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博物院二期动工在即，首任外聘院长徐天进更“忐忑”了……

采访进行到最后，记者与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道别，并提出要去良渚博物院参观。“你去看一看吧，”徐天进特意嘱咐，“看完之后还需要再去读一些参考文献。”

徐天进戴着圆眼镜，蓄了一缕花白胡子，语速和步速不疾不徐。蓄须是他早年间开展田野考古时留下的习惯——那时连洗澡都不方便，胡子自然没法每日打理。此前，徐天进还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担任教职时，学生便评价他有“君子之风”。

办公楼停车场里，停满了浙江牌照汽车，唯独徐天进开的是“京牌”；来往交谈的各色人等，江浙口音偏多，而他说话则带着儿化音，不时还会冒出几个老北京词儿。虽然祖籍浙江永康，但是徐天进长期在北方生活。直到2022年4月，他受聘加入良渚博物院，方才回到浙江，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徐天进是良渚博物院首位外聘院长。对这一身份，徐天进的理解是，不算博物院的正式编制人员，不必参加行政管理会议，不用承担接待等行政事务。他只希望能够在博物院的展览策划、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徐天进醉心学术。办公室角落里，放着一个灰色铁皮柜子，与房间里其他木质家具格格不入。受聘成为良渚博物院院长时，徐天进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退休。他惦记着，还有好几本考古报告没完成，而铁皮柜子里装着的，正是从学校直接搬来的资料。

然而，铁皮柜子搬过来好几年，却从来没打开过。

徐天进办公室里的铁皮柜子。

聘任合同规定，徐天进每年在良渚博物院的工作时间不少于4个月。他当时想，还剩下8个月自由时间，足够完成欠下的报告。但是，博物院的事情远比徐天进预想的要多得多，他实际在博物院的时间每年超过10个月，偶尔离开也是因为出差。他笑着说：“好像比退休前在学校里还要忙。”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而良渚博物院则正是集中展示良渚文化的平台。今年5月，良渚博物院二期即将动工，徐天进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上任时，徐天进说自己是来“守门”的：“我不仅要守好良渚博物院这扇门，还要让它开得更大更敞亮，让更多人都愿意走进这扇通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大门。”

“良渚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可以反复阅读的空间

每次布设新展，徐天进总喜欢到展馆里去。为期3个月的特展，他要去“溜达”几十次，不仅观察观众的状态，有时还会跟观众聊聊天。

从策划的第一个展览开始，每次结尾处，徐天进都会建议列出拓展阅读的推荐目录。其中多是和展览密切相关的参考资料，从考古报告到历史文献，再到和具体展品相关的研究著述，数量虽然不多，却也能写满整面墙。展厅里，还专门放了一些相关书籍，供感兴趣的观众随时翻阅，以便更好地理解展览内容。看展的观众走到“参考文献”处，有人上网查阅，也有人直接下单买书。

看展览还要读文献，这对观众的要求会不会太高了？

“这种要求很正常。”徐天进回答。他认为，只看展出的实物，一次很难看深看透。他希望让“逛”博物馆变成“阅读”博物馆。把博物馆变成一个阅读空间，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喜欢博物馆的人，应该慢慢学会‘阅读’博物馆的方法”。

但“阅读”博物馆是件有门槛的事情。徐天进打比方，博物馆的“阅读”和读书一样，需要认很多字。“再好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认字，也没办法体会。”他希望通过展览引导观众，“慢慢提升阅读博物馆的能力，从兴趣开始，从识‘物’开始”。

不知是否因为仍然保持着大学教授的职业习惯，徐天进对策展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有着超乎寻常的要求。

良渚博物院内，观众驻足观展。

徐天进办公桌被书籍堆满，背后书柜也塞得满满当当。

去年，良渚博物院举办“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展览，从良渚时期到当代，现有成果综合到一起，整个漆器发展的脉络都要梳理下来。大量收集并阅读文献，从而形成逻辑、取舍观点，再组织展品，这些都是策展人的工作。同时，对各大博物馆馆藏也要有足够了解。而前不久闭幕的“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览，则借来了全国9个省市、21家博物馆的珍藏。被选中的文物，有些因为展览档期错不开，有些在原馆展位重要，不便出借，因此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工作量巨大。

在徐天进看来，博物馆的核心是“物”本身。如果办一场展览，坐轮椅来的老人观看展品需要用双手撑起身子，蹦蹦跳跳进来的小孩要踮起脚尖趴在展柜上，就说明展览的细节需要改进——徐天进认为，让观众看清楚展品，才能收获好的“阅读体验”，这是相当重要的工作。

2022年底，良渚博物院举办“郁郁乎文哉——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博物馆一般强调历史叙事，徐天进则考虑，能不能把文物最美的一面呈现出来？于是，策展前期，他准备了详尽的展览方案，经过反复琢磨讨论，最终决定去繁就简，只留下必要的器物说明，文字量极少。

为了让展出的文物“出片”，展馆的光线几经调整，同时还量身定制了支架。甚至就连展品摆放的角度也经历了多次调整，来回打磨展品与展柜的配合。观众反馈，用手机随便拍一下，就能达到和在摄影棚里差不多的效果，文物的艺术性得以凸显。

此次展览后，徐天进作为策展人的文物手稿图也开始在网络上流传。这些手稿色彩明快、细节丰富，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文物信息，记录了作者绘图时的所思所想，令人惊叹不已。徐天进却轻描淡写：“绘图是考古人必备的技能。”

这是一种“学院派”的策展风格吗？记者问。

“应该不是风格。学术性是博物馆的生命。”他又补充，“即便《西游记》被拍成了电视剧、动画片，被做成了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但是经典的东西还是要读原著。”

良渚博物院文创店里的考古文博图书。

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

采访过程中，徐天进和记者聊起当下的国际关系：“贸易战不是突然发生的，涉及历史渊源，还有地缘问题。”

在“跨行”成为良渚博物院院长之前，徐天进当了几十年的“考古人”。“考古人”看待问题的习惯方式与众不同，却又向来如此：以百年、千年的时间度量，与整个文明世界的空间共同组成坐标系，再审视和度量事件的定位。此前，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徐天进便不断向公众介绍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徐天进考入西北大学考古系，单纯只是因为觉得“有意思”：“那时候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考古？”

徐天进当时借读的中学距离秦始皇陵兵马俑不远，骑车不过半个多小时。出于好奇，他下课后总是要到发掘现场看看。后来，徐天进自己常驻遗址发掘现场，常有同样好奇的路人发问：这是在干吗？挖这些有什么意义？毕竟，精美的文物只是考古成果的一小部分。在普通人眼中，大部分出土文物与烂瓦片无异。有段时间，盗墓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大量涌现，有人甚至疑惑，考古难道是官方“盗墓”？

由此，徐天进开始意识到传播推广之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发掘周公庙遗址时，当地居民不明白考古队在“挖什么”，徐天进就让学生们制作展板，拿到县城、学校进行展览，向当地居民宣传考古发掘的价值和意义。这么一来，当地居民不仅对考古发掘有了概念，还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我们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北方小村庄，几千年前也很辉煌，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

徐天进也是最早推动考古工作向社会化、公众化发展的实践者。从2008年开始，北京大学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的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夏令营的规模从最初不到100人，逐渐发展到200多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不少当年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后来考取了北大和其他各大高校的考古专业，有的还成了高校考古专业的教师。徐天进说：“一个学生对考古的兴趣，不仅会影响他的人生，还会影响到学生家长，会影响一个班级、一所学校。”

来到良渚博物院后，站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平台上，徐天进希望让“考古”进一步影响到更多的人。他认为，考古研究的成果要与社会共享，而博物馆是一个重要渠道。

良渚博物院。

3年前，徐天进入职良渚博物院时，便迫切想要回答一个问题：良渚究竟是什么？他想把良渚文明“源”和“流”的关系讲清楚：“从时间上拉长来看，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在空间上拉开，中华大地上哪些文明与之相关联？”

通过若干年实践，良渚博物院如今正在尝试构建一个立体时空的框架坐标。比如，关于玉器的文化历史和艺术成就，以年代发展为脉络，展览已经办到汉代；良渚·三星堆文化交流活动和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主题展览先后在四川和辽宁举办，促进了相近时期不同文明的交流。

在徐天进看来，博物馆并不是一个简单输出知识的地方，也要教给大家看待世界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不仅用于认识古代世界，看待今天的世界同样有效。

“必须以这样的理念去建设博物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不断完善、发展。”徐天进说。

文化遗产共享综合体

前两年，徐天进在山西农村出差时，买下了一整套木工工具：斧子、刨子、锯子，一应俱全。他想，这些工具在新博物馆里可能会用得到。

“木材加工在良渚时期已经很发达了。起初用的是石制工具，后来是青铜工具。到汉代以后，有了铁制工具，而现在则是电动工具。对同一种材料的加工，随着技术和工具的进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近，徐天进正在考虑良渚博物院二期的展览计划，5000年来木材加工技术的演变，也许可以作为展览的一部分内容。

徐天进收来的木工工具。

对于即将开工建设的良渚博物院二期，徐天进的期待，是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博物馆”。怎么个“不一样”法？根据初步设想，他提出了“文化遗产共享综合体”的概念。

既然是综合体，展出的便不仅仅是文物，形式也不止于观看。据悉，良渚博物院二期设有展览展示、学术科研、社教体验、配套服务四个独立空间。对此，徐天进打了个比方：“相当于从传统百货店变成了现代商业综合体。”

按照目前的方案，良渚博物院二期将开设图书馆、餐饮店、文创店等，而这些空间未来都将成为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此同时，观众的参与度也将变得更高——一般博物馆中，人们只能隔着玻璃柜欣赏学习。而在新博物馆，文化遗产在功能上将得到极大拓展：可以“吃”，可以“买”，也可以“阅读”。

“我不太使用‘文创’这个词。”徐天进说。在他看来，现在的“文创”通常指旅游纪念品，他希望博物馆的商品更多是融入了遗产元素的日常用品：设计师被文物所包含的元素启发，展开几千年前文物和当下日常生活的“对话”，从而实现“博物—艺术—生活”的自然转换和延续。

徐天进正在翻阅展览图录。

对于良渚博物院二期，“学究”徐天进似乎换了种风格，这与他对学术性的坚持矛盾吗？

“陈列的还是‘经典原著’。”徐天进解释，博物馆不能拘泥于单一输出，而是要通过多元化的传播方式，让观众明白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良渚文明在同时期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最具代表性，有大规模的城市营建、有不同等级的墓葬、有制作精良的玉器、有结构明晰的水利设施……这些都是5000年前文明出现的考古证明。

徐天进认为，探索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最好的共享方式，良渚博物院可以是一个最理想的平台。

关于良渚博物院二期的展示方式，博物馆领域的专家同行已经探讨过，并基本获得认可。“没有借鉴参考的先例。”徐天进坦言，“当然，存在不成功的可能，但是探索有价值、有意义。”

徐天进近照。

上任之初，徐天进曾谈到，自己有三个“忐忑”。

第一个“忐忑”，出于个人研究方向。徐天进说：“虽然此前我来过良渚多次，但毕竟不是做史前考古的。到这儿工作，心里还是不踏实。浙江研究良渚的专家很多，水平都很高，即使我说服了自己，外界可能也会打个问号。”第二个“忐忑”，是因为良渚的特殊性。良渚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定位很高。徐天进始终觉得，做出来的东西要能给浙江、给中国一个交代，要与良渚的高度匹配。最后一个“忐忑”，源自良渚既有的成绩。从田野工作到申遗，再到博物院和遗址公园的运营，良渚始终处在业内领先地位。徐天进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个标杆能够再进步一点点？

如今，3年过去了，徐天进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也更“忐忑”了。某种意义上，对于徐天进来说，他和良渚博物院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原标题：《良渚博物院二期动工在即，首任外聘院长徐天进更“忐忑”了……》

栏目主编：陈抒怡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巩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