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王 勇
我的作品中有五部比较特别——“一个人”，表现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的歌剧《呦呦鹿鸣》；“一座碑”，以石匠为主人公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艘船”，致敬中共一大“开天辟地大事变”的歌剧《红船》；“一本日记”，讲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题材歌剧《天使日记》；“一封信”，写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华工华侨的歌剧《侨批》。
这五部作品都是“大题材”，但无论题材多么重大，“言情化”的创作理念始终不曾忘却，即“写人”，写具体、生动的人，写能引发同频共振的情感。
比如，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宏大的题材，既可以领袖为主角，也可以碑体设计者梁思成和参与设计的林徽因为线索，还可将吴作人、刘开渠等画家、雕塑家敷演成剧。然而，曲阳石匠们的故事始终吸引着我。石匠是人民的一分子，是最普通、最朴素的一分子，普通的石匠雕塑人民英雄才更有意义。于是，我写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选择从“刻小碑”升华到“刻大碑”的无尽感叹，凝练成“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的宏大主题。
回首创作之路，真善美，始终是主线。舞台就是艺术家的天地。我们一面叩问往昔，一面塑造未来。正如一个巨大的钟摆，当它侧首回顾的幅度越大，遥寄未来的距离才能越远。
12岁那年，我在家乡艺术学校学习采茶戏，那是一种流行于江西西部的“三小戏”。学戏并非我的主动选择，但看了京剧电影《白蛇传》，我被深深吸引。《白蛇传》剧本是田汉写的，我当时一连看了三遍，越看越喜欢。传奇的故事、幽幻的意境，那些“看断桥、桥未断却寸断了柔肠”“猛回头避雨处风景依然”的唱词，文辞背后温润的笔触、细腻的情愫，还有剧作中蕴含的真善美，直击我的心弦。14岁，我写了平生第一个儿童剧剧本《啄木鸟》。
40多年的编剧生涯，让我逐渐认识到：真正优秀的作品是诗性的、言情的。戏剧理论家张庚有“剧诗”一说，阐释中国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诗化”，即剧作也是一种诗。这一理论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冥冥中，我觉得儿时爱背诗的自己，最后走上编剧之路，或许就是一种“注定”。而红学家卜键老师讲述的戏曲类型化、程式化、言情化，对我的创作帮助颇大。诗性表达让艺术与生活保持距离，且高于生活；言情化创作就是写人，写人的情感。
无论创作经历，抑或工作经历，所有的人生历练都是弥足珍贵的积累。我的创作涉猎戏曲、话剧、儿童剧、歌剧、音乐剧、舞剧等不同艺术门类。戏曲则包括京剧、黄梅戏、赣剧、越剧、评剧等十几个剧种。我还学过表演、当了编剧、搞过研究、干了管理。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经历对我的成长影响深远，在那所几乎涵盖了所有艺术门类的学府里，我像海绵一样吮吸着丰厚的养分。不同艺术门类的特点，融汇到我的创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
今年，我给自己定下了新的创作任务：一部话剧《水木清华》，讲述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的故事；另一部是歌剧《南迁》，讲述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还有一部地方戏，通过一株茶树、一片茶叶，讲述茶的故事、茶人的故事。
梨园行里，写剧本的被叫作“打本子的”。我或许干不了别的，只能“打本子”。人这一生很短暂，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做好一件事，也就是“择一事，终一生”，就已“善莫大焉”了。
(作者为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京剧院院长)
《 人民日报 》( 2025年05月15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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