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犇龙教授、王嘉教授、陶思丰教授：一起聊聊乳腺癌，临床中的“那些事儿”

前言

乳腺癌作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与遗传、环境及生活方式等多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乳腺癌领域涌现出诸多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例如情绪波动对疾病的影响、新药选择的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在诊疗中的应用等。为深入探讨这些前沿议题，医脉通特别邀请到三位权威专家——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杨犇龙教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王嘉教授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陶思丰教授，共同分享他们的见解与经验，为乳腺癌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近年来，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尤其是乳腺疾病，备受关注。从医学角度来看，情绪波动是否会引发或加重某些疾病？机制是什么？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近期，许多话题围绕女性情绪展开，相关关键词频繁登上“热搜”榜。许多患友、网友询问我，乳房结节或乳腺癌的发生是否与情绪因素相关。就此类问题，请问王嘉教授，女性受激素影响较大，情绪波动也相对显著，您是否认为情绪波动与乳腺、甲状腺、卵巢或子宫结节等疾病有直接的联系？

王嘉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我赞同这一观点，乳腺癌、甲状腺癌、肺癌等常见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情绪状态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临床实践中，我遇到许多因乳房疼痛而求医的患者，她们普遍担心乳腺增生可能发展为乳腺癌。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乳腺增生一般不会转变为乳腺癌，我们有责任向患者解释这一点，以减轻她们的焦虑。

从病理学角度来看，乳腺上皮细胞表面布满了与血液中激素结合的受体，这种结合类似于“锁和钥匙”的关系，结合后可能引发疼痛，而疼痛可能会引发患者担忧，而这种担忧反过来又可能加剧疼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作为女性医生，我在职业生涯中注意到，许多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展现出相似的性格特征。因此，我经常提醒患者，情绪调节对于女性的健康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情绪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嘉教授刚刚提到乳房疼痛的问题，我了解到陶思丰教授在许多平台上进行科普工作，前来就诊的年轻女性中，因乳房疼痛而求助的患者数量可能非常多。请问陶思丰教授，是否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这些患者的疼痛程度如何？在面对乳房疼痛较为严重的患者时，您通常会如何与她们沟通并给予建议？

陶思丰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在临床中，会常遇到女性患者反映，以往常为在月经前感到乳房疼痛，但就诊时通常感觉在月经结束后仍然持续疼痛，甚至每天都会疼。虽然这种疼痛不至于让人痛不欲生，但对于一些特别焦虑的女性来说，她们会放大疼痛的感受，甚至将其与癌症联系起来。

首先，我们需要消除患者的疑虑。正如王嘉教授所说，乳房疼痛与乳腺癌或乳腺肿瘤并没有根本性的联系。大多数乳腺癌并不会表现为疼痛，如果乳腺癌出现疼痛，通常意味着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压迫神经组织或发生皮肤破溃，这种情况下患者往往早已发现异常。而乳房疼痛更多是生理性的，正如王嘉教授提到的，这就像“钥匙与锁”的匹配，疼痛是乳腺组织在内分泌作用下的一种生理反应。成年女性只要拥有乳腺组织，在内分泌的作用下，就可能出现疼痛或增生的表现。如果试图治疗这种疼痛，除非去除乳腺组织或降低激素水平，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患友们更需要调节情绪，情绪稳定有助于内分泌平衡，从而减少对乳腺的刺激，缓解疼痛。疼痛缓解后，心情也会随之放松，形成“良性循环”。

关于如何调节情绪，我常常引用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阿Q在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会选择“让他去吧”。比如，与同事发生争执时，如果无法解决，不妨选择放下，睡一觉就好了，不要将负面情绪积压在心里，否则可能导致内分泌紊乱，进而影响免疫系统，引发一系列疾病，就不仅仅是乳腺问题了。因此，保持轻松的心态尤为重要。

面对乳腺增生所致疼痛，我们是否应该及时就医并考虑药物治疗？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在诸如小红书和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时常可以见到一些所谓的“偏方”，例如使用蒲公英、金银花等草药，声称女性服用后能够疏通乳腺、减轻疼痛。此外，还有乳房按摩等方法时常被提及。对于这些方法，王嘉教授您是否给予推荐？

王嘉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在门诊中，我通常不太推荐为乳腺增生或乳房疼痛的患者开具药物，而是更注重健康教育。正如陶思丰教授所提到的，许多患者之所以焦虑，是因为即使我们向他们解释事实，他们仍然难以接受。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需要学会接受现实并放下心理负担。例如，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失眠的经历，成年人难免会遇到压力，导致难以入睡。但越是强迫自己入睡，反而越难以入睡，相反，如果接受“今晚可能睡不着”的事实，心态放松后，反而可能更容易入睡。

同样地，在门诊中，我们常常告诉患者，疼痛并不可怕，只要接受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即可。只要常规体检结果显示没有问题，医生也明确告知没有异常，患者就无需过度担忧，应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而不是陷入无谓的焦虑中。接受事实，放下心理负担，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请问陶思丰教授，对于顽固性疼痛，如女性痛经、月经前的乳房胀痛或失眠，您认为在何种情况下需要药物介入？是在症状可以忍受的情况下继续观察，还是应该立即采取药物治疗？

陶思丰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疼痛是否影响到工作、学习和生活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疼痛确实对生活产生了影响，那么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当我们尝试自我调节情绪但未能缓解疼痛，且无法放下时，通常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正确的干预措施，如服用止痛药等。一般来说，疼痛得到缓解后，状况往往会好转，从而逐渐步入正轨。如果不及时服药，长期忍受疼痛可能会导致疼痛加剧。因此我认为，在必要时，服用药物是恰当的选择。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生活中，确实有许多女性遭受严重的痛经困扰。请问王嘉教授，以您的经验来看，是选择忍耐疼痛的女性多，还是选择通过服用药物来缓解疼痛的女性多？

王嘉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我也想借此机会，提醒观众朋友们，实际上痛经与乳房疼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如果确实存在痛经问题，我们应当找到其根本原因，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巧克力囊肿等，应及时就医，明确病因并进行针对性治疗，而不是简单地选择忍耐。如果经过专科医生检查，确认乳房疼痛或痛经为生理性，且彩超、钼靶等检查结果均显示无异常，排除病理性问题后，则可遵循医生建议适当服用一些止痛药物，针对生理性疼痛采取适当的缓解措施是合理的。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疼痛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我们需要关注这些信号，它们可能提示身体存在某些器质性、精神性等问题。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应积极寻找问题的根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乳房疼痛或痛经，也适用于身体其他部位的不适，只有通过明确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维护健康。

目前一些有趣的研究也在进行中，有研究表明左乳癌的发病率比右乳癌更高，在临床实践中是否有发现这种现象？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最近，我注意到一些观点，有研究声称左乳癌的发病率高达55%，而右乳癌的发病率仅为45%，大家在临床中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吗？

陶思丰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从科学角度来看，左乳癌与右乳癌的发病率并没有显著差异。我曾经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对此深有体会。十年前，我在某天手术时发现当天所有患者都是左乳癌，当时大家还开玩笑说：“怎么这么多左乳癌？”甚至有人提议要专业化，专门研究左乳癌，自封为“左乳癌专家”。虽然当时觉得这种现象很有趣，但如果进行统计分析，左右乳癌的发病率应该不会有明显差别。

至于某些科普内容提到的数据，例如左乳癌占55%、右乳癌占45%，这些说法可能与实际不符。虽然我不确定这些数据的来源，但如果有兴趣，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验证其准确性。科普应基于科学事实，而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或误导。

面对乳腺癌领域新药的不断涌现，医生是否会“选择困难”，如何为患者做出最佳治疗选择？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作为从事乳腺疾病诊疗多年的医生，我自2008年入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来，见证了国内外乳腺癌诊疗水平的显著进步。面对众多新药物的不断出现，请问两位，治疗选择的增多使得诊疗过程更加顺利，还是增加了治疗的难度？

王嘉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我认为，当新事物出现时，我们不应过多讨论其好与坏，而是应以最快的速度接受并迎接未来的挑战。新事物的存在是必然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正如您提到的药物选择问题，就像武当山的武术高手不会因为武器增多而放弃练武或打斗一样，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使用这些武器。

对于医生而言，面对越来越多的治疗选择，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为患者制定最佳方案。医生的犹豫或彷徨并非因为药物选择增多，而是因为医生需要为每位患者提供最适合其个体情况的治疗策略。医生需要学习更多知识，权衡更多利弊，以确保患者能够获得长期生存保障、更大获益以及更好的生活质量。

因此，患者朋友们应当理解医生的谨慎和深思熟虑，这并非因为药物选择增多而导致的困惑，而是医生在为每位患者寻找最合适的治疗方案时所付出的努力。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作为乳腺科医生，我们确实需要不断学习。如果半年未关注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再回归时便可能会遇到从未接触过的研究或新药，而感到落伍。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都停留在数据层面，例如“医脉通”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中提到生存率提升百分之两点几、三点几或五点几，虽然提供了统计学上的结果，但并未具体说明这些患者是如何治疗的。

这正是我们医生的价值所在。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将这些研究数据转化为每位患者的具体治疗方案。不过，这一过程并非易事，例如，当患者需要多花费10万或20万元以换取数字上的生存率提升时，我们很难确定这种提升对患者个体而言意味着什么。陶思丰教授，您对于这一现况如何看待？

陶思丰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确实，随着药物种类和选择的增多，治疗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从选择，而是难以确定哪种药物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界限往往难以界定。我们更倾向于为患者选择适合其个体情况的治疗方案，基于科学依据和循证医学证据，根据指南共识、相关研究数据和入排标准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一般不会出错。不过，患者可能更适合另一种药物，这种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医生需要根据循证证据选择患者适宜的药物，并在使用后观察患者的反应，逐渐发现某些药物对特定患者效果更好。这种差异往往是细微的，很难断言某种选择一定优于另一种。

正如杨犇龙教授提到的，医生需要在众多药物中进行权衡，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反馈的过程，这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治疗手段的增多，医生需要不断学习和分析，以便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这一过程虽然复杂，但正是医学进步和个体化治疗的核心所在。

王嘉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此外，在乳腺癌领域，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类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国产新药，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在临床中，患者常常会问：“进口药是否一定比国产药更好？”我通常会以手机为例进行说明，例如，华为手机有低配和高配版本，国产药和进口药也是如此，它们的质量和效果并非由产地决定，而是由药物本身的研发水平、临床试验数据以及适应证范围等因素决定。

作为医生，我们应基于科学数据和循证医学的原则，将药物的疗效、不良事件以及相关研究结果清晰地呈现给患者，帮助患者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应始终以患者的获益为核心，确保治疗方案的科学性和个体化。患者可以信任医生的专业判断，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推荐最适合的药物，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

随着人工智能（AI）在众多领域的快速发展，其在乳腺癌诊疗中的潜在角色日益受到关注。未来，AI将主要作为辅助工具提升诊疗效率，还是可能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参与者？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近期，AI的进展备受关注和热议，也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生活。随着信息量的增加，我们越来越难以仅凭人脑快速做出决策。AI能够高效整合信息，并可能提出看似合理的方案。未来AI与医疗领域的整合将达到何种程度？目前对此的看法呈现两极化，一方面，有人认为AI医院即将出现，所有医生和诊疗过程都将由AI完成；另一方面，有人感到恐惧，担心AI会出现错误和混乱，甚至产生“AI幻觉”，认为在医疗这一涉及生命的领域，绝不能允许AI过度介入，最多只能作为辅助工具。我想与两位教授一起谈谈，作为技术型人才，您更倾向于开放地拥抱这一技术，还是持谨慎态度？

陶思丰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关于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我持开放态度，但在现阶段，我认为它只能作为医生的辅助工具。每位医生的知识面都有局限性，而AI可以帮助我们拓宽知识边界，快速检索并提供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我原本不了解的，我可以从中筛选出有用的内容，弥补自身知识的不足，从而制定更完善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但是，AI目前还无法完全分辨信息的真伪，我不会直接采用AI生成的方案。

尽管AI在信息检索方面表现出色，但它仍处于发展阶段。与普通搜索引擎类似，AI可能会提供全面的信息，但缺乏精准的判断能力。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其优秀的学习能力，AI的精准度将不断提升。未来，AI可能会取代大部分医生的常规工作，甚至能够完成简单的标准化的手术，且操作更加精准、规范和高效，或将成为医疗领域的“流水线”模式。

但目前，仍有关键问题尚未解决，如人类是否能够完全掌控AI？我们无法确定未来是否会出现AI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在推动AI技术应用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确保其始终在人类的可控范围内，为医疗行业带来真正的价值，而非不可预知的风险。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不谈未来，如果当下有患者拿着一个DeepSeek生成的方案来质疑您的治疗策略，您会反感吗？

陶思丰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每位患者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与医生建议不同的治疗方案，这是很常见的。即使在AI出现之前，患者咨询多位医生并获得不同意见的情况就已经存在。有时，十位医生可能会给出十个不同的治疗方案。这要求医生持续学习，以确保自己的结论尽可能准确，避免提出模糊或有偏差的方案。过去，医生常说要个体化治疗，但个体化方案的范围实际上非常有限，仍需遵循规范化的指导原则。医生应不断自我提升，确保治疗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谢谢陶思丰教授的分享。王嘉教授怎么看？您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抱AI的人吗？

王嘉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在聆听两位教授的讨论时，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DeepSeek等AI平台既然已经出现，我们应当接受它们，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接受和利用这些技术。我始终认为，AI平台本质上是信息收集工具，它们能够高效整合信息，但最终的平衡与决策权仍应掌握在人类手中。至于未来AI是否会取代人类医生，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作为人类医生，我们与机器有着本质区别。如果我是机器，那么用机器看病是理所当然的；但既然我是人，就应当由人来主导诊疗过程。AI永远是一个工具，它应当辅助我们，而非取代我们。我常常联想到迪士尼动画片中的场景，AI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小精灵，在医生的肩膀上不断搜集和提供信息，而医生则基于这些信息做出最终判断。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点，AI是工具，我们应善加利用。

其次，我认为信任在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医生在面对他人推荐、更加熟识的患者时，会感到更有信心，而这种信心源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如今，AI的加入为医患关系增添了新的维度。如果患者选择相信AI而非医生，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不会强求。但是，如果患者选择相信我，我会明确告知他们，我会善加利用AI辅助诊疗，但最终的决策权在我手中，AI只是我的辅助工具，而非主导者。

对于在门诊中，是否会利用AI来节省时间，甚至可能取代与患者的交流？我仍然持传统观点，如果患者前来寻求帮助，可能是因为接下来需要由我进行手术，对于外科医生而言，与患者的沟通极为重要。尽管在我们看来，可能进行的几次谈话似乎毫无关联或作用，但对患者来说却极为重要。我必须展现出我的真诚，并让患者感受到我提供的情绪价值，从而建立起信任，更好地为患者进行诊疗。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陶思丰教授，如果您用DeepSeek来搜索您不了解的领域的时候，会背着患者偷偷检索吗？

陶思丰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我现在不会，以前会的。现在，我可能会跟患者说，一起看看DeepSeek的相关结果，以便我们共同参考。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有时候，我也会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否与AI一致，并检查是否有最新的更新信息，以确保没有遗漏关键线索。我认为医生可以坦率地告诉患者，人类的大脑在信息处理的全面性上确实不如AI，但正如王嘉教授所说，我们所做的只是将AI作为辅助参考，具体的决策判断还是我们自己。

杨犇龙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感谢王嘉教授与陶思丰教授带来精彩分享，他们不仅从专业角度深入剖析了情绪管理、药物选择、AI应用等乳腺癌诊疗前沿议题，还借助生动案例与幽默比喻，将复杂医学知识转化为通俗健康启示。通过这场对话，我们认识到乳腺疼痛可能与生理周期相关，焦虑会加剧症状，情绪调节是打破“疼痛-焦虑”恶性循环的关键；新药涌现为患者带来更多希望，但医生需在循证医学基础上结合患者个体情况权衡利弊、制定精准方案；AI是医生的“智能助手”而非替代者，其价值在于高效整合信息、辅助决策，最终诊疗权仍由医生掌控。期待未来能以更多元形式交流，用轻松对话传递严谨医学知识，为女性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下期再会。

专家简介

杨犇龙 教授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 副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师从吴炅教授。

•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乳腺癌委员会秘书长

•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专家组副召集人

•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整合防筛专委会常务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外科专家工作组专家委员

• 中国医促会乳腺癌专委会委员

• St Gallen乳腺癌大会青年教育及社交媒体大使

• 中关村微创联盟乳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 复旦大学医学科普青年联盟理事

• 《有点不医杨》系列视频节目创始人
  

王嘉 教授

• 主任医师、教授、硕导

• 医学博士、博士后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

•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学组委员

•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抗癌学会乳腺癌整合防筛专业委员会常委

• 辽宁省医学会乳腺外科分会常委

陶思丰 教授

• 外科学博士，肿瘤学博士后，主任医师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病区副主任

•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青年委员

•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专家

• 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 浙江省医师协会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 浙江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委副主任委员

•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委员会浙江省分会常委

• 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数项，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编辑：Winnie/Uni

审校：杨犇龙教授、王嘉教授、陶思丰教授

排版：Uni

执行：Aur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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