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遗民”的起源很早，三代就有这些人物，伯夷叔齐义不王周，躲入首阳山里活活饿死，这该是货真价实的“遗民”吧。
后世以‘遗民’自居者，便把两位封作祖宗；然而行径却不同得很。
第一，以“民”自居者，大抵就不是劳苦大众。他们不是特权阶级，便是知识分子，而且在平时是并不肯以“民”自居的；但一碰到异族侵凌朝代更易的时候，他们抗争既不能，帮凶又不屑，乃觉得还是民间可以托迹，于是摇身一变，挂出招牌，自居于“遗民”了。这块招牌倒是金字的，八面玲珑，双方讨好：对新朝表示消极没有大企图，对故国则表示尚存黍离之思，所谓“寄沉痛于悠闲”是也。于是不但当时得全性命于乱世，连身后的声名都给安排好了：他们大都皆有一个集子。
“遗民”所缺的就是闻达，但聪明人，决不想在乱世求闻达，圣人早告诉他们，“治世则行，乱世则藏。”不过要紧的是有钱，因为有了钱，才可以闭门著作，种花艺菊，吟诗游山等等……否则，难免“遗民”做不成功，“西山蕨薇采精光，一队夷齐下首阳，”给后人制造笑话去了。
可见“遗民”决不是大众，但也决不会是大臣。明初蒙古的降臣危素还以遗老自居，这便是不识相，非给朱牧儿砍头不可。大众逢到异族的侵凌时是只有积极地抗争和消极地熬受两条路，决想不到在这时候把自己化成第三种人来渡过苦难的时代的。
明朝帝皇十凶九恶廷杖厂卫等等奴仆臣民的结果，把士气摧残得奄奄一息，因之亡国时艰苦的抗争之士，实在聊聊可数；但是清室定鼎天下太平之后，“遗民”却忽然多起来，这时便成了“遗民史”上最鼎盛的时代。那些“遗民”中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固然身与斗争，退阵下来，才加入“遗民”群的。但也有在抗争时无声无臭而在“遗民”招牌上却异常响亮的，如徐俟斋（枋）一“遗”山中便是四十年，连死后能挨到两庑吃冷猪肉的理学名臣汤斌，以堂堂巡抚之尊徒步去看他，都几次三番不见。
这些人物都是清高的了，但大部分却不免后来屈节事仇；一到了西山蕨薇将尽的时候，“博学鸿词”的罗网大开，“遗民”，“遗民”，便如飞鸟投林各逞长才，荣称翰林院检讨了。
然而明末的士人，虽不身与抗争，但“遗民”的头衔和行径，总还是在亡国之后才放上的；而今日的学者之流，却更进一步，当举国尚在一致抗争中，胜负之数未可预卜，他们早已准备亡国后的事业，先把“遗民”的招牌挂出了。不信，有七七事变后六十有二天胡适博士致平友书为证，他以为“决心居留，也是最可佩服之事，”而埋头著述，完成巨作，正得着一个“陈仲子匐匍食残李”的机会云 云。
果然，不负博士所劝，今年便有人开来一篇帐单，不独是《临川音系表》已完成；连《几何原本》也悠闲地予以重译了。“闭门著述”，善哉，善哉！在侵略者铁蹄下的笼城中，若不是挂了“遗民”招牌的诸公，恐怕早已束装：“飘萧一杖天南行，” 或是荣任“新民学院”教授了。今之“遗民”，不独有异于三代之“遗民”，抑且和清初的“遗民”也不同，那个朝代有国家还在一致抗争中，便先有遗民出现了的？
严格说起来，在历史上或在今日拿“民”字来分类，是只有“顺民”和“逆民”，决不能有“遗民”。如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这是“逆”到了极点；即使是顾亭林和黄梨洲，前者遍访天下郡国利病，后者到处奔走讲学，无非布置起事形势和播散革命火种；亭林先生九死一生，他到临终还是一个“逆民”。
至于所谓“遗民”，除了不做官故示清高外，其馀一无所取，还不是成为服服贴贴的“顺民”。更进一步，接交官府，化为山长；鸿博一开，荣任检讨，这便成为奴才了。
“遗民”是要不得的，在全面抗争中的今日更要不得，凡为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不为“逆民”，便为“顺民”，舍此并无第三条路。
选自1939年7月上海世界书局《横眉集》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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