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共两党称为青年将领楷模，黄埔精英，牺牲后上万人悼念他！

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但他死后，国共同时为他发讣告、悬挽联。

万人送葬，哀声震野。

一个军人，引发这一切，只因为两个字：值得。

——《壹》——

他是“打日本最狠的人之一”

黄埔军校三期，有一匹黑马，没人注意他，直到实弹演习，他带人翻山越岭，从侧翼绕过，一轮突袭“干掉”了全班，教官当场起立鼓掌，他的名字叫戴安澜。

他的战场，从不在课本里，只有尸堆和枪声。

1924年，他从安徽走到广州，走进黄埔，那年他27岁，比同班人大一轮，他不是少年英雄，是带着旧军队的经验、也带着一口气来学真本事。

他不爱说话，操练时总是第一个站好。

军纪检查，他带人主动举报自己违反了灯火规定，全队受罚，他说：“战场上，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毕业后，他没有背景，调去地方军队，从排长干起，那几年，他像野草一样长，不靠人情，不走关系，纯靠打仗升官。

1937年，抗战爆发，戴安澜时任第五军200师副师长。

这支部队刚换了美械装备，是国军中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也正是这支部队，在台儿庄打响了他的名字。

陶墩，是日军重兵驻地，敌军布防严密，火力凶猛，白刃上去，就是送死。

戴安澜连夜召集营长开会，他不看地图，只问两个字：“谁敢打？”“我！”三营营长站出来，眼睛通红。

戴安澜没多说，拍了拍他肩膀，转身走人。

第二天拂晓，三营火攻陶墩，前锋炸毁弹药库，敌军一夜后撤三公里，朱庄，是日军退守据点，戴安澜亲自带队夜袭，三小时内全歼据点守军。

他说：“日本人不是神，是人，人会怕、会死，就能打。”

这一仗，他得了“华胄勋章”，蒋介石也记住了他，说他是“黄埔的脸面”，可他不服这句评语，他说：“我不是脸面，我是拳头。”

——《贰》——

昆仑关，是他打得最狠的一次

1939年，南宁告急，昆仑关，是广西的咽喉，也是中国西南的心脏，一旦失守，滇缅线就没了，物资进不来，战争会变天。

日军动用了第五师团，这是他们的王牌，参加过南京战役，血腥而残暴。

戴安澜带着200师奉命前往，到达前线，他第一件事是带参谋爬上对面山头，他说：“站在敌人位置，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日军有碉堡、有高地、有炮火支援，他们不认为中国军队能攻下来。

但戴安澜不是普通指挥官，他从不在指挥所坐等情报，他混在突击连，夜里亲自探路，一次差点被流弹击中，翻身滚进水沟，身上挂彩。

他爬起来，什么也不说，只把地图卷得更紧，200师打了七天七夜。

每夜都有小队潜入敌后切断补给，白天强攻，晚上骚扰，士兵们眼睛发红，嗓子沙哑，不喊冲锋口号，只喊一个字：“打！”

最血腥的是12月18日凌晨，敌军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督战，派出主力反扑。

戴安澜下令不退，他将第598团扔进敌阵中，自己带突击队从左翼包抄，一发炮弹击中他身后的指挥台，他扑倒、耳朵流血、嘴里全是泥土。

他吐了一口血，继续用电台喊：“左突右堵，正面顶住。”

那一仗，打到刺刀对刺刀，打到子弹用尽，打到整个关隘变成修罗场，日军后撤前，中村正雄被击毙，第五师团残兵败退，昆仑关保住了，广西保住了。

蒋介石发来密电：“此役大捷，戴安澜可为青年将领之范。”

可他不看，电报拿在手里，几小时后才打开，他只对一件事上心，收尸，他一个人走到战场中，蹲下身，把第一名阵亡士兵的胸牌擦干净，一字一句念了出来。

旁人不敢出声，他说完，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这是我戴安澜的兵。”

——《叁》——

他的死，让万人自发哭了三千里

1942年，局势突变，日军南下缅甸，意图切断滇缅公路，英军节节败退，远征军入缅，是一次生死赌局。

戴安澜率200师为先头部队，没有空军，没有坦克，只有步兵。

对手是从南洋一路杀上来的日军“南进支队”，第一战，同古，敌军三万人，他带八千人守七天，炮弹只够两天，他分给每个排两支步枪，弹药靠缴获补给。

第七天，战壕塌了，手榴弹扔完，士兵用刺刀、石头、甚至牙齿，咬着死撑。

同古守住了，后方运输线得以转移，美军顾问称他为“全亚洲最有进攻意识的中国军官”，第二战，棠吉，敌军后撤，他不放。

一路追击，昼夜不停，他说：“日本人怕我们咬住，就别松口。”他咬住了，但也因此走进了死地。

1942年5月，在缅北茅邦村，部队突围，戴安澜骑马在最前方，日军伏击，从树上开枪，他中弹三次，胸、背、大腿，全是血。

他倒下前还喊了一句：“200师，不能断！”

他没有当场死，被抬回临时指挥所，还睁开一次眼，医生说不行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那一晚，军官给他擦血，他说：“别浪费水，用来煮饭。”

天亮前，他死了，38岁，遗体无法运回，只能就地火化。

部队跪成一排，用枪托敲地，为他送行，每一枪都沉，每一下都哑，像埋葬一段钢铁时光，遗骨从缅甸运出，回国途中，每到一地，百姓自动聚集跪迎。

从云南到广西，从广西到安徽，三千里路，万人送别。

这不是命令，没人指挥，没人通知，他们只是听说：“那个打日本打得最狠的人，回来了。”

——《肆》——

没有哪个将军，能让国共一起低头

国共合作，那是一纸协议，但共同悼念，是撕心裂肺的共识。

1943年，广西全州，湘山寺，国葬现场，万人到场，挽联并排，左边写“黄埔之英”，右边写“民族之雄”。

主持人是李济深，国民政府资政，而站在台下的，有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有八路军代表。

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从周恩来到白崇禧，都为他写下悼词，这不是常例，更不是形式，是一场冲破党派界限的纪念。

蒋介石亲书挽联：“虎头食肉负雄姿，马革裹尸酹壮志。”

毛泽东赋诗纪念：“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他不常为国军将领题诗，但这次他写了，全文六句，没有一句假话。

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为他追授“懋绩勋章”。

这是美国对盟军最高级别的军事荣誉，在整个远东战场，拿到这个勋章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戴安澜。

史迪威称他为“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而在安徽芜湖，他的墓前，刻着毛、周、蒋的文字，三个人，在那个时代，很少同台，但在这块石碑上，他们都低头了。

你可以说蒋先云也英勇，但他倒在内战前线，你可以说郑洞国有功，但他晚年太多争议，杜聿明也被两岸纪念，但他投降过，争议太多。

只有戴安澜，战死他乡，无污点、无争议、无遗憾，他没有留下政治立场，只留下一句话：“打赢再说。”

那些送他归来的百姓，不知道他在哪读书，也不管他是哪党的，他们只知道：这个人替他们挡过子弹，死在外头，就该接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