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奖在上海｜话剧《主角》：艺术与人生的交错

5月11日下午，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舞台上迎来了终评剧目《主角》，饰演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刘李优优以庄重而深情的鞠躬，向观众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与感激。小说改编本非易事，唯有充分尊重原作的基本精神，在其基础上进行独家诠释与独特创造，方有可能创作出为观众喜爱、为市场欢迎、为评论家认可的优秀作品。

话剧《主角》由曹路生根据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改编而成，以三个多小时的时长，较为完整地将原著中用数十万字呈现出的宏大叙事浓缩其中，并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精神，通过简洁空灵的舞美设计实现舞台时空灵活转换的同时，巧妙推进故事叙事，将忆秦娥四十年从艺生涯中经历的挫折、创伤与悲痛予以充分揭示，展现出一代“秦腔皇后”在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个人悲剧命运。细细品味之下，会发现该剧在舞台呈现中彰显出三个相对明显的艺术特征，它们彼此之间既独立显现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主角》独特的人文意蕴与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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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该剧塑造了一位始终在对真实自我与“主角”身份的认知中不断撕扯与挣扎的主人公——忆秦娥。她一方面渴望追寻本真的自我，另一方面又在“主角”身份的笼罩下不断地选择隐忍与妥协。开场时那受人操纵的木偶，仿佛是她此生命运的注解，象征着她将始终处于被动的选择之中，也暗示了她难以摆脱被塑造、被定义、被观看的身份。在剧中，她曾多次尝试着根据自我的意志行事：在婚后她想要回归家庭，享受平凡的生活；在遭遇重大舞台事故后，她踏入寺庙希冀寻找片刻的安宁。然而，这些自觉的主体行动与自我选择，却一律被旁人视作“瓜”，成为他人眼中无法理解的行为。究其本源，是因为忆秦娥掌握着炉火纯青的秦腔技艺，肩负着传扬秦腔事业的艺术使命，她的上述行为不可能被普通的世俗大众理解和接受，也不可能得到苟存忠、秦八娃等视秦腔为生命的师友的认同与支持。正因如此，她的每一次“出走”或曰“逃离”都注定无法成功，以秦八娃为代表的外界力量的干预与规训始终伴她左右，哪怕已然身处于清心寡欲的佛门之中，她也无法真正摆脱“主角”这一身份的牵引，仍会聆听到寺庙住持劝她重返舞台的教诲。

在这个“戏比天大”的《主角》世界，她没有痛哭的权利，因为哭泣的嘶吼会损伤声带，影响演出的艺术效果。而当她面临社会舆论的压力无力反驳，精神彻底崩溃时，她甚至都没有哭泣的时间，因为台上一出出的戏正等待着她的出演，台下的一批批观众正在翘首以盼。于是，她只得听从秦八娃的劝导，在哭泣的同时装扮成戏中的各色人物，在抑制自我的同时去实现主角的闪耀。

剧照 来源：《中国戏剧》

从剧团的烧火丫头，到首次担任主角演出《打焦赞》，再到名震西京的“秦腔皇后”，忆秦娥的成长轨迹看似是一条前路无限的坦途，实则却是真实的自我逐渐迷失的荆棘之路。其实，她越是接近“主角”的光环，就越是远离真实的生活。她的秦腔技艺越是成熟，她的真实自我也就被愈加遮蔽。当忆秦娥经历过与父母亲情的疏离、与封潇潇、刘红兵、石怀玉之间爱情的幻灭，与痴傻儿子刘忆分离后母性的摧残，以及对自我情感表达的长期克制后，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在忆秦娥于终场前“我要唱，我要代他们唱，替他们唱，为他们唱，我要向着千山万水唱，对着广阔天地唱，老了也要唱，死了也要唱。”的独白中彻底消解。原本迷茫过、痛苦过，拥有着个体意识的忆秦娥，在此刻已经完全转化为对“主角”身份的自我认同，开始主动融入秦腔艺术的血脉与灵魂之中，化身为一代代为秦腔事业，为传统戏曲艺术坚守奉献、无怨无悔的传统艺人，进而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认知转变，成为秦腔艺术的象征符号，成为不能决定自身命运走向的木偶。那个曾经从大山走出的木偶，在落幕之时重新返回大山，这种循环往复的设置，既强化了在命运轮回面前人类的渺小，又展现了在群体力量推动下个人的无奈，使忆秦娥基于这种身份认知矛盾所做出的反抗更加具有悲剧色彩。

其二，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忆秦娥在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徘徊中所经历的起落沉浮，展现其生活中的幸运与不幸，剧作家精心设置了三组在其人生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群体性人物。一组是以苟存忠、单团长、秦八娃为代表的艺人群体。他们既是忆秦娥的前辈，又为忆秦娥的艺术生涯做出过重要贡献：苟存忠是忆秦娥艺术生涯的领路人；单团长是忆秦娥在西京秦腔剧团是坚定的支持者；秦八娃不仅为她写戏，助她赢得“秦腔皇后”的美誉，还是她的精神导师，在她困惑无助的时候帮她走出困境重返舞台。他们对忆秦娥的支持与帮助不掺杂一丝杂念，因为他们深知，在她的身上有别人耗费一生心血都难以超越的艺术才能，她是守护与弘扬秦腔艺术事业的最佳人选。可这种提携与厚望，虽然让忆秦娥得到不断地成长，却变相地成为施加在忆秦娥身上的一座大山，使其身心疲倦，进而萌生出不愿演戏的想法。可她又在秦八娃的声声规训中，在八名艺人“娃呀，不苦不累不成角儿呀……”的饱含深情的劝慰中，无奈地穿上戏装，登台亮相，并最终成为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成为秦腔艺术的献祭者。

另一组是以封潇潇、刘红兵、石怀玉为代表的恋人群体。他们在忆秦娥的感情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象征着不同层面的情感需求。忆秦娥与封潇潇的恋情是无法言说的纯真爱恋，它最单纯，最朦胧，却是最难以割舍的，最不完满的，也是忆秦娥最心痛的一次爱恋。与刘红兵的爱情则属于世俗的结合，因为在剧中几乎看不到忆秦娥对他的爱。她与刘红兵的婚姻，除了存在一些长久相处之后产生的依赖外，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与应付。与画家石怀玉的感情是自由的象征。与他相处的时光里，忆秦娥才真正感受到自由所带来的快乐。在剧中，这些人既是鲜活的个体，又都是忆秦娥爱情悲剧的参与者与承受者。与他们的相继分别，不仅标志着她情感世界的逐步破裂，也宣告了她寻求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尝试的最终失败。他们的存在，共同构成忆秦娥转向对“主角”身份认同的重要诱因。

还有一组是以楚嘉禾为代表的对立群体。他们的身份多重多样，有楚嘉禾这样的实在个体，有来自无形的社会舆论的抨击，还有那些只存在于忆秦娥脑海中的幻影与声音。他们是“老干部”、“老演员”，也是“老艺术家”、“秦腔资深观众”等一批真实存在却又模糊不见的旁观者与始作俑者。这一群体的存在，对戏剧冲突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也进一步加深着忆秦娥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出于对忆秦娥才能的嫉妒，出于对“主角”身份的争抢，楚嘉禾成为剧中有关忆秦娥情感谣言的主要制造者与传播者。在她的推动下，社会舆论开始对忆秦娥进行猛烈抨击，各种谣言四起，使忆秦娥的生活处于被监视、被编造的状态之下。可面对这些非议，忆秦娥自己无力辩解又无法辩解，因为人们从来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内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忆秦娥陷入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她更想要抽离出“主角”的身份，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去做真实的自我。可是，当她完成精神蜕变，主动承担起“主角”的身份之后，这些曾经将她紧紧纠缠的对立群体也随之消散，成为忆秦娥四十年艺术生涯中的过客，也是其艺术辉煌成就的见证者。

这三个群体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忆秦娥人生中一张复杂的生活网。他们既辅助完成了忆秦娥复杂性格的塑造，又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她主动地转向对“主角”身份的认同，还使忆秦娥悲剧命运的故事走向逐渐清晰。只不过，由于该剧呈现的事件众多，人物纷繁，而主要刻画的核心人物始终是忆秦娥，因此其他角色的性格虽有部分展现，却大多停留在较为表层或功能性的层面，缺乏更为深入和完整的描绘。尽管对比原著可以发现，编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做出了不少尝试与努力，如将剧团主任黄正大与周副团长合并为一个人物，删除另一个大厨宋光祖等，但次要人物类型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或许是将这种时间跨度长、情节多、人物众的长篇作品改为时长较短的戏剧作品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值得引起创作者的关注与重视。

其三，为了实现原著中宏大叙事的转化，将与忆秦娥的人生有关的重大事件与主要人物尽可能全景式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编导团队借鉴了中国戏曲虚拟、写意的美学精神，巧妙运用布景、灯光的灵活转换，实现了该剧艺术表达上的另一主要特征：时空的自由流转。统观全剧，布景极为简洁，分别写着“出将”“入相”两个悬吊着的门楼，是该剧的主要布景。这种设置既意味着这不仅是话剧《主角》的演出舞台，还是剧中《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等秦腔剧目的演出场所，营造出“戏中戏”的独特结构。尽管具体到故事的不同情境中，戏台所代表的地点又有宁州、西京、上海等不同的地理空间指向，但总体上仍属于“戏台”这一范畴之内。而更为复杂的场景转换与情节推进，则依托于舞台上那十几根可移动的立体长柱。演员们在台上将它们灵活地移动、排列组合，使之自然地变换为街道、饭馆、寺庙等多种叙事空间，实现了舞台空间的自由流动，彰显出写意的美学精神。

话剧《主角》资料图

如果说，简洁的布景设置更多的是服务于舞台空间的转换，那么，写意的灯光安排，则推动着时空与空间的双重流动，人物、事件由此得以有序地展开与推进。如忆秦娥在舅舅胡三元被抓走后，独自一人在台上伤心哭泣，此时台上仅有一处定点光打在她的身上，随着定点光光圈的不断扩大，苟存忠等宁州县剧团的演职人员从光圈的边缘缓缓走入观众视野。就在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剧情的时间已经由“文革”时期转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剧情的地点也自然地由忆秦娥所在的厨房过渡到剧团的大院。这种由单束定点光切换为全光的技术手段的运用，推动着舞台时间与空间有规律地流转，使剧中大量人物得以有序地上下场，让故事情节得以流畅地铺陈讲述开来。

剧中还常用多束定点光并置的灯光处理，来展现两个或多个时空的交错。有时表现着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的内容，有时也诉说着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下的故事，展现着多重的叙事功能。例如，在封导给忆秦娥指导身段动作的同时，舞台另一侧是楚嘉禾向封导的妻子造谣，封导与忆秦娥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此时，剧情的地点被两束定点光切割成两个空间：一边是剧团的排练场，一边是封导的家中。这两个场景虽然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但在戏剧逻辑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先后顺序。在这种舞台美术的处理方式下，主要人物与主要事件得以自由转换，使原著的整体风貌获得最大程度地展现。

此外，灯光色彩的变幻还映射着人物内心的情绪变化。如忆秦娥率领演出队在外演出时，舞台忽然倒塌，单团长等数名演员意外身亡，舞台灯光瞬间转换为阴冷的蓝色与黑色，营造出沉重与压抑的氛围，诉说着忆秦娥此时内心的悲痛与自责。而当她走进寺庙寻求内心的安宁时，灯光随之转为柔和的橙黄色调，是她内心稳定与安宁的外化表现。这种冷暖色调之间的切换对比，不仅强化了戏剧的情感内涵，也使忆秦娥的内心情绪与心理变化得以具象化地呈现，使灯光的写意特性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类似的舞美处理在剧中还有很多。其不仅简化了许多交代性的情节，使剧情得以快速高效地推进，还展现出自由流动、写意传神的美学特性。这也是该剧获得不少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三个紧密相关的艺术特征引人注目之外，《主角》作为梅花奖终评的参演剧目之一，其主演刘李优优的表演也是本剧的一大看点。在无场次的戏剧结构安排下，她所饰演的忆秦娥必须始终立于舞台之上，整个演出过程都得不到任何下台喘息的时间，这对她的体力、耐力与专注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从整体的观看感受而言，刘李优优的表演十分投入，且对细节的处理较为到位。在师父苟存忠离世时，喊出的那声带有哭腔的“师父”，既让观众对忆秦娥的遭遇感到可怜与同情，又让大家对苟存忠的离世充满惋惜。躲在一旁偷偷观察封潇潇的举动时，因人物关系的变化（封潇潇已经订婚），不能上前却又不甘心离开，只得一边藏身墙后边关注封潇潇的动向，一边捂嘴哭泣以免发出响动的细节处理，将忆秦娥内心的痛苦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面临社会舆论重压时声音的颤抖，惊惶的表情，蜷缩的身躯，这一连串动作与表情，不仅展现了忆秦娥外在的脆弱，更深刻揭示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无助，使观众对忆秦娥的情感得到充分认知的同时，又对忆秦娥的遭遇充满同情。此外，由于剧情的时间前后相差了四十年，这意味着她需要扮演少年、青年与中年三个不同阶段的忆秦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确保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可信性的关键所在。化妆造型虽然可以在外形上做出区分，但这只是表层的变化，难以展现人物深层的变迁。对此，刘李优优从声音入手，抓住不同年龄阶段人物说话语气的不同来塑造人物：少年时的稚嫩、青年时的活力、中年时的低沉。通过这些细腻的处理，她巧妙地完成了人物年龄的跨越，不仅丰富了角色的层次感，也大大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向观众诠释了一个集坚韧、单纯、憨厚与矛盾于一身的悲剧女性形象。

话剧《主角》在文本、导演、舞美和表演等方面不仅彰显了原著的基本精神，还展现了独特的舞台创造，呈现出鲜明的风格特色，让观众较为全面地领略了“主角”忆秦娥四十年的悲喜沉浮。

本文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2024级博士生

来源：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