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的“肉体解放”：女孩以裸露为美，尊严成最廉价的东西

苏联，曾是世界舞台上耀眼的超级大国，却在 1991 年突然解体。这一事件如同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掀起惊涛骇浪，重塑了全球政治格局，也彻底改变了无数苏联人民的生活。

解体前，苏联凭借强力手段管控社会，黑帮被打压，色情、毒品交易无处遁形。政府大力发展教育，设立严格文化审查制度，电视节目杜绝裸体、同性等敏感内容，致力于为年轻人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苏联社会陷入困境，经济崩溃，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在部分别有用心的 “专家” 蛊惑下，许多青年开始质疑苏联体制，将其视为束缚自由的枷锁。

苏联解体后，社会陷入混乱。实权大佬忙于瓜分国家资产，成年人在生存线上挣扎，年轻人则挣脱束缚，无政府主义盛行。俄国青年将秩序崩塌后的混乱错当成自由，他们模仿美国人，白天在街头闲逛，夜晚则沉迷于吸毒、酗酒和各种派对，还将此称作 “精神与肉体的解放运动”。

在这种大环境下，苏联解体后的年轻女性观念和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她们急切拥抱西方 “潮流文化”，吸毒、酗酒、纹身成为时尚标志，与陌生男孩随意发生关系也变得司空见惯。为展现 “潮流”，她们穿着暴露，甚至以裸露为美。

乌克兰的女权组织 Femen 将这种以裸露为表达的行为发挥到了极致。奥克萨娜・莎蔲，这个有着可爱脸蛋的女孩，是 Femen 组织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因一系列激进的裸露抗议行为，面临五年牢狱之灾。

在一次针对印度大使馆的公开抗议中，莎蔲袒胸露乳，对印度大使恶语相向，喊出 “Kiss my ass!”。在听证会上，她声称这是为乌克兰妇女争取权利的抗议行动。

Femen 组织的座右铭是：“我们的上帝是女人，我们的使命是抗议，我们的武器是裸露的乳房。” 以半裸形式发起抗议的，除了莎蔲，还有安娜・荷索尔、萨莎・舍甫琴科。这些大多只有一二十岁的女孩，常聚在一起讨论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解体后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心想要推动妇女社会地位的变革。

Femen 组织从最初的三名成员，发展到后来有 300 多个年轻女孩加入，成员涵盖学生、记者和经济学家等不同职业，影响力从乌克兰扩展到欧洲，乃至在全世界都有了一定名气。

她们将组织命名为 Femen，目标是培养乌克兰年轻女性的领导能力、智慧和品德，并期望在 2017 年进行女权革命。创建者之一的莎蔲是专业画家，在基辅那间天花板长满绿色霉菌的公寓里，挂满了她绘制的裸体抗议像，彰显着她们的抗议决心。

俄罗斯总统大选时，莎蔲赤裸上身在普京的投票箱前抗议，结果被逮捕入狱。之后，她又因在印度大使馆前的抗议行为，被指控耍流氓。当时，Femen 组织的女孩们赤裸上身，挥舞着印度国旗，用力敲击大使馆的门窗，大喊：“乌克兰妇女中没有妓女！”

而此时，奥克萨娜・莎蔲在乌克兰内政部接受问询，安娜・荷索尔则坐在咖啡馆里，谋划着下一次裸体抗议活动。

Femen 组织常在咖啡馆招募新成员，那些积极参与裸体抗议的女孩，都是充满吸引力且怀揣理想的年轻女性。她们聚在咖啡馆，喝着苹果汁，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热烈讨论组织的行动方向。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妇女有着 “美丽，贫穷” 的刻板印象。

基辅的地铁和报纸分类广告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妇女招聘就业的虚假广告，比如 “俱乐部招聘女服务员”，背后实则是妓院在招募妓女。许多生活贫困、对未来绝望的女性，就这样掉进了陷阱。乌克兰 9% 的失业率中，相当大比例是女性，生活的重压让她们在诱惑面前难以坚守底线。

“如果说，女性的身体可以以各种形式被售卖，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身体来传播我们的想法。”2008 年夏天，Femen 组织成员身着妓女服装，首次走上乌克兰街头抗议。2009 年，在基辅的商业大道上，她们进行了首次裸体示威，抗议网络淫秽色情。

荷索尔表示，看到这次抗议反响强烈，她们决定将裸体抗议延续下去。在她们眼中，乳房只是普通身体器官，却能成为有力的抗议武器。

在 Femen 组织里，安娜・荷索尔很受欢迎。她身材娇小，神情严肃，27 岁的她是组织中年纪较大的成员之一，与莎蔲、萨莎・舍甫琴科一同，堪称 Femen 组织的主要理论家。几年前，在赫梅利尼茨基发起 Femen 裸体抗议活动时，21 岁的安娜・荷索尔正在研读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著作。

书中，倍倍尔在 19 世纪末于议会中提出给予妇女与男人平等权利的法案，这让荷索尔深受触动。反观自己和身边女性朋友的经历，荷索尔悲哀地发现，乌克兰女性的合法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障。于是，她将所学理论分享给身边朋友，惊喜地发现奥克萨娜・莎蔲、萨莎・舍甫琴科与自己志同道合。

三人一拍即合，成立了一个名为 “新伦理学” 的小组。当时，安娜・荷索尔还在大学学习经济学，她们便在校园里组织讨论群体，并很快组织了第一次抗议活动。“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团体变异成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组织，” 荷索尔坚定地说，“我们要为妇女运动带来更多极端。”

从 2008 年起，三个女孩搬到基辅。起初，她们的主要目标是为女学生争取合法权利，但很快，反对卖淫和乌克兰沦为性旅行目的地，成为她们关注的焦点。荷索尔无奈地解释道：“在乌克兰，像我这样正常的女孩，甚至不能在大街上随意走动，因为总有人会把我们当成站街妓女，上前询问寻欢价格。”

也正是因此，她们正式以 Femen 命名自己的组织。回顾西方女权主义的抗争历史，从早期微小的破坏行为，到 19 世纪在国会议员信箱里安置炸弹，再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规模示威和烧毁胸罩，女权主义者们尝试了多种多样的抗议形式，只为争取更多权利。Femen 组织从前辈们的斗争中汲取经验，在乌克兰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以独特的方式为女性发声。

在乌克兰，一名 16 岁女孩的传统理想归宿，是完成大学学业后，找到一个好丈夫结婚。可现实却是，这是一个男人能在网上像订购跑鞋一样订购妇女的欧洲国家，而妇女在大街上裸露乳房，随时可能被关进监狱。这便是 Femen 组织成员尖叫着半裸展示乳房的原因。

Femen 组织的赤裸上身抗议活动，并不局限于乌克兰本土，而是蔓延至整个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涉嫌强奸丑闻曝光后，Femen 组织成员统一扮成宾馆女仆模样，走上巴黎街头，在卡恩住宅前大声呼喊 “羞耻”；乌克兰一名 18 岁女孩被奸杀后，她们赤裸着上身走上基辅街头，宣泄心中的愤怒；

乌克兰承办欧洲杯赛事时，Femen 组织同样表达了极大不满，因为她们深知欧洲杯比赛必然会刺激乌克兰的性产业，让这里沦为欧洲人的性旅游目的地。在每一次抗议活动中，Femen 成员都赤裸上身，她们坚信：乳房，也可以是政治。

作为 Femen 的大本营，Kupidon 咖啡馆的走廊上摆放着一个玻璃箱，里面装满了组织的纪念品，有各式各样的咖啡杯以及印有乳房图案的 T 恤衫等。从这些纪念品看，Femen 组织仿佛更像一个流行文化团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妇女运动组织。

德国女性杂志《EMMA》曾以 Femen 为主题做过一期封面报道，操刀者是德国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和反色情活动家爱丽丝・施瓦泽。施瓦泽在文章中称赞道：“（Femen 组织的）女孩们不仅勇敢、聪明，而且颇具创意。”

要知道，此前施瓦泽一直极力反对媒体报道裸体女性新闻，此次却将袒胸露乳的乌克兰女孩放上杂志封面，令人颇为意外。对此，施瓦泽解释说：“客观来讲，Femen 组织的女孩们并非单纯裸露乳房，她们是把乳房当作抗争武器，通过这种方式吸引男性关注，进而将打击卖淫、打击贩卖妇女等信息传递给大众。我认为这极具意义。” 但同时，施瓦泽也不忘提醒 Femen 组织，要警惕走向另一个极端。

回到苏联解体后的大背景下，那些曾经充满朝气的苏联女孩，在 “肉体解放” 的浪潮中，不少人成为了受害者。罪犯们将这些穿着暴露、行为放纵的女孩视为 “摇钱树”。他们守候在女孩们常出没的场所，等待女孩们醉倒在街头，便立刻将其控制，随后卖给人贩子。

女孩们在醉生梦死中失去了自由，当她们试图挣扎反抗时，等待她们的是罪犯们的毒打，以及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虐待，直至她们彻底绝望。围绕着拐卖女孩，从东欧到西欧竟形成了一条罪恶的 “生产线”。

在摩尔多瓦，许多年轻女孩在生活的重压下，或是被虚假承诺所骗，欣然答应前往国外工作，却很快被歹徒控制，手机钱包被没收。歹徒们用暴力摧毁她们的尊严，经过简单 “训练” 后，条件好的女孩被卖到荷兰红灯区，条件稍差的则在一些落后国家简陋的旅店中，慢慢消磨掉青春。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年轻姑娘莫名失踪，而这条罪恶的 “生产线”，正是滋生在苏联解体后的 “自由” 土壤之中。

人们并非没有尝试拯救这些女孩，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许多被好心人花重金赎走的姑娘，竟主动 “重操旧业”。当她们满怀期待回到家乡，看到家乡依旧破败不堪，自己又身无长处且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时，便回想起在外面那种看似轻松的生活，哪怕是以出卖尊严为代价。

如今，摩尔多瓦近 1/10 的女性都走上了这条黑暗之路，甚至有不少女孩主动要求入行，她们已然将这种践踏尊严的行为当成了一份 “工作”。

苏联解体，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分裂、经济的崩溃，更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崩塌。年轻女性在这场巨变中，迷失了自我，以裸露为美，让尊严变得一文不值。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