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被处绞刑，死前：我是无罪之人

1979年4月4日清晨，一个中年男人在狱卒的押送下出了监狱，朝着一个高大的绞刑架走去，他的狱友们为他念诵经文为其祈祷。他遥望着天际喃喃自语：“真主啊，救救我吧，我是个无罪的人。”

随后，狱卒将绞索套在了他的脖颈上，然后残忍的将他绞死。

这个人就是巴基斯坦的前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他在1977年7月5日凌晨被齐亚·哈克领导的政变部队逮捕，并在被关押两年多后处死。那么，布托为什么会遭遇政变？又为什么在死前声称自己为“无罪之人”呢？

事实上，布托确实是个无罪之人，如果他有罪的话，那他的改革过于激进和触动了巴基斯坦国内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布托出身于印巴分治前印度信德省拉卡纳县的贵族家庭，其父是纳瓦兹·汗·布托爵士，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曾在孟买政府里担任部长和信德省首席顾问，也是穆斯林联盟的成员，与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为挚友。可以说，他的家庭虽然身居高位，但一直为民族独立而奋斗。

这种家庭出身决定了布托投身于了民族独立运动，他的前半生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在民族独立运动里抛头颅洒热血。

在巴基斯坦获得独立之后，布托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在1958年进入了阿尤布·汗的内阁，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部长，曾历任商业、新闻、广播、国家建设、农村援助等多个部长位置，是真正意义上的“六边形战士”。

而我们对于布托的认知，则主要取决于两点——首先，他是一个亲华派总统，其次，他搞土地改革。

布托作为亲华派，倒不是说他对中国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纯粹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从阿尤布·汗到布托都奉行和中国交好的政策，原因就在于巴基斯坦有印度这个威胁，印巴两国之间存在大量的领土矛盾，再加上印度方面时常觊觎巴基斯坦的土地，因此两国没少爆发武装冲突。

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巴基斯坦选择和中国发展关系是非常合理的考虑，这样巴基斯坦就不至于独自面对印度。

而布托支持土地改革则是看准了巴基斯坦的经济矛盾问题，少量的权贵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土地，这一点在阿尤布·汗时期就非常明显，布托也因此脱离阿尤布·汗政府，选择建立了巴基斯坦人民党，通过团结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得到广泛支持，也成功带动了巴基斯坦的民主运动。

布托这一行为自然是给阿尤布·汗政府上眼药，所以阿尤布·汗一度将其逮捕，但迫于压力又不得不将其释放，后续的叶海亚·汗政府迫于压力也只能在1970年进行大选。

这一年同时爆发了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果是东巴基斯坦分裂成了孟加拉，叶海亚·汗政府因此垮台，而布托则接管了巴基斯坦政府，就任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

此时的巴基斯坦是什么局面呢？答案是一地鸡毛。巴基斯坦在战场上输得一塌糊涂，东巴基斯坦已经分裂成了孟加拉，印度又占据着巴基斯坦50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九万多巴基斯坦士兵被俘。

经济上巴基斯坦也趋于瘫痪，工农业生产完全停顿，国内经济一落千丈。毫不客气的说，当时的巴基斯坦已经有了亡国之相，距离土崩瓦解也只是一步之遥。

然而，在布托的努力下，这一步之遥终究没有变成现实。面对印度领导人英迪拉·甘地提出的所谓要把领土、战俘和克什米尔问题一并解决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布托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表示“我宁可回国下台，也绝不会签订这个条约”，最终迫使印度退出了大部分占领的领土，并释放了全部巴基斯坦战俘，克什米尔问题则维持现状，两国恢复了正常的经贸关系。

在几乎亡国的前提下，布托能够保住巴基斯坦大部分的国家利益，布托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外部的问题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彼时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仍旧掌握在22个大家族组成的大资产阶级手上，工商业发展因此步履维艰，土地也大多窝在地主手中，这又导致农业发展非常落后。

如果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布托就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政治体制到工农商业，都必须进行一次改革。

这是个危险的举动，但布托还是在1973年着手进行改革，改总统制为议会制，制定了新的宪法和通过选举出任内阁总理，提出了“伊斯兰社会主义”，喊出：“给人民面包、衣服和住房”的口号。

接下来，他推行国有化政策，将大量原本被那些大资产阶级控制的资产转化为了国有资产，并通过两次大刀阔斧的土地改革，试图解决国内的土地分配问题，首当其冲就是对着自己的家族开刀，仅三个月里就先交出了4.5万英亩土地。

布托的改革有用吗？很遗憾，只能说有但不多，国有化政策遭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对抗，大资产阶级财产转移到国外逃避改革，而政府官员对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也不甚理想，再加上部分人士从中破坏，所以工商业生产反而下降。

土地再分配的政策也不可避免的成效不良。布托的初衷虽然很好，还通过法律限制了个人占有土地的上限。

但大地主们将土地过继给家族成员，以此逃脱了国家对超额土地的征收，所以土地改革就变得很是失败。

原本预计将有大量的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徒弟，但最后真正获得土地的只有少部分农民，这远远低于布托规划中的预期。

而不幸的问题在于，布托的改革是仿西式的改革，这在巴基斯坦遭到了极大的阻力。

究其原因是巴基斯坦是一个宗教影响严重的伊斯兰国家，一如冷战时期所有试图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一样，布托的政策遭到了宗教人士的反对，连带着不少农民也因宗教信仰而反对布托的改革。

这一切注定了布托改革的失败，1977年3月，布托决定提前进行大选，这导致了反对派趁机联合对人民党发难，虽然最后的选举结果还是人民党胜利——这场选举的结果被怀疑是布托操控选举——可巴基斯坦的动乱却不可避免，国内多个城市爆发冲突，巴基斯坦的社会局势有瘫痪失控的趋势。

然后，布托犯下了一个大错误，他任命第三军军长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希望以此保证军队不会发动政变。

可事实是齐亚·哈克曾当面指出，除非和反对派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否则军队可能会发起政变夺取政权。显然，布托无视了齐亚·哈克的警告，而结果就是齐亚·哈克在1977年发动了军事政变并逮捕了布托。

巴基斯斯至此进入了齐亚·哈克的军政府统治时期，而布托的死则完全是个悲剧，国内的反对派们迫切希望杀掉他，齐亚·哈克此时作为军政府领导人自然也不希望他活着，尤其是当时中国、美西方，乃至是印度都呼吁释放被逮捕的布托，这就更让军政府和反对派深感不安。最终，出于自身统治的需求，军政府选择处死了哈克。

“我的生命属于真主。他们既然叛变了我，想要杀我，那就让他们来吧！”这是布托被逮捕前所说的话，这或许是布托内心的真实写照。坦白说，布托的所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只不过他忽略了巴基斯坦的实际国情，且在改革中过于偏向西式改革又太过激进，结果造成了国内大量的矛盾，国内的实权阶级也仇视他，最终就导致这位心系民众的领导人惨死在绞刑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