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曾下令偷盗超过一文钱的就处死，为什么后来又废除了？-细品《资治通鉴》之隋唐盛世原文及译文

杨坚所创建的隋朝，一直推崇法治建设，其在登基之初就让高颎，郑译等人制定《开皇律》，刑罚体系比之前的刑罚体系要整体偏轻，实际上体现了儒家的德与刑二者应相互协调补充的观点，也就是宽猛相济的思想。隋朝的《开皇律》也成为后世唐代甚至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的基础和典范。但是后世对于杨坚的评价中，对于其滥刑的指责还是挺多的，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资治通鉴》中记载的杨坚在推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资治通鉴》原文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六年（丙辰，公元五九六年）

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进。

秋，八月，丙戌，诏：“决死罪者，三奏然后行刑。”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七年（丁巳，公元五九七年）

帝以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事难克举，三月，丙辰，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此法。

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

大理掌固来旷上言大理官司太宽，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怒，命斩之。绰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拂衣入阁。绰矫言，“臣更不理旷，自有它事，未及奏闻。”帝命引入阁，绰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驭掌固，使旷触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二也。臣本无它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颜。会独孤后在坐，命赐绰二金杯酒，并杯赐之。旷因免死，徙广州。

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食。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舍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

刑部侍郎辛亶尝衣绯裈，俗云利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绰斩之。绰曰：“陛下宁杀臣，不可杀辛亶。”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候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所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彧复上奏切谏，上乃止。

上以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阁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前后赏赐万计。与大理卿薛胄同时，俱名平恕；然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胄，端之子也。

帝晚节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帝曰：“尔为御史，纵舍自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谏，又杀之。将作寺丞以课麦迟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马鞭、鹦鹉，帝察知，并亲临斩之。

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信任杨素，素复任情不平，与鸿胪少卿陈延有隙，尝经蕃客馆，庭中以马屎，又众仆于氈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杀之，棰陈延几死。

帝遣新卫大都督长安屈突通往陇西检覆群牧，得隐匿马二万馀匹，帝大怒，将斩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监官千五百人。通谏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产之故杀千有馀人！臣敢以死请！”帝真目叱之，通又顿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丐千馀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于此！赖有卿忠言耳。”于是悉达等皆减死论，擢通为右武候将军。

上柱国彭公刘昶与帝有旧，帝甚亲之；其子居士，任侠不遵法度，数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转骄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殴击路人，多所侵夺，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或告居士谋为不轨，帝怒，斩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众。

杨素、牛弘等复荐张胄玄历术。上令杨素与术数人立议六十一事，皆旧法久难通者，令刘晖等与胄玄等辩析之。晖杜口一无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玄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段，令参定新术。至是，胄玄历成。夏，四月，戊寅，诏颁新历；前造历者刘晖等四人并除名。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贤反，上议讨之。诸将数人请行，上不许，顾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庆则拜谢，恐惧，乃以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尝请为沙门，不许。及为并州总管，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俊好内，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妒，于瓜中进毒，由是得疾，征还京师。上以为奢纵，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废绝，赐死于家。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秦王非有它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上曰：“法不可违。”杨素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曰：“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炎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卒不许。

《资治通鉴》译文

十六年（丙辰，公元596年）

夏季，六月甲午（十三日），隋朝首次下制令工商业者不得做官。

秋季，八月丙戌（初六），隋文帝下诏书说：“判决死刑的罪犯，必须呈奏三次，然后才能行刑。”

十七年（丁巳，公元597年）

隋文帝因为政府各部门的属官往往不尊敬惧怕上司长官，难以提高办事效率，三月丙辰（初九），下诏书说：“各主管部门给属官定罪，如果按律应该从轻发落，但犯罪情节又比较严重的，允许在法律规定之外斟酌处以杖刑。”于是各级部门上下互相强迫，乱行捶打，把残暴酷虐当作有办事能力，把遵纪守法当作懦弱无能。

隋文帝由于天下盗贼繁多，下令凡是偷窃一文钱以上的人都要在闹市中被处死，暴尸街头，曾有三人一起偷了一个瓜，事情败露后三人都被立即处死。于是行旅之人都早睡晚起，天下百姓人心惶惶。有几个人劫持了执法官吏，对他们说：“我们不是盗财之人！只为被冤死的众人而来。现在要求你们替我们上奏皇上，自古以来制定的法律，都没有偷窃一文钱就判处死刑的条款。你们如果不将我们的话转奏朝廷，等我们再来抓住你们，你们就不能活命了！”文帝听说后，就废除了这项法令。

隋文帝曾经在盛怒之时，想在六月份杖刑杀人，大理寺少卿河东人赵绰苦苦争谏说：“盛夏季节，正是天地间万物旺盛生长的月份，不可在此时杀人。”文帝回答说：“六月份虽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但上天也会有雷霆震怒发生；我效法上天行事，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就下令将人杖杀了。

大理寺掌固来旷上言说大理寺执法官吏对囚犯量刑定罪太宽，隋文帝因此认为来旷忠诚正直，让他每天早晨站在五品官员的行列中参见。来旷又上告说大理少卿赵绰违法释放囚徒，文帝派遣使臣前去调查，发现赵绰根本没有枉法偏袒之事，文帝非常愤怒，下令将来旷斩首。赵绰苦苦谏诤，认为来旷按照法律构不成死罪，文帝不听，拂衣进入阁中。赵绰又假称：“我不再申理来旷的事情，我还有别的事没有来得及奏闻。”文帝让人引赵绰来到后阁，赵绰再拜奏请说：“我犯了三项死罪：身为大理寺少卿，没有能管制约束住掌固来旷，使他触犯了朝廷刑律，这是第一；囚犯罪不当死，而我不能以死相争，这是第二；我本来没有别的事，而以妄言，求见陛下，这是第三。”文帝听了他的话，脸色才缓和下来。当时正碰上独孤皇后在坐，就下令赏赐赵绰两金杯酒，并且连金杯也赏赐给他。因此，来旷得以免除一死，被流放到广州。

原陈骠骑将军萧摩诃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地区举兵作乱，萧摩诃应当连坐治罪，隋文帝说：“萧世略年纪还未满二十岁，能有什么作为，只因为他是名将的儿子，所以被别人所胁迫罢了。”于是下令赦免萧摩诃。赵绰苦苦谏诤不能这样做，文帝也不能使他屈服。文帝又想等赵绰离去后再下令赦免萧摩诃，于是让赵绰退下去吃饭。但是赵绰回答说：“我呈奏的案件还没有叛决，因此我不敢退下。”文帝只好宣布：“请大理寺法官为朕特赦萧摩诃。”于是命令左右近臣释放了萧摩诃。

刑部侍郎辛亶曾经穿过红色的裤子，民间风俗说穿红色裤子可以官运亨通；隋文帝认为这是妖术，将要把他斩首。赵绰说：“根据法律不应当处死，我不敢接受诏命。”文帝震怒，对赵绰说：“你可惜辛亶的性命，难道不可惜自己的性命吗？”于是下令将赵绰推出斩首。赵绰回答说：“陛下可以处死我，但不能处死辛亶。”赵绰被押到朝堂，解去衣服，正准备处斩时，文帝又派人对他说：“你抗命不尊的下场如何？”赵绰回答说：“我一心一意公正执法，因此不敢爱惜自己的性命。”文帝拂衣进入后宫，过了很长时间，才传令释放赵绰。第二天，文帝又向赵绰道歉，好言慰问勉励他，赏赐他布帛等物三百段。

当时隋文帝严禁民间使用假钱，有两人在集市上用假钱兑换由官府铸造的好钱，巡查社会治安的武候抓获了他们，并报告了朝廷，文帝下令将他们斩首，赵绰进谏说：“他们所犯的罪应该判处杖刑，处死他们不符合法律。”文帝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因为愚昧无知，把我放置在执法部门，现在陛下想胡乱杀非罪之人，怎么能不关我执法大臣的事！”文帝又说：“摇动高大树木的时候，如果树木不动就该知难而退。”赵绰也回答说：“我希望自己的一片忠心能感动苍天，何况是摇动树木。”文帝又说：“喝汤的时候，如果汤热就放在一边，天子的权威，你也想挫折它吗？”赵绰再次跪拜后又向前靠近，文帝厉声呵斥他，越绰还是不肯退避，于是文帝就起身回后宫。治书侍御史柳彧又上奏恳切劝谏，文帝才不再坚持将那两人处死。

隋文帝因为赵绰忠诚正直，常常把他带进阁中谈话，有时遇到文帝正和皇后同床而坐，即令赵绰也就坐，和他评论朝政得失，前后赏赐的布帛财物多达上万。赵绰和大理寺卿薛胄同时，都享有公正宽恕的好名声；只是薛胄审理和判决案件多根据情理定罪，而赵绰只根据法律条文办案，两人都很称职。薛胄是薛端的儿子。

隋文帝晚年用法愈加严厉苛刻，曾有当值的御史在正月初一的大朝会时没有对衣冠佩剑不整齐的武官提出弹劾，文帝就说：“你作为御史，却不履行职责，放任自流。”于是下令将当值御史处死；谏议大夫毛思祖进谏，文帝又下令将他处死。将作寺丞由于征收麦秆迟晚，卫尉寺武库令由于署庭荒芜，左右近臣出使，有的收受地方官吏赠送的马鞭、鹦鹉，文帝访察知道后，都亲临刑场将他们斩首。

隋文帝变得喜怒无常，不再依据法律条款量刑定罪。文帝信任尚书右仆射杨素，而杨素又感情用事，不能公平地处事待人。他因和鸿胪寺少卿陈延之间有隔阂，有一次经过接待蕃邦客人的客馆，发现庭院中有马屎，又有一些仆人在毡毯上赌博，就告诉了文帝。文帝听后大怒，下令把鸿胪寺主客令和参加赌博的仆人全部杖杀，陈延也被捶打得奄奄一息。

隋文帝派遣亲卫大都督长安人屈突通到陇西去检查由太仆寺掌管的牧场，得到各牧场隐匿下来没有登记在册的马共两万余匹，于是文帝怒不可遏，将要把太仆寺卿慕容悉达和各牧场监牧官吏一千五百人一齐斩首。屈突通进谏说：“人命关天，最为珍贵，陛下怎么能因为畜牲的缘故而一下子杀害一千多人！我将以死相争。”文帝瞪眼怒骂他，屈突通又叩头说：“我拿分内该死的这条命向陛下换取一千余条性命。”文帝这才醒悟过来，对屈突通说：“这都是由于朕不明事理，以致于荒唐到这个地步！幸亏有了你的忠言，才没有铸成大错。”于是慕容悉达等人都被免死定罪，文帝又提拔屈突通为左武候将军。

上柱国彭公刘昶和隋文帝有旧交，隋文帝非常亲信他；刘昶的儿子刘居士负气仗义，不遵守朝廷法度，曾数次犯罪，文帝由于刘昶的缘故，每次都宽宥了他。于是刘居士有恃无恐，越加骄横放纵，猎取公卿大臣子弟中高大健壮者，到自己家里，把车轮套到他脖子上，然后用棍棒一通乱打，差不多快被打死还能不屈服求饶的人，就称为壮士，与他相交为友。刘居士的党羽有三百人，他们无故殴打路人，侵夺财物，为非作歹，甚至于连公卿大臣、后妃公主也都不敢和他们计较。后来有人上告说刘居士图谋不轨，文帝很愤怒，下令将刘居士斩首，公卿大臣的子弟受到牵连而被除名为民的非常多。

尚书右仆射杨素、大常卿寺牛弘等人再次向隋文帝推荐张胄玄的历法，于是文帝令杨素和掌管律历的官吏讨论提出了六十一个问题，都是旧历法长期以来很难解释清楚的，让拥护旧历法的刘晖等人和张胄玄等人互相辩难解释。结果刘晖闭口无言，而张胄玄解释通了五十四个问题，于是文帝就任命张胄玄为员外散骑常侍兼太史令，赏赐给他布帛财物一千余段，并令他参酌修定新的历法。此时，张胄玄历法修订完成。夏季，四月戊寅（初二），文帝下诏令颁行新历。先前参加修订张宾历法的刘晖等四人都被除名为民。

秦王杨俊从小就仁爱宽恕，爱好佛教，曾经请求出家当和尚，隋文帝没有答应。等到他担任了并州总管以后，生活逐渐奢侈，违越制度规定，大规模修建和装饰宫殿府第。杨俊好近女色，他的妃子崔氏是崔弘度的妹妹，生性妒忌，就在瓜中置毒，杨俊因此中毒得病，被文帝召回京师。文帝因为杨俊骄奢纵欲，丁亥（十三日），下令罢免了他的官职，以王爵回家闲居。崔妃因为向秦王下毒，被废除了妃子名位，赐死在家中。左武卫将军刘升上言谏道：“秦王并没有别的罪过，只不过是耗费国家钱财营造宫舍府第而已，我认为可以宽容他。”文帝回答说：“国家的法律不可违背。”尚书右仆射杨素又进谏说：“秦王的过错，不应如此惩处，请陛下再慎重考虑！”文帝又回答说：“我难道只是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不是天下百姓的君父？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为何不专门制定用于天子儿子的法令？以周公姬旦的为人施政，尚且诛杀举兵造反的管叔、蔡叔，我确实比周公差得很远，又怎么能枉法徇私呢？”始终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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