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若是诸葛亮，定不会让马谡守街亭！”1948年5月的一个傍晚，毛泽东放下手中的《资治通鉴》，对着正在整理文件的李银桥突然说道。警卫员一时没能接上话，只听见主席又补了一句： “就算是卧龙先生，也脱不开三个欠缺。”
这番对话发生在西柏坡的土坯房里。彼时解放军正与国民党展开战略决战，毛泽东却在研究一千七百年前的蜀汉丞相。在他看来，诸葛亮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的关键，不仅在于 “谋事在人”的宿命论，更折射出中国历代革命者必须警惕的三个深层问题。
不得不承认诸葛亮确实有过人的政治智慧。他用短短七年时间就完成了从 “隆中对”到跨荆益的战略布局，这种执行力令人惊叹。但毛泽东发现，这位丞相在人员任用上存在致命软肋。马谡失街亭的故事人尽皆知，可少有人注意到，诸葛亮明知此人 “言过其实”，仍将战略要冲托付于他。更值得玩味的是，当马谡违抗军令擅自上山时，丞相竟未及时调整部署——这暴露出蜀汉高层指挥体系的僵化。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关羽守荆州的评价更为犀利。他认为诸葛亮明知关羽 “刚而自矜”，却未在荆州部署制衡力量。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时，诸葛亮既未劝阻也未增援，最终导致荆州失守。这种用人不察、监督不力的教训，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 “既要放手使用干部，又要抓紧缰绳”。
谈及诸葛亮的第二个欠缺，毛泽东敲着烟灰说： “《隆中对》的分兵方略，实为取败之道。”他特别指出，当刘备主力出秦川时，荆州方面仅以偏师策应，这种两线作战的部署完全背离了 “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原则。更严重的是，诸葛亮晚年六出祁山，每次都分兵多路，结果屡屡被魏军各个击破。这种战略失误，与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 “攥紧拳头打人”的战术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个问题则更为隐秘。毛泽东发现，诸葛亮虽长于治军，却短于治政。蜀汉立国后，丞相事必躬亲，导致后继乏人。当他在五丈原病逝时，偌大朝廷竟找不出第二个能统筹全局的人物。这种 “能人政治”的弊端，后来成为毛泽东反思历史的重要案例。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正是汲取了蜀汉人才断层的教训。
不过毛泽东对诸葛亮的评价并非全盘否定。1949年冬，他专门批示将《出师表》编入干部学习材料，认为诸葛亮 “鞠躬尽瘁”的精神值得共产党人效仿。在指挥淮海战役时，他创造性地运用了 “围点打援”战术，这正是对诸葛亮 “攻其必救”思想的升华。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借鉴了 “七擒孟获”的智慧，指示部队对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实施 “八擒八放”，最终使其主动配合剿匪。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诸葛亮穷尽一生未能实现的统一大业，在一千七百年后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完成。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论断： “读史不是看热闹，而是要琢磨出治国安邦的门道。”当我们细究诸葛亮的三重欠缺，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局限，更是一面映照古今得失的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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