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重庆农民冒死救下的小红军，离开时是乞丐，报恩时成将军

1934年，重庆秀山县，一位农民救下一个濒死的红军少年。

49年后，这位少年成了将军，回来报恩。

他带着拐杖、竹筒，沿山路乞讨七百公里，后来率部打过太原、奔赴朝鲜。

山洞里的红军，和一位农民的选择

1934年冬天，贵州梅江场冷得像刀子，段苏权的右脚被子弹打穿，骨头碎了，鞋里全是血，他是红军黔东独立师的政委。

带着八百来号人，掩护大部队突围。

他是政委，不能走，但这场仗打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没子弹的枪，和一条不能走的腿，没有药，没有粮，没有路。

他们退进贵州边境，最后被困在秀山县雅江乡一带。

那天夜里，师长王光泽看着他腿上不断渗血，咬牙说：“留不下你就全军覆没，躲进村里，保命。”段苏权被抬进丰田村李木富家的草房。

农民的家，一间房，一个灶台，几口人，再多一个红军，就多一个命案。

段苏权想死，他知道，红军伤员留下，就是连累百姓，可李木富没躲，反而拿出草药，烧水洗伤，夜里风吹着破窗，狗一直叫。

段苏权躺着，听见门外有人低声骂：“窝藏红军是死罪。”

他咬破嘴唇，不敢出声，伤口脓水混着血，湿透棉衣，第二天，李木富夫妇干脆把他藏进后山的一个月牙形山洞。

用破棉絮裹着，用柴枝盖住洞口。

每天送饭的时候，是踩着冰霜走的，鞋底冻得直响，第三天出事了，民团进村，说是“缉拿土匪”，他们手里拿着枪。

李木富被拉出去，让他带路搜山。

他知道，一旦搜到洞口，自己全家都要死，可他还是走了，他带他们绕了整整三个小时，走的是一条根本不会通向那个月牙洞的山沟。

头目发火：“你是不是在耍我？”李木富说：“那红军，伤得连话都说不了，活不过今天了，你搜是你的，我劝你别白走一趟。”

对方冷笑，最后还是走了，晚上，李木富回来，拎着一根拐杖。

他蹲在洞口说：“能不能活，不是我说的算，但这山沟没人救你，你得走。”段苏权靠在洞里，血早已结成了黑痂。

他没哭，他咬着牙，把那根拐杖举了起来，活着，是为了走回去。

一个红军伤兵的乞讨之路

他没穿军装，衣服是李木富给的农民短褂，背上绑着竹筒，装水，左手握着木棍，右手靠在山石上支撑，他的右脚，不动，只能拖着走。

从重庆秀山到湖南攸县，七百多公里。

那年冬天下了很久的雪，段苏权在村头讨饭，说自己是流浪汉，他不敢说是红军，说了就得死，他的脚发黑，化脓，臭得自己都受不了。

没人敢让他进门，只能在牛棚、草垛旁蜷着。

几次，他走进小镇，被当成叫化子轰走，一次被打断竹筒，另一次被逼跳河，他不会游泳，还好是冬天，水浅。

他在岸边躺了一夜，第二天开始“屁股走路”，双手撑地，拖着身子一点点爬。

在沅江边，他差点被一个民团头目认出，那人盯着他说：“你腿是咋伤的？”他低着头，不说话，对方举起枪：“是不是红军？”

一个路过的老汉说：“别管他，他都快死了。”民团把枪收回去了。

段苏权被这个老汉拉走，给了他一口稀饭，他把饭喝完，什么都没说，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他在路上走了整整三年。

1937年，他走到了湖南攸县，路过皇图岭镇时，被人拦住。

那人是刘维初，曾在茶陵见过他，“你是段苏权？”段苏权点头，刘维初惊了：“他们都说你死了，任弼时已经替你开了追悼会。”

段苏权没说话，他的脸冻得裂开，但眼神没变。

被“悼念”的人，成为将军

1937年秋，太原，段苏权的名字出现在登记簿上时，所有人都愣住了，那是已经“牺牲”的人，名字被刻在悼念碑上，档案标注：失踪，推定牺牲。

他站在那里，背脊笔直，穿的是补丁衣，拄着棍子。

身上的血味还没褪干净，没人敢相信，这是那个在贵州断腿的少年政委，他没多说话，只是把那只已经发黑的竹筒从背后解下放在桌上，说：“我想继续干。”

从那天起，他重新回到了队伍。

战斗没有等人，日军的推进让北方成了一张火图，他先去了延安，后转战太原，他的右脚没好过，一到冬天就肿，走路一瘸一拐。

别人看不出来的痛，他自己知道。

可段苏权不退，他参加了辽沈战役，在长春、黑山打过突围，他是师级指挥员，曾经单骑冲敌阵，他有一句话，谁都记得：“我拄过拐杖讨过饭，子弹我不怕。”

1949年，他在东北入驻长春，随后调入空军筹建序列。

从陆军转空军，这是破例，但他从不问为什么，也不争职务，他的档案里，记着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朝鲜战场冷得像1934年的梅江场，但他再没受伤。

只是夜里常醒，梦见那片月牙形山洞。

1955年，中央授衔，他被评为少将，当天他给自己写了一句话：“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而是我活下来了。”

拐杖将军回到了

重庆秀山，1983年冬，段苏权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的山路，他离开这里时，背着竹筒，没人认得，现在，坐的是政府安排的吉普车。

他想找一个人，李木富救过他，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段苏权一直没忘。

可村里早变了，丰田村的人很多搬去了镇上，房子早拆了，后山的山洞也长满草，他站在原地，找不到方向。

他不服老，可那天他坐在石头上，腿抖得厉害。

他说：“我不认得路了。”县里派人查旧档案，查到李木富的儿子，还在村里务农，联系上之后，对方一句话：“我爸活着，我带你去见。”

那天晚上，李木富已经八十多岁，满脸皱纹，眼睛花了。

他看着段苏权，久久不说话，最后笑了：“你当时能活，我都不信。”段苏权站起来，拿出一个信封，信封里有现金，还有一张纸条：修桥。

“我不欠别人，但我欠你一座桥。”

李木富摇头：“我救你，是因为你当时是个孩子，不是因为你是红军。”段苏权没说话，他带着人，在村头河边建了一座桥。

桥不大，但稳，用钢筋，不用木头，不怕冲。

桥头刻着三个字：红军桥，那年秋天，秀山县政府送来一块匾：“红军的亲人”，李木富收下了，但挂在堂屋后面。

他说：“我不要功德，我就希望这地方别再打仗。”段苏权点头：“不会再有那种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