉行“亲美保守”路线的尹锡悦被弹劾下台，进步阵营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有着更高的支持率。如果进步派执政，韩国对外政策或将呈现两大调整趋势：一是韩美关系“正常化”。尹锡悦时期的对美“全面追随”政策，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难以为继。面对美国关税政策的严峻考验，韩国新政府需要展现“战略自主”。进步派在选举公约中已经提出要推动收回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二是对外政策“再平衡”。进步派提出要发展同中俄日朝“四个邻国”关系，尤其是如重拾“对北融合”路线，通过缓和南北关系，有望推动半岛局势从“对抗”向“管控”转变。
就日本而言，日本首相石破茂就关税问题罕见对美国示强，坚持要求美方取消汽车关税，不仅是因为日本经济可能因美方汽车关税政策遭受重创，也透露出日本对美态度的微妙转变。华盛顿对盟友的无情施压，勾起了日本国内对上世纪日美贸易摩擦和“广场协议”的沉痛记忆。在国力衰退、经济疲弱的今天，日本已难以承受对美妥协退让的代价。石破茂政府对美政策重点由“战略捆绑”转向“利益博弈”，也就成为必然选择。
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经验昭示，霸权体系总是从内部开始瓦解。当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牢不可破，霸权信誉因对盟友予取予夺而被消耗透支，同盟出现裂痕在所难免。日韩对美政策从“对美一边倒”转向“均衡自主”，正在从两个维度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一是日韩对外认知和自我身份定位出现调整。两国开始接受新的国际关系现实，即美国单极霸权已不复存在。要在新的多极化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日韩需要拓展多元外交空间，对冲过度绑定美国的风险。二是中日韩合作逆势而起。日韩对外部环境的关注从所谓“中国风险”转向“美国风险”，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市场重要性，三国有望重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东北亚经贸关系的重新整合，有望构筑起防范外部动荡的“防波堤”。
这种变化不仅停留在经贸关系的重组，也可能从深层次重塑地区安全架构，加速多极化安全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同盟体系的“平权化”将削弱美国对全球安全事务的主导力。关税战引发美同盟体系内部的贸易摩擦已经延伸至安全领域的利益博弈。华盛顿不愿盟友搭美国安全便车，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开支，分摊安全责任。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之下，各国会更多选择强化自主防卫能力，降低对美安全依赖。美国同盟体系的“向心力”减弱，必然会加速多极化地区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共鸣，正在引领形成反对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强大国际共识。中国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安全理念加强国际公共产品的投放，也将推动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真正的区域稳定从来不能依赖于单一霸权的护持，而应植根于地区国家对命运与共的清醒认知。日韩在多极秩序叙事中重新调整对外政策，通过战略自主和多元布局，只要能够超越霸权竞争和权力转移的旧思维，亚太安全架构有望开启由集团安全向共同安全的范式转换。各国唯有坚持自主选择，秉持多元包容和协商共治理念，才能构建起多极化格局下持久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
深化区域多边合作，RCEP大有可为
葛红亮
众所周知，美国的所谓“对等关税”已成为深刻影响全球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维护国家利益和深化区域合作以寻求“确定性”成了更多国家的共识。
不久前结束的澳大利亚大选就是个典型例子。作为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对手，彼得·达顿因在大选中表示自己愿意做“澳大利亚的特朗普”，不仅在联邦选举中败北，而且还失去了把持24年之久的议会席位。相反，阿尔巴尼斯则对华盛顿的关税政策表态称，“澳方不会屈服于美国，将在与美国贸易争端中捍卫澳大利亚的利益”。他还表示不会在贸易与安全之间被迫“选边站”，同时指出美国已放弃了该地区的国家，澳大利亚将“加强同东盟国家的接触，填补这一真空”。在这一背景下，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备受期待，其在提升区域合作水平、拓宽市场开放方面大有可为。
RCEP在深化区域多边合作方面的作用如今有着更为厚实的政治共识基础。除中国、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外，RCEP的其他成员国也都不认可美方的关税政策，并在区域多边合作方面展现出更为务实的态度。日本石破茂政府在“对等关税”事宜上对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石破称“不会因为期限（7月9日）到来而作出妥协，必须努力确保国家利益”。同时，石破茂还在今年连续访问东南亚国家，并在多边合作、经济发展等事务上展现出务实态度。“对等关税”更是攸关韩国经济命脉，而在即将到来的韩国大选中，选民也将为了消除对未来的担忧和强化“确定性”投下关键一票。
RCEP在深化区域多边合作方面大有可为，还在于其在应对关税壁垒方面有着显著的核心优势。RCEP通过逐步取消成员国间90%以上的货物贸易关税，形成更具成本优势的区域供应链。面对美国加征关税导致的出口成本上升，RCEP成员国可借此将部分依赖美国市场的产业链环节转向区域内，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RCEP还允许成员国原材料和中间品在生产过程中跨国累计计算附加值，这大大鼓励了企业在本区域内优化布局和减少对非成员国的供应链依赖，进而实现对外部关税壁垒的有效抵御。此外，在非关税壁垒方面，RCEP推动海关程序简化、技术标准互认和数字贸易化，大大降低了区域内跨国交易的隐性成本，进而能够有效对冲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出口抑制。
RCEP全面生效实施如今已三年有余，正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所指出，RCEP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深化了区域成员贸易投资合作，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主渠道，呈现RCEP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稳定成员国外贸基本盘等多重亮点。当然，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RCEP在深化区域合作方面还需接续发力。其一，以供应链韧性建设稳定和深化区域多边合作、拓宽市场开放，RCEP成员国可考虑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产业形成投资和技术共享机制，同时继续强化区域内的软硬联通建设以缩短供应链响应时间。其二，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领域，RCEP成员国应就区域内的数字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碳排放标准等及早形成共识，加快相关规则规范建立与落地。其三，RCEP成员国应寻求在区域内形成危机应对互助机制，建立相应的基金支持成员国应对关税挑战，同时强化区域金融合作。其四，在抵御地缘政治与安全挑战的同时，RCEP成员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建立联合应对“对等关税”的沟通机制。
对地区国家来说，均不愿意看到全球和地区进入经济风险丛生的状态。因此，RCEP也要着眼更大格局，其一旦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框架，成员国势必能在未来全球贸易规则和经贸秩序重塑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澳大利亚最佳选择是拒绝二元对立
【澳】鲍韶山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近期的澳联邦选举中以明显优势获胜。推动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是日益扩大的华裔群体在多个选区对工党给予了更多支持，这反映出更广泛的公众情绪，即支持澳国内的包容性和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处理与中国的复杂关系方面。
澳中双边关系具有“三边特性”。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始终将其战略态势锚定在美澳同盟上。然而，美国在澳大利亚中长期未来的核心地位正日益受到审视。澳政府对耗资3680亿澳元的“奥库斯”协议的承诺已引发国内激烈争论，该协议的核心是获取核动力潜艇。包括资深政要和独立防务分析师在内的跨党派批评人士担忧，该协议可能将澳大利亚拖入美国主导的冲突，并侵蚀澳防务自主权。美国新政府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从突然加征关税到退出国际机构的行为，削弱了对其可靠性的信心，加剧了澳国内的这种焦虑。美国国内政治失调与极化凸显的动荡局势，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美国长期可信度的判断。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必须直面一个棘手问题：将战略思维外包给华盛顿，真能保障澳国家利益吗？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仍至关重要。对华贸易持续支撑着澳国民收入，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对于控制通胀、为澳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关键中间产品非常重要。中国留学生和游客带来的收益也在澳经济中持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然而，除了贸易领域，与中国的合作还能在澳大利亚未来生产力提升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澳大利亚在哈佛大学经济复杂性指数排名中下滑是一个警示信号。要扭转颓势，必须发展更成熟的工业与技术基础，这包括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提升能力——而这些正是中国快速取得进展的领域。澳大利亚不应将这些能力仅仅视为战略威胁，而应探索建立受管控的合作伙伴关系，使本国企业能够适应和应用这些技术。
就可再生能源领域而言，中国在光伏组件生产、电池技术和电网规模储能方面全球领先。澳企业和研究机构有望从（同中方）深化技术交流与成立合资企业中获益，既能加速本国能源系统脱碳，又可降低转型成本。美国在这些领域无法提供同等规模或即时性的机遇。尽管美澳同盟在情报共享与防务合作方面仍具基础性作用，但作为应对更广泛经济挑战与地区安全问题的平台已日益力不从心。技术扩散、产业升级和创新生态如今已成为全球性现象，而中国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
与此同时，当前围绕移民和住房负担能力的短期政治争论，可能掩盖了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虽然对住房压力的担忧可以理解，但将国际学生或移民与长期房价问题挂钩的证据，往好了说缺乏说服力，往坏了说具有误导性。
何况，降低建筑成本的途径恰恰在于增加而非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中国的城镇化经验更值得澳大利亚借鉴。
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战略应将中国视为既是关键合作伙伴，也是结构性现实。对华接触不必天真，但也不应被意识形态左右。有管控的双边务实主义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明智的前行之路，这将需要政策灵活性、机构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让澳大利亚的战略视野摆脱历史二元论束缚的政治意愿。
面对美国日益上升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正迎来一个机遇窗口——不仅能在塑造自身独立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还可以为更广阔的亚洲安全架构作出贡献。
华盛顿无疑将向堪培拉施加压力，美国坚持用零和的二元论界定世界：非此即彼。而澳大利亚的最佳选择是拒绝这种二元对立，通过与中国建立独立关系来做到这点——这种关系不仅强调互利共赢，更能通过协调经济利益为构建新型多极化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本文由穆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